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党的第一批公开的生存征象
资产阶级圈子里的人们多次认为，我们完全死去了。人总是相信他所很希望的东西。因为我们表面上所表现的生存征象这样少，有什么比我们已几乎不再生存更可能呢？但是我们生存着。当一八七九年二月间在布勒斯劳西部举行补充选举时，我党也起而应战，即使它未获胜利，并且集中在其候选人身上的选票虽较一八七八年主要选举时少些，但与资产阶级诸党比较，我们损失最少。布勒斯劳的第二个事件表现得更加清楚，党还是生存着。五月二十二日，布勒斯劳东部的议员克劳斯·彼得·赖因德斯同志患无产者病而死。赖因德斯直到最后一息都是全心全意为党服务，对于他，党高于一切，所以为他举行了布勒斯劳空前未有的盛大葬礼。他的补充选举的结果超出我们最大胆的期望。虽则警察以迄今未有的野蛮手段干涉竞选，例如他们禁止一切选举集会，以致哈森克莱维尔（他被推为候选人）和麦克斯·凯泽尔（他在竞选中支持他）都只能在自由地区的一次集会上讲话。七月八日的选举结果是哈森克莱维尔和一个进步党候选人之间的复选，在复选中哈森克莱维尔以多一千二百票而获胜。敌人们遭到惨败，所以党更满意地庆贺胜利。这证明了，即使处在反社会党人法之下，不管一切诡计和暴力，党也能胜利。
继布勒斯劳的胜利之后，党遭到一个重大损失。八月一日，奥古斯特·盖布在卧病不久以后因心脏猝中而逝世。可以这样说，这个外表这么强壮、具有雄壮的男子头颅和长髯的人在三十八岁的年纪竟作了反社会党人法的牺牲者。若不是这个法令的刺激、凌辱和苦恼，他还会活许多年。在党的谋士中间，这个人始终站在最前列，并且是最优秀者之一，对他的十分爱戴和尊敬，在他安葬的时候表现出来。有三万多工人跟在他的灵柩后面。汉堡，党的最足以自豪的堡垒，后来证明了，盖布作为播种人所共同播下的种子长起来了。因为他的死亡，当时已患重病的白拉克的妻子写信给我妻说：
“不伦瑞克，一八七九年八月二日。
我亲爱的珠丽！
我迫不及待地今天写信给你。在接到这信的时候，你必定已知道盖布先生昨天因心脏猝中逝世。这使我们非常遗憾，他是一个杰出的人，并且在为社会民主党服务方面是一个勇猛的战士。我的丈夫今天早晨为内心情感所支配，眼里含着泪珠，我对于可怜的盖布夫人也感到无限同情。他们没有小孩，所以她的丈夫就是她的一切。唉！在世上受了一个这么不幸的打击，真令人不胜感伤，她的生活必然成为一片悲惨的荒漠。昨天我们还很高兴，看见你亲爱的丈夫在我们这里。我们还坐车到树林中远足，因为遗憾的是我的丈夫仍行动不便。他的脚好像麻痹了，它已没有生机。你的丈夫回头来会向你叙述的。这种情况究竟给我造成多少恐惧和烦恼，我不必向你尽述。看不到有什么起色，使人沮丧失望。每当我想到，在先他是多么健步，又看看他现在的衰弱，就感到悲痛异常。每想到他的状况也许会同一个老爷爷一样，我就无法排遣，但是他却还是那么年轻，一个年轻的人遭到这样的命运，要比一个已经进入暮年的人苦恼得多。再过八天我的丈夫将到巴登—巴登去治疗。我的弟弟正到汉堡去参加盖布的葬礼。希望他也能在那里遇到你的丈夫。我的丈夫曾往汉诺威打电报给你的丈夫。他也会为这消息吃惊的，我们当时还谈到盖布的病情。对于你的友好的邀请十分感谢，我本会多么高兴到莱比锡去一趟，但这是难以想像的。然而，你的丈夫曾答应我，在这个秋季你同夫利达到我们这里来。这对我来说，是愉快无比的。关于这，我们以后再通信。今天就此搁笔，我须下楼去准备晚餐。祝你好，盼你不久再来封信。衷心致候并向夫利达致以诚心的爱。
你的艾蜜丽·白拉克。”
继奥古斯特·盖布逝世所加于我们的重大损失之后，又有些成功。一八七九年八月在萨克森举行邦议会补充选举，根据法令只有三分之一选区参加选举。在其中一个选区——莱比锡乡区选区，李卜克内西获胜，在兹维考乡区，律师普特里希获胜。我们在德累斯顿乡区之一和在开姆尼茨市的一个选区所得的票数都比以往有显著的增加。在开姆尼茨市，警察胡作非为，有如发疯一般。他们竟在选举日之前不久逮捕了二十名折叠传单和选举票的我党同志，把他们用一条绳子绑得像一捆雪茄烟似地带到警察局去了。在那里，大多数的被捕者又被释放；却把党的候选人尤利乌斯·瓦尔特希和其他几个人不顾公理与法律地禁闭许多天。提起控诉是不能的。这种办法的目的在于破坏我们的选举宣传。这个目的，由于开姆尼茨警察所犯的卑鄙违法罪行，也达到了。
爱尔福特和马格德堡的国会补缺选举，党进行得很顺利。这次的成功使敌方报纸非常懊丧，以至它们一部分现在倡议把反社会党人法延长到一八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后去。一八八〇年一月初，白拉克认为有必要把他的第十七萨克森国会选区格老绍—美拉内一荷亨斯坦的委任辞去。这次辞去委任，引起敌方报纸各种各样的愚蠢的曲解和造谣。白拉克之所以辞去委任，是因为他既不能与《社会民主党人报》取得谅解，也不能同李卜克内西和我意见一致。此外，业务上的顾虑也促使他退出公众生活。白拉克为此在一八八〇年四月八日第十五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回答说：
“我声明，第一：我的健康状况不幸是这样可悲，还在耶稣圣诞节前，我的医师、医学博士奥托·穆勒在几个月来呈现的好转后对我说，他抱着极严重的忧虑。就是现在我仍患有周期性的、非常严重的感冒，只此就足以迫使我静止勿动；还患有一种风湿性关节炎症，竟然时常使我在室内如无人扶持就行动艰难；还患有一种神经性病，对于这种病，每个较大的紧张和兴奋，即使不是致命的，也都显得危险。如果说在不伦瑞克无人相信这种病症的话，那就必定大多数居民在一夜之间都变成禽兽或天使。第二：业务的‘照顾’，像一般物质利益那样，在我一生中没有妨碍我为我的信念尽我的责任。至于趁我现在不得已而引退的机会所作的相反的断言，则是极端肤浅和粗暴的侮辱。‘对于一批贵族大地主’，我迄今未尝加以‘照顾’，幸而现在也不加以照顾。迄今与我往来的那些先生们显然是欣赏我的业务原则，并不问我的政治立场，那些胆敢究问我的政治立场的人最好远远离开我（白拉克经营父亲的生意：粮食和面粉买卖。——奥·倍·）。第三：我诚然是对每个强暴行为表示遗憾；但是历史表明，每次来自上面的暴行总产生来自下面的暴行。所以我也完全同意我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以及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意见。因此，即使我暂时确属于全残废之列，也谈不上是他们所谓的一个‘损失’。”
这个声明是白拉克在公共生活中的末次露面。此后仅仅两星期，四月二十七日晚上八点钟，他就因严重呕血而逝世，年仅三十八岁。一颗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一个最可爱的人不在世上了。党失去了一个具有高度才智、永不厌倦、甘愿牺牲自己的同志，他的妻和他的儿女失去了热爱他们的丈夫和父亲，他的年老的双亲（他的父亲也已患病多年）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儿子。我们同他本人接近的人们失去了一个总是乐观的可爱的朋友和伙伴，“一个你找不到的更好的人了”。
星期天，五月二日，在非常多的人参加下举行了白拉克的葬礼。这时警察又一次表现出他们的全部野蛮性和无耻的卑鄙行为；他们禁止在队伍中佩带志哀标记和在坟墓前演讲。但这并无损于仪式的隆重。不伦瑞克的我党同志自己动手铲土封墓，他们的妻用鲜花撒满墓丘，围绕着它筑成一座花圈和棕榈枝的小山。几十年来，不伦瑞克的同志，每逢他们难忘的领袖的忌日，都在他的墓前举行纪念，已成惯例。
白拉克辞去委任以后，伊格纳茨·奥艾尔被提为第十七萨克森选区的候选人，为了他的竞选，我在第五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号召募捐。三月二日，奥艾尔以八千二百二十五票超过他那得了七千二百五十六票的对手。参加选举的人不多，奥艾尔的票数超出的也不多。但这与他无干。在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〇年的冬季，尤其是在当时比较多的手工织工中间，困苦已达极点，结果是普遍的沮丧。特别在所谓穆尔森格隆德的各织工村的手工织工中间，困苦如此严重，我认为应当对这种情况进行调查，并且为了促起世人的注意，发表了一本题名《我们的织工怎样生活》的小册子，共出了两版。在整理资料时我一再提出这个问题：这些人究竟怎样还能活下去？
另一种对参加选举起不利作用的情况是，官厅对旅馆主人规定不准供给会场开会。当奥艾尔设法补救，辗转各地，在旅馆里叫人把人们召集来举行私人谈话时，宪兵就奉到命令，步步跟随着他。当时萨克森的各机关，上自最高首脑，下至最低级宪兵都醉心于这种愚昧的救国办法，但如结果所示，没有达到所希望的效果。在这里也简单提一下当时一伙汉堡同志在汉堡对奥艾尔所显示的不可言状的卑鄙行为，莫斯特在《自由》报上还为他们帮忙。他们指责奥艾尔和拉考夫等，说他们在柏林宣布小戒严后要求的钱比他们所应得的多。有某一个克兰斯托维尔是这次责难的主要发言人，而资产阶级报纸欣喜欲狂地把这种责难加以传播并相应地加以注解。奥艾尔和拉考夫对克兰斯托维尔提起诉讼。这案件没有丝毫能污损他们二人的荣誉。关于这个诉讼，汉堡报纸的报道也非常客观，只有柏林《邮报》，在当时同如今一样是属于党的最恶毒而又最不公平的敌人的，对奥艾尔攻击得最凶狠。这促使我公开地对克兰斯托维尔及其伙伴说，他们由于怨恨奥艾尔而对他作此恶作剧。但因那时屡次发生这种互相谩骂的争吵，而且最可注意的是，那不正当的一方总是倒向莫斯特阵营，所以我在一八八〇年的第七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篇激烈的文章，我在文内说道：
“这原是敌方报纸以往的策略，把个别社会党人之间所发生的分歧故意扩大并加以挑拨，希望以此在党内造成猜忌和分裂。新近又屡次重演这种策略。与社会党人为敌的报纸希望现在能够导致一个有更大效果的分裂，因为非常法取缔了德国的党报和集会权，使我们不可能驳斥攻击和污蔑，并适当地揭露敌方的策略。所以每个党员同志更有责任，在同志的圈子里反对传播那些可恨的说法，若有不充分明白的地方，可以询问他知道了解得更多的同志而获得解释。在社会主义政党存在的期间，任何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大家团结的必要。这种感觉如果削弱，或者因为个别人对这个和那个怀有私怨，或者由于天生好议论和吹毛求疵的恶习，作了恶毒控诉的话筒，而破坏了这种感觉，这样，党就不再是现在这样，它将成为一个集团，最后，真诚为事业的人由于讨厌而退出，相反地，那些不能成事的无能的捣乱分子却固守阵地。”
但是那些在汉堡有组织地进行的争吵，当时对于大多数汉堡同志没有影响，这在汉堡第二选区的一次国会选举时显示出来了。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即白拉克逝世之日，我们的候选人哈尔特曼以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八票被选入国会，这就是说，以我们在这选区空前的最多票数而当选。自从那天起，这选区一直为党所保有，从未间断，这个选区的代表，自一八八一年的国会选举起是亨·迪茨同志。莫斯特始终努力反对选举，对于哈尔特曼的胜利他所加的注解如下：“汉堡俗人要想来个变换，所以不把（自由主义的）泥水匠鲍埃尔而把鞋匠哈尔特曼派往柏林。如此而已。”这样的卑鄙已成为莫斯特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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