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通常只有通过社会才有可能，所以全部劳动果实应归社会所有，也就是应按照平等的权利、按各人合理的需要分配而归社会全体成员所有，并且人人有参加劳动的义务。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所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转变为社会公有财产，并要求在按照公共利益来使用和公平分配劳动所得的情况下集体调节全部劳动。

　　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对于工人阶级，一切其他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2．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由这些原则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劳动制度连同其铁的规律和任何形态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首先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但也意识到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且决定履行工人运动加在工人身上的一切义务，以便实现全人类亲如兄弟的关系。

　　3．为了开辟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求设立依靠国家帮助并受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的生产合作社。无论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大规模地成立起来，以便能从这中间产生出全部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1]

　　“我个人还不能有所奉告，因为在作判断之前，必须先明了所决议的东西是什么。如果这些决议不是荒谬的，那么我们也不要制造荒谬。（暗指李卜克内西写给白拉克的信中的话。）无论如何，李卜克内西、盖布等是有诚意补救所犯的错误的。大会的经过表明，草案为了工人所必需而作的让步，远较由于照顾个人而对哈森克莱维尔等人所作的让步为少。到现在为止，就可能判断的而言，我对大会满意，因大会表明了，工人事实上比我所想象的进步得多。”

“莱比锡，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您三月底的来信，我搁起来没有回信，非常抱歉。但我可以向您实说，在被释后的头三、四个月没有一个钟头的安静时间来复您的信，就在今天仍难挤出所必需的时间。

　　我完全同意您对于纲领草案的意见，由我给白拉克的信可以证明。我也严厉谴责了李卜克内西的委曲求全，既然遭到灾难，就应该尽可能逃出此难。代表大会决议各项是所能达到的极限了。另一方面却表现了一种可惊的浅见和部分的怨恨，如果不愿使这个大声喧嚷中上演的合并代表大会给敌人称快，给党大丢其脸，闹到无结果而散，那么就必须像捧小磁人似的对付这些人。虽然如此，我们最后，特别在人选问题上，却还做到使我们能对于结果感到满意。当然还要对浅见和个人利己主义作许多斗争，但我毫不怀疑，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就可以斗争到底而无损于整体，并且在两年内那些现在还有些顽固的分子会充满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种。

　　全部是一个教育问题。人们受了八、九年拉萨尔—施韦泽式的精神教育，不能马上就习惯于另一种方式，在这里重要的是耐心。

　　如果我们这里能够满足从各方面涌来的要求参加集会和作庆祝会演说的邀请，我所说的教育方法也许可以大大省略。同这些人作些私人往来可以很快地扫除偏见和成见，但是我们能够完成的较之所要求的差得不远了。

　　我特别被我的生意弄得疲惫不堪，因而对于邦议会选举的失败没有比我更高兴了。李卜克内西和莫特勒虽然专在党内任职，情况也并不比我好些；因为他们的经常工作同流浪的鼓动生活很不协调，并且我们对于这一点做得已经太多，对它不感到很大的热情了。而且肺部和发音器官也有点意见。

　　一般说来，我们对于党的活动是很满意的，现在才看到，以往的斗争怎样地分散了力量。现在党的财务情况是以往所没有的，虽然营业萧条，会费却收得很准时和正常。

　　承您友好地邀我到伦敦去，照上述的情形看来，我自然是难以遵命；我很愿意到古老的英国去一趟，但目前还不能作此想。明年我或许要到莱茵省，也许到荷兰去做生意，那么到您那里的路程就不太远了。

　　我听说，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但是我或许见不到他了；据李卜克内西说，他想取道巴伐利亚回去。我大约十四天后来到卡尔斯巴德，我想到波希米亚作业务旅行，但届时他大约已不在那里了。马克思如果回去，请代我向他致候。您不打算到德国故乡来看看吗？您住在英国好像锈住了。

友谊的敬礼

　　您的倍倍尔。”

“伦敦，一八七五年十月十二日。

亲爱的倍倍尔！

　　您的来信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这种合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是太轻率了，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将来分裂的萌芽。如果这种分裂能推迟到下届帝国国会选举以后，那就很好了……

　　现在这个形式的纲领包括三个部分：

　　1．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接受这些东西是我们党的一种耻辱。如果两派要想在一个纲领上取得一致的意见，那就应当采纳双方一致同意的东西，而不涉及并非双方一致同意的地方。诚然，拉萨尔的国家帮助也曾列入爱森纳赫纲领，但是，在那里它不过是许多过渡措施中的一个，而且就我所听到的一切来看，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要不是合并，它就会在今年的代表大会上根据白拉克的提案删掉了。现在它却被看做医治一切社会病症的不可缺少的和唯一的良药。让‘铁的工资规律’和拉萨尔的其他词句强加在自己的头上，这是我们党在道义上的一次巨大的失败。我们的党改信拉萨尔的信条了。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否认掉的。纲领的这一部分是奇耻大辱，我们党就带着这样的耻辱匍匐于神圣的拉萨尔的赫赫声名之前；

　　2．民主要求，这些要求完全是按照人民党的精神和风格拟出的；

　　3．向‘今天的国家’提出的要求（而且谁也不知道，其余的‘要求’应当向谁提），这些要求是非常混乱和不合逻辑的；

　　4．一般的原理，多半是从《共产党宣言》和国际的章程中抄来的，但是修改得不是把内容全部弄错，就是变成了纯粹的废话，正如马克思在您熟知的那篇文章中所详细指出的那样。

　　整个纲领都是杂乱无章、毫无联系、不合逻辑和给人出丑的。要是资产阶级新闻界中有一个有批判头脑的人，他就会把这个纲领拿去逐句研究，弄清每句话的真实含义，极其明确地指出荒诞无稽的地方，揭露出矛盾和经济学上的错误（例如，劳动资料今天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似乎地主已经不存在了；不说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说‘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本身在今天恰恰是过份自由了！），并且把我们的整个党弄得非常可笑。资产阶级新闻界的蠢驴们没有这样做，反而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纲领，加进了其中所没有的东西，并做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工人们似乎也是这样做的。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否认这个纲领。当我们的敌人和工人都把我们的见解掺到这个纲领中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

　　如果您对人选问题上所达到的结果感到满意，那就是说，我们这方面的要求一定已降得相当低了。两个是我们的人，三个是拉萨尔派！因此，在这里，我们的人也不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同盟者，而是战败者，并且事先就决定了我们的少数派地位。委员会的活动，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也不是令人快慰的：1．决议没有把白拉克的和伯·贝克尔的关于拉萨尔主义的两本着作包括在党的文献目录里；如果能把这个决议撤销，那就既不是委员会的也不是李卜克内西的过失；2．禁止瓦尔特希接受宗纳曼向他提出的担任《法兰克福报》记者的建议。这是宗纳曼亲自告诉正在旅行中的马克思的。使我感到惊奇的，与其说是委员会的妄自尊大和瓦尔特希不是对委员会满不在乎而是对它唯命是从，不如说是这项决议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委员会倒是应该设法使得像《法兰克福报》那样的报纸到处都只由我们的人替它服务……

　　说这整个事件是一次富有教育意义的试验，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有希望取得极其有利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您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合并只要能维持两年，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但是，它无疑是可以用便宜得多的代价取得的。……”

　　“亲爱的倍倍尔！如果我告诉你，我常常数月之久既没有从党方面，也没有从同志那里得到一个字，那你就可想而知你的信多么使我高兴。请勿为我担忧，我固然是够懒的（完全由于我的俭约的生活方式），但还不至于颓丧。从幼年起，尤其是近七年以来，我一直过着下贱的生活，常常能够忍受非常多的东西……你传达给我的有关我们党的一切消息又重新证明了，对我们进行的一切迫害以往和现在都是徒然的。如果我出来了，我希望能感到愉快。至于我要说的东西，那自然还要忍耐一时……我做什么呢？现在我刻苦用功！第一，我为盖布写东西，第二，我努力于法文翻译，第三，勤奋地钻研唯物主义……人们在今天，如果不愿作蠢汉就必须多多阅读……我的时间过得很快。盖布认为，我可以申请暂时释放，但是到现在我已拒绝三次了，因为这种乞怜是既无原则又无好处的。”

　　“波克尔校长：现在倍倍尔先生发言。（发言人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上讲坛。）

　　倍倍尔：我结合着斯巴利希先生的刚才说的话来谈。（骚动。）斯巴利希先生声称，他还有那样多的反对公社的事实可供引证，足可以讲上十个晚上。（骚动。）我的先生们，我在一开始就已向斯巴利希先生提议，如果辩论在一个晚上不能完结，应当在次日或者更晚一天继续进行。所以我们可以在明天或下星期一继续辩论，我是随时都准备好了的。（大骚动，嘘嘘声。）但是斯巴利希先生又声明，在一个晚上就足够解决这件事了。（好啊！嘘嘘声。）

　　我的先生们首先我对我党同志有个个人声明，他们有一部分人认为我同意这次集会凭入场券参加的条件是违背民众集会原则的，所以对我严加谴责。我的先生们，假如我不是确信，不如此则集会决不能召开，我就绝不会同意这个建议。这是使我同意这个建议的唯一的理由，但是我不会再一次同意，因为，虽然在我们协商时，斯巴利希先生说，为了免得看来‘不像样’，在进口处不要聚集多人，借以避免用入场参做买卖，可是斯巴利希先生方面却不守诺，破坏协议，把入场券卖钱了。（大骚动。高呼：这不是真的！）

　　倍倍尔：您怎么能叫喊：这不是真的？（好啊！喝彩。）

　　我的先生们！我首先请求我党同志不要用喝彩来打断我的话，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样耗费我的时间太多。我只有一点半钟的时间。（被打断。嘘嘘声。）

　　主席波克尔校长：我的先生们，我请求您们，要制止一切像‘这不是真的’一类的喊叫。倍倍尔先生是按照协议讲话的。我请求两党让倍倍尔先生安安静静地讲下去。

　　倍倍尔：我党同志极其安静地听完斯巴利希先生的讲话，虽则他们饶有表示不悦的理由。（自由派方面不断的骚动。）

　　我的先生们，我认为，我们今天给自由派证明了，他们认为一个敌人不能在社会民主党集会上发言的说法是不对的；相反地，斯巴利希先生却能十分安静地发言，而您们——（大骚动。喊叫：滚出去！自由派方面的喧嚷。）

　　倍倍尔：我的先生们！我希望，敌党的先生们不要闹得使会谈被警察解散。我差不多得出了上面这样的一个信念。斯巴利希先生说，我们抱怨国会封闭了我们的嘴，他又说，他不怪罪国会议员不愿意老是没完地听社会民主党的滥调。

　　我们在国会中是同坐在那里的任何别人一样的人民代表，我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遇到机会就在那里代表我们党的意儿。如果我们有一次没有出席国会的某一个会议，自由派报纸，特别是《莱比锡日报》就郑重地记上账，第二天人们读到：某次表决时某某杜会民主党议员缺席！如果社会民主党议员发言，那就是：他们恬不知耻！甚至在我们被要求起来讲话时，也打断我们的发言，而自由派报纸和斯巴利希先生却称许这种卑鄙的行为……

　　斯巴利希先生随后详述德意志国会一八七一年的讨论，在这里首先提到五月二十五日讨论合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会议。斯巴利希先生在这里犯了个日期上的错误：他把我四月十日的发言放到五月二十五日的发言的后面。在四月十日的发言中，我说明，我对于巴黎公的行为虽然不是样样都同意，虽然这是由于手段是否适合目的的缘故；可是我还为公社辩护，并且认为我更有义务为公社辩护，因为连自由派报纸起先诬蔑公社的某些行动为暴行，过了几天，也不得不承认它的指责不对而把它撤回……

　　……斯巴利希先生企图把巴黎公社的活动描写成一长串连绵不断的罪恶和暴行。斯巴利希先生援引枪毙克列芒·托马将军和勒康特将军作为主要的丑恶行动此外，他把枪决人质和下令焚毁财政部归罪于费烈。其他‘丑恶行动’他就不能尽述了。

　　但是这些所谓丑恶行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三月十八日，即枪毙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二位将军的那一天，根据斯巴利希先生自己的承认，巴黎公社还未成立。那么，它就不可能负这项责任了。

　　在枪决人质的那天（斯巴利希先生自己说是五月二十四日）公社已经不再正式存在了；公社委员会在五月二十二日举行了出席人数非常少的末次会议，这一点斯巴利希先生也承认。如果真的像斯巴利希先生所断言的费烈和拉乌尔·里果在二十四日下令枪决人质（但是这一点并未证实），那么也只是与组成公社委员会的九十个委员会中的两个人有关系，所以只能由这两个人负责，而不应由公社负责。

　　（发言人在这里扼要地叙述公社成立、巴黎被围、民众不信任特罗胥、巴黎投降、宣布选举国民议会来批准和约等事的简单经过。）

　　宣布选举的时候，法国三分之二的领土被德国人占领，大部分土地处于戒严状态，而且因期限短促不能对要选举的人进行了解，最后，波拿巴王朝的那些几十年来从事卑鄙贿选并习以为常的省长和官员大部分还坐在官衙里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谈不上自由选举。

　　选举的结果果然如此。多数派虽然不倾向于波拿巴王朝，却都是拥护帝制和反对共和的。结果，甘必大退位，梯也尔先生来领导政府。当时国民议会，大家知道，是在波尔多开会，并且本来言明只是为了决定和约条件而选出来，现在竟擅自决定法国的命运，因而严重违背了它的委任状。政府十分可怜，党承认这种越权行为。在短短时间内竟至于把像茹勒·法夫尔及其伙伴那样温和的共和主义者完全从政府里排挤出去。

　　政府趁着波尔多议会抱这种态度的机会采取更进一步反对巴黎的措施。政府要求巴黎国民军缴出武器，而这是违背和约条款的。自九月四日革命以来，巴黎被围状态原已解除，现在又恢复了。以反对共和著名的耶稣会首脑道累勒·德·巴拉丁将军被任命为国民军总司令，可恨的波拿巴派维瑙将军被任命为巴黎总督。其他一系列的仇视巴黎的措施也接踵而至。更早一些时候，由于巴黎被围，商业和交通衰落，曾声明到期的票据延期支付。政府在这期间已由波尔多迁到了凡尔赛，现在决定，虽则商业和交通仍旧萧条，所有到期的票据必须立即兑付。此外，还命令到期的租金（这迄今也同样是缓付的）必须立即付讫。同时，每份报纸收印花税二生丁。这一切措施的结果是，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绝大部分巴黎民众、小商人、小贩、手工业者都同革命分子携起手来。他们声明，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接受现今政府所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当政府看到了巴黎的情调，就企图进行偷袭，想以暴力侵占巴黎。在三月十七日夜里，勒康特将军奉道累勒·德·巴拉丁将军的命令带着一支军队向蒙马特尔出动，要想夺取巴黎被围时国民军用自己的钱购置而安置在那里的几百门大炮。国民军在前一天得到消息，因而他们警戒起来。军队到达后，发现一切进口都戒备森严。勒康特眼看不可能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不战而把炮拖走；他下令开枪。在这种时候，国民军旁边总有许多民众——男人、妇女和小孩，开枪时这些人一定会被波及。于是军队声明：‘我们不射击’。他们不把枪口对准国民军而把枪柄向上，并同人民联欢。将军下了四次开枪的命令，士兵拒绝了四次。

　　将军现在开始狂怒谩骂。这就激怒了他的士兵，因而被他自己的人所逮捕，并在当天下午被枪毙。并没有一个国民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参与其事，而且巴黎公社几天以后才宣布成立。

　　现在克列芒·托马将军出头干预这事，他一向以平民身份混在人民队伍中充当间谍，到他诟骂士兵时才被发现。斯巴利希先生却说，克列芒·托马曾是个共和主义者。

　　我的先生们！在法国有一大批人，自称为共和主义者，但归根到底同我们这里的民族自由党人毫无区别。克列芒·托马就是这种冒牌的共和主义者之一。他原先是个军官，后来辞职，一八四八年初充当《国家》杂志的挂名编辑，同时也担任与别家报刊编辑发生争执时的决斗者的职务。二月政府又把他编入军队并提升为将军，当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时和在这以前他都是担任着极其可耻的刽子手角色，并且以他对工人的残暴行为留下了悲惨的纪念。

　　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塔米西尔将军因巴黎没有履行选举市政府的诺言而辞去国民军司令之职的时候，特罗胥委任克列芒·托马将军为巴黎国民军的司令。这是一个直接的挑衅。克列芒·托马就任司令后，最急迫的事就是在一切行动上对来自工人区的国民军表示明目张胆的仇视。当人们极端恼恨勒康特将军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可恶的家伙却出来庇护勒康特。于是他被逮捕，并且同勒康特一样被忿怒的土兵枪毙。

　　我的先生们！这是个暴力行为，我绝不嘉许这种行为；但是人们必须设身处地想想，如果这样一想，就一定会原谅这种行为。但是反动派方面所做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更大的残酷行为，而且这种行为不是在像巴黎公社所处的那种人心极为激昂愤慨的时候，而是在安静的时候和冷静的心肠中做的。人们只要想一想，对待流放在新喀里多尼亚岛上的巴黎公社人员的骇人听闻的待遇，空前残酷，并且在战后还持续多年。这样的残酷行为激起每个人道主义者的愤怒和谴责。

　　三月十八日，当在巴黎的政府机关看到了市民和士兵的情绪时，认为最好赶快逃走。国民军中央委员会于是掌握了行政领导权。

　　斯巴利希先生认为必须谴责凡尔赛政府没有在三月十八日派可靠部队到巴黎去。可是这个政府根本没有可靠的部队。所有法国境内的军队全都愤恨政府的态度而同情人民。唯一可靠的军队是：拿破仑的卫队、北非步兵团和阿尔及尔军和虔信天主教的布列塔尼军，他们全都被关在德国的俘虏营里。当梯也尔先生和俾斯麦先生取得协议，俾斯麦对梯也尔表示好意，把上述的军队拨给他八万多人，归他调遣，这些队伍有如野兽一般向巴黎冲去，好像要把他们在德国人那里所遭到的惨败，报复在他们的同胞身上，在他们那可怕的屠杀中有三万多人丧命。这些军队永远负有恶名，后来常常听到战友们说：他们为巴黎人民的刽子手效忠，这对于他们是一种奇耻大辱。

　　由于国民军中央选举委员会的促使，巴黎人民在三月二十五日选举公社。斯巴利希先生却说，选举时有许多人没有参加，好像由此可以推断，凡没有参加选举的都是公社的敌人。

　　关于巴黎公社的选举我可以找个证人，这人就是社会主义者的凶狠敌人约翰尼斯·谢尔，他现今在《凉亭》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在辱骂公社上实在是无以复加。

　　现在，谢尔先生在这些文章中报道，三月二十五日四十九万选民中有二十七万七千三百人前往票柜投票赞成公社。这等于百分之五十七。我们在莱比锡的国会选举或甚至在市参议员选举中曾有过一次这样踊跃参加选举的吗？在最近一次市参议员选举中参加选举的还不到百分之三十三。如果我们接受斯巴利希先生的编辑声明说，所有百分之六十七的放弃选举权的人都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又该怎么说呢？那他就会嘲笑我们，并且有充分的理由。但是这却适用于他和他对公社的判断。

　　事实上，巴黎的大多数民众表示赞成公社；甚至连谢尔先生也声明，巴黎民众方面以无比的一致和欢畅进行三月二十五日的公社选举，必须把这一天算作巴黎最美好的一天。巴黎人民在这一天表现出它的十分光荣和最美好的一面，这在其他历史事件中差不多是没有的。所以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敌人必须批判公社！

　　此外，斯巴利希先生还批判公社的‘制造法律’。他说，一个法令紧跟着另一个，而这一个法令却又把另一个取消或加重。

　　但是如果人们要想把像帝制下的巴黎这样一个藏垢纳污的地方来个大扫除，还能有别的办法吗？（大笑。）这里的确有很多要用法令规定的事。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事情不能一切都是循规蹈矩的。一八七〇年的战争在德国人方面必定准备得很完善，但是您试问一下参谋总长毛奇，是否万事顺利，他将告诉您说，各处都还有阻碍。如果事情是一个革命运动，如果要创立一个新国家来代替旧国家，而当时还有几十万敌人——德国军队和凡尔赛人用尽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从事于消灭新制度，情形就更是如此。

　　但是，斯巴利希先生所提到的法令，是他自己也不能认为足以损害公社的那种法令。他在谈到公的法令时举面包工人做夜工的例子说，他不相信，社会主义者会安于早晨只有三分钱的陈面包来喝咖啡，这是一个浅薄的笑话，我不去深究它。在这个措施上并不是能否满足资产阶级养成的口腹之欲的问题，而是应否让广大工人阶级永远遭受劳累的损害健康的夜工的问题。凡是稍微从事过这类工作的人都知道，面包店伙计由于夜工和一般特别长的工作时间（常达十六小时，甚至十八小时）多数早年丧命。

　　巴黎公社既然确实注意到这种情况，这就使它获得荣誉。（同意。）

　　斯巴利希先生继续说，巴黎公社虽然废除了死刑，但又实行枪毙，他在这里所引用的法令，乃是用枪毙的刑法来威吓一切逃避国民军兵役，也就是逃避保卫本市的法令。

　　巴黎公社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即任何常备军都是政府手中压迫人民的工具，所以它要求撤销常备军，实行全民武装。根据这个观点，每一个能服军役的人都有保卫本市的义务。

　　这无损于任何人而对所有的人都公平，关于我们这种虽说有普遍兵役义务，却只武装了一部分人民的国防制度，自然不能这样说。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不肯拥护公社，虽则公社处在敌人包围之中，而且敌人用尽一切能用的手段来消灭它。

　　公社受到一切方面的攻击，被迫起而应战，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采取任何应战的政党在这种场合可以采取的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它用枪毙来威吓每一个拒绝拿起武器保卫本市的人。

　　一八七〇年我党也有上千的同志不同意战争，但是人们并不问他们愿意从军与否。他们一定要参战，如果拒绝，就要被交到军事法庭，毫不容情地被枪毙。

　　废除平民刑法诉讼的死刑同战时的军事死刑有天渊之别，而斯巴利希先生竟把两者混淆起来。只要战争还存在，维护战时军纪的死刑也就存在。

　　斯巴利希先生又提出一项公社法令，根据这法令，公社没收雇主方面放弃的作坊和工厂，把它们交给一向在里面作工的工人们经营。此外，应选举一个委员会把作坊估价，以便赔偿原业主。他很正确地强调说，如果公社有此权力，就要普遍实行这个法令。是的，他推测，我们只要能够，一切要照此办理，这也是正确的。我们想消除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对立，因为工人利益和雇主利益在今天处在敌对地位。雇主想尽量减低工资而尽量延长工时；工人想尽量提高工资而尽量缩短工时。这种阶级对立将随着每个机器的发明，随着每个新工厂的设立，而更加尖锐。每修好一条路，每架起一根电报线，都使知识传播更广，都使我们获得新的信徒。每一个为集中资本、为消灭小企业家而采取的步骤，都增加分裂而迫使问题得到解决，到那时生产和分配将集体经营，这就是说，一切作坊，一切工厂，一切劳动数据必须掌握在社会的手中，并由它按照一切公民的利益和平等权利加以管理。每个人都必须劳动，每个人都有他十足的一份收益，当然也担负一份亏损。应当用社会主义的，也就是由社会来组织的，即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生产方式来代替私人工业，代替野蛮的、无组织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把今天的危机套到我们的脖子上。为此，公社已经实行了第一步，这一步对于有关雇主根本没有坏处，因为他们可以得到补偿他们的作坊和工厂的全部代价。

　　按照我们的理解，社会有责任这样组织起来，即平均地照顾所有成员的福利，使它的每一个成员都能越来越多地共享文化和文明在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成就。敌人固然宣称拥护进步，但是一旦涉及整体生活的改善，他们这些锦衣玉食、大权在握的人们就喊叫说，我们生活在最好的世界，如果要改变它，那就是犯罪。

　　他们用一切手段保护他们所占有的特权地位，甚至对于一个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的次要法令，例如救济基金法，也妄自叫嚷说这个法令对雇主不公平，谁拥护它，谁就必遭谴责（因为人们把这当做谴责）说，你是个社会主义者。这是我们今天在《日报》上才看到的。这就极其露骨地表示出：‘我们不愿对被压迫者作丝毫的让步。’

　　如果不论在小事和大事，在立法和社会生活里到处都表现出这种阶级对立，那就不言而喻地会发生像巴黎那样的革命。并且我确信，像我也会在这里所引用的国会发言中说过的，只要再过几个十年，巴黎所发生过的一切将要在全欧洲重演。在社会方面是了解这一点，并尽力走立法的道路来调和现存的阶级对立。

　　那么公社还做了些什么呢？它实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古老要求，这个要求几十年以来一直列在自由党的纲领上，但是自从该党执政以后就把它丢在垃圾堆里了。公社决议并且实行把教会与学校和国家分开，并且还决议没收教会财产。

　　使我惊讶的只是，斯巴利希先生没有提到这一点，没有提出侵犯所有权的控诉。但人们却拿这一点对公社屡加责难。斯巴利希先生既然没有提到，由我来提一下，作为补充。（大笑。）

　　遗憾的只是，公社所做的事情是别人早就做过的。如果说在一五一七年开始的宗教改革中许多公侯站在马丁·路德方面，那并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丰富的教会财产可以塞满他们的口袋。（大笑，鼓掌。）

　　十五年前，北美合众国发生南北战争，最后北部废除了奴隶制度，人们不可能想象有比这更严重的侵犯奴隶主所有权的行为。我们的敌人认为，凡是对他们有利的就是合理的公正的；而对人民有利的就是犯罪和盗窃。

　　就是控诉巴黎公侵犯所有权的这个政党，在六十年代初期它对奥地利感情还好的时候，给它提供没收教会财产来弥补巨大债务的建议，并且当意大利按这个方针进行时，它还鼓掌喝彩。现在，宗教团体根据任何一个资产者所依以取得其房屋或土地的法权来取得它们的财产。那么结论何在呢？公社宣布把教会同国家和学校分开以后，它规定实行强迫的义务教育，不仅免去学费，而且也免去教具费。穷人和富人应享受相同的教育，国家借此给一切人同样的保证，以免早在幼年的心灵上就种植了贫富之间的嫉妒和仇恨。请您给我指出一个做出哪怕只是稍微与此相似的成绩的自由主义国家吧。（鼓掌。）

　　斯巴利希先生还恶意地说道，巴黎公社声明，它的政策和它的企图都是有科学根据的。公社以此想说，它把现代科学有关国民经济、有关司法和人民福利事业等方面的成就尽可能普遍有益地运用在立法上，并且不局限于固定的理论和定理。因此它确是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这个立场不是由一定的假设和成见出发，而是企图根据试验和经验考究出最好的东西来。

　　如果说巴黎公社只完成了一些零星工作，这是由于它所处的局势和环境的关系。请您想一想，巴黎公社自始至终没有一刻安静，不断处在战争状态和战争中——如何能不是这样呢？

　　斯巴利希先生特别谴责公社的是，公社据说希望最充分的出版自由，它却在封闭敌对的报刊时取消了出版自由。这种措施也很容易用公社处于迫不得已的情况来解释。各方面都向它进攻，处在战争和革命中间，它有必要除了不容忍站在城门口的敌人以外，也不容忍本城内的敌人。它必须封闭那些天天对它进行猛烈攻击和诬蔑的报刊，这些报刊同站在城门口的敌人有联系，并且致力于颠覆公社。

　　一八七〇年战争爆发时，在德国所有被认为有危险性的省份都宣布戒严。反对派的报纸全被封闭，所有被认为反对战争的人都被监禁起来。那么，我们也可以为巴黎公社要求同样的权利。

　　斯巴利希先生也认为巴黎公社既反对间接税，则控诉梯也尔先生方面夺去粮食税款就不合理。公社这个控诉是有道理的。粮食税是属于巴黎市的，公社不能在战斗中间实行一种新的税务制度。粮食税遂成为唯一长流不断的税源，如果它要保持防御和行政管理，就必须利用这个税源。

　　因为梯也尔先生夺去了公社的税款，它就必须倚赖法国银行和罗特希尔德的贷款来应需要，这笔借款没有被驳回而是得到梯也尔先生的同意，被批准了。但是公社的财政管理部门表现出连斯巴利希先生也无法抨击的一种情况。那就是公社的非常节省俭约，即使敌人也对公社这一点推崇备至。

　　巴黎公社的财政部长茹尔德在凡尔赛的法官面前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说：‘我离开财政部时比我进去时更穷了！’（听着！）请指给我一个能够说这样话的君主国家的财政部长！（大笑，赞成。）梯也尔先生在一八三〇年以一个穷律师兼作家在路易·菲利浦治下进入内阁，到一八三六年以百万富翁离开内阁。

　　巴黎公社的第一个措施是取消高额薪俸，它的工作人员只能得到比较好的劳动工资。一级公务员的年薪不得超过六千法郎，即四千八百马克。莱比锡市长每年的收入是一万五千马克。（大笑，听着！）公社的一级将军也只有六千法郎，但是梯也尔先生刚就任总统时，他最迫切的事却是使人拨给他三百万法郎的文官薪俸。（听着！）

　　巴黎公社树立了节约的典型，可以作为一切政府的榜样。这甚至会主义者的敌人谢尔先生也承认。斯巴利希先生自然不提它，所以我来提一提。（大笑。）

　　现在我来谈谈枪决人质和放火的事。斯巴利希先生在提到放火时说，他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十四天，在巴黎亲眼看见劫后的惨状。他竟至告诉我们说，有一所人们要烧掉的私人住宅，并不在防线以内。他自然没有向我们说，这座房子确实是放火烧的。在战斗时他不在场，他怎能断然判断，什么是在防御上必要或是不必要的呢？他引用给他的口头保证。在我眼里，这些保证毫无价值。凡尔赛人的迫害狂和他们野兽般的忿怒非常猖獗，在公社灭亡后，不仅几个星期之久，而是几个月直到几年之久，还在迫害每个对公社说过一句同情话的人。恐怖如此之甚，不仅没有人敢庇护公社，而且有许多人辱骂他们，以免自己受嫌疑。在这里资产阶级的卑鄙性也完全暴露出来。在公社灭亡后的几天内凡尔赛人那里收到的告密信不下三十七万件。当时巴黎资产阶级的行为与一八六六年莱比锡的资产阶级一样卑鄙，一八六六年，莱比锡的资产阶级向普鲁士将军呈递的告密信非常之多，以至使这位将军感到厌烦，说这事他不显再过问了。

　　斯巴利希先生现在拿来一封据说是由费烈签名的放火证明书，上面盖着陆军部长的印信，不过梯也尔先生的陆军部长也能够同样地盖上这种印信，所以这证明书在我看来等于废纸，应当撕碎。（发言人把证明书撕碎。好啊。骚动。）我的先生们，许多关于放火、枪决人质、所谓劫夺财产等的文件，在法庭上将证明都是伪造的。

　　费烈就是根据这里所提供的文件而被控放火焚烧财政部，他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否认这个文件是真的；他找出某些字体证明文件是伪造的，但是凡尔赛方面派来的笔迹鉴别人断定是真的，费烈遂被判罪。他也被控枪决人质。他自己说，他没有下令枪毙他们，而是下令释放他们。其他的报道，特别是一个英国医生的，都与此相符，并且同样证明，有些曾被逮捕去作人质的教士后来在法庭上作证人，因而不可能曾被枪毙。六十个人质中固然有一部分被枪毙，不过据说只是在他们离开监狱后拒绝街垒人员要他们协助防务的要求的时候发生的。于是他们被枪击了。拉乌尔·里果也被控枪决人质。现在，拉乌尔·里果已死，他战斗得像一个男儿，并且在战斗中死得也像一个男儿；控告他是容易的，他已死亡，不能答辩了。

　　逮捕人质有什么目的呢？一八七〇年德国人在法国抓了许多人质，那是因为法国的狙击兵或其他居民在大道小路上谋害德国人，袭击运粮队，破坏铁路、桥梁和公路，袭击和杀害单身的岗哨，总之，竭力进行破坏。狙击兵所做的就是一八一三年普鲁士民兵对法国人所做的，而且我还可以给您们宣读一下当时的民兵条例，其中规定，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加害敌人，消灭敌人。

　　德国人不愿承认这样进行战争合乎战时公法，于是命令所有军官说，在兵士受到上述方式的伤害的地方，如果找不到因犯，就逮捕人质枪决，决不宽宥。此外，还向村庄居民征收战时税，有从房屋或村庄向军队开枪射击的，这种房屋或村庄无论有罪无罪都要被烧毁。这些命令常常见于实行。成百的人这样丧了命，许多房屋和整个村镇被烧毁，关于这些，我在自由派的报纸上没有看到谴责而只有赞扬。

　　公社对凡尔赛人所处的地位，与德国人对法国狙击兵的非正规战相似，至少在法律上一样。凡尔赛人在对巴黎的几星期战斗中，违反了一切战时公法，任意屠杀落到他们手里的俘虏。公社的杜瓦尔和佛路朗斯将军以及许多其他军官都是这样牺牲的。是啊，凡尔赛人竟敢射击绷带站，并且把俘获的女护士奸污后枪杀。这只有像借助于德国人从俘虏兵中拨给梯也尔先生支配的那种畜生才做得出来。

　　为了对付这些丑恶行为，公社决定逮捕人质，并且有一个国民军被害，就枪毙三个人质。但是这停留在纸面上，当终于有一部分人质被枪决时，如斯巴利希先生自己所承认，公社已经不存在，因而它也不能对此负责了。

　　现在，凡尔赛人在为他们扫清入巴黎道路的德国人的帮助下侵入巴黎（没有帮助他们是难以成功的），在巴黎市街上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所有落到凡尔赛人手中的人，不论是男人、妇女和小孩一律被杀害，把数百个俘虏排列在拉息斯神甫墓园里，用霰弹炮扫射，并且在痉挛的尸体上浇灌石灰和煤油，抛入壕沟。

　　凡尔赛人怎样疯狂，从没有留下一个受伤的人这个事实，可以证明。根据一致的说法，在几天内就有一万五千到二万人丧了命。

　　在这种情况下，公社除了尽一切可能自卫到底之外，别无他法；人们惯于把失败者完全合理的行为描写成丑恶行为。请您们读一下罗克尔叙述他在瓦尔特亥姆的监禁一书，书中也描写了一八四九年德累斯顿的五月起义，您们在那里可以看到，人们跟着反动派方面对五月起义战士的诬蔑，正是今天人们对公社的诬蔑，所不同的只有德累斯顿的五月革命是个资产阶级革命罢了。请您们再读下一八四八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历史，在它失败后罗伯特·布鲁姆被枪决；当时温第式格瑞茨侯爵向世界发表的关于维也纳局势的宣言，同凡尔赛人向世界所报道的关于公社时期的巴黎局势丝毫不差。

　　我这里有布鲁姆写的一篇文章，文中他用坚决的态度评论温第式格瑞茨的宣言，并且愤怒地喊道：‘如果人们竟敢对晓得事情的我们说这种话，那么世人会对他们所不熟悉的维也纳如何想象！’

　　在这里我却也要提一下布鲁姆当时如何理解革命以及他一次在大学礼堂中演说时如何声明：‘我们不能半途而废，我们要对我们的敌人一直斗争到底，毫不怜悯。’并且到了今天，自由派还在纪念罗伯特·布鲁姆，而且是合理的。

　　巴黎的公社对凡尔赛人的情形同当时维也纳市民对反动派的情形完全一样。公社必须斗争到最后一息，并且它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是它的最凶恶的敌人所不能否认的。就像人们在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在维也纳、拉斯塔特和曼海姆按军法枪毙了我们最好的人那样，公社的男儿们也这样被杀害，其中大多数临时高呼：‘共和国万岁！公社万岁！’

　　现在我来谈谈放火事件。

　　凡尔赛人对巴黎进行了好几个星期的战斗，他们并不是用糖豆来射击；自然会留下一片荒凉。在最后八天内，他们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占领了蒙马特尔高地和五十门重炮，他们用燃烧弹以至煤油弹向房屋射击，于是不出所料，引起许多处大火。所以大多数的火灾都是由凡尔赛人造成的，而他们竟拿这事归罪于公社。现在巷战发生了，并且凡尔赛方面野蛮残酷地进行巷战，公社为了防御起见，不得不烧个别房屋，借以暂时阻挡凡尔赛人。难道说这种办法这样不正当和未曾有，竟被认为是杀人放火吗？德国人在包围斯特拉斯堡时只为了要强迫城市投降，毁坏房屋五、六百幢，虽则他们并不是对老百姓作战。当索阿松要塞投降时，形形色色的新闻记者都证实，城里没有一所房屋是完整的，街道全部被毁，几乎所有的屋顶都被打穿，但是要塞的城墙却完好无损。人们炮轰民房，杀害平民，使他们有必要迫使军官投降。我没有看到自由派的报刊反对这种作战方法。梯也尔对付巴黎就是照德国人对付要塞的办法，而人们却把公社在可能中采取的自卫行动硬算作罪行！当一八四九年在德累斯顿起义时，博尹斯特先生要求应邀来援的普鲁士人放火烧城，若不是司令官瓦尔德锡伯爵声明，他希望不这样办也能消灭叛党，那就会实现了。不过人们当然还不乏其他野蛮行动。例如人们把一批俘虏从易北河大桥上推到水里去，当这些人企图握住栏杆，人们就用军刀砍断他们的手指。凡尔赛成队的匪徒在巴黎进行与此类似的甚至更残酷的暴行达数星期之久。

　　所以最大部分的火灾是凡尔赛人炮轰巴黎时引起的，这有意大利使臣巴特鲁塞利·德拉·加第尼亚亲眼看见为证。他二十年来一向住在巴黎，当时他正在那里，他曾在《意大利报》上作了公开的声明。他写道，人们必须承认，遭到焚毁的房屋十分之九确是凡尔赛人的炮弹所引起的。公社放火是为了防御的目的。放过火的和焚毁了的房屋大约有二百幢，照这算来属于公社的只是比较小的一部分。

　　我的先生们，给我讲话的时间已经过了很多，我只有几分钟了，关于我所列举的证件，我将在下一次答辩时或在有继续举行必要的第二次大会上提出。我所说的一切，我都能用敌方的报道来证明是真实的……”

　　“公社的办法是按照当时局势不得已的办法，人们即使不同意它的办法，也至少认为这种办法可以理解而加以原谅。

　　斯巴利希先生以控诉费烈为结束，我现在也要结束了。确实无疑的是，公社没有做任何成到惭愧的事情（并且我希望还有机会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至于它所做的暴行，欧洲各君主政府在类似情况下没有不做得更厉害百倍以至千倍的。（暴风雨般的、持久不息的掌声。）

　　主席莫特勒：我的先生们，我们必须把事情缩短些；方才警察长先生来通知，他只能让这个会开到十二点钟为止。”

　　“我的先生们，斯巴利希先生对于我的发言没有回答，虽然我们在今天规定的时间内已经不能完事，他也没有声明愿意举行第二次集会。我现在有必要略谈一下斯巴利希先生讲话中最后的几点。斯巴利希先生自夸他敢同我们对阵的勇气。同一个被认为只是由一小撮空想家组成的党派对阵，是否具有巨大的勇气，姑置不论。

　　斯巴利希先生接着表示，希望今天的集会能有助于踊跃参加选举；这个也是我们希望的。（大笑。）这对我们没有害处。（同意。）迄今每次竞选都表现出，我们一次比一次要多得到几百张票，我希望，今天的集会将促使下次国会选举也正是这种情形。（大笑，好啊！）

　　斯巴利希先生认为自己有责任以布鲁姆的继承人名义，抗议我把布鲁姆与公社联系起来。我不知道，斯巴利希先生何以有全权就一件没有发生的事情提出抗议。（大笑。）我同任何人知道得一样清楚，罗伯特·布鲁姆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是一个十足的民主主义者和真正的共和主义者，这就比斯巴利希先生强了。（掌声。斯巴利希先生鞠躬。哄堂大笑。）我只是说明，公社所处的境遇类似一八四八年十月间维也纳的境遇。当时罗伯特·布鲁姆在维也纳，表示了继续进行革命的决心，即使公社方面也不会比他更坚决了。因为我在不久之前曾提到罗伯特·布鲁姆在那时的一次讲话，所以我在这里说明一下，这是引自阿图尔·弗赖为了致敬于布鲁姆而出版的一本书里，他在书中努力叙述作为一个人、一个作家和政治家的罗伯特·布鲁姆。讲话中的有关部分说道：

　　‘不要不彻底的革命！向前迈进，不惜流血，在已打开的道路上前进，首先，对于拥护旧制度、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渴想安静的人决不容情；对于这些人要进行毁灭性的战争。’

　　即使最坚决的社会主义者能够比罗伯特·布鲁姆在这里对革命的敌人所表示的更为坚决吗？（掌声。）

　　现在请您们也听一听温第式格瑞茨给维也纳人的宣言中的一段：

　　‘城市受了恐怖事件的污辱这种事件使每个爱荣誉的人义愤填膺！……维也纳处在一个渺小而鲁莽、不惜做一切丑行的党派暴力之下；生命和财产掌握在一小撮罪犯的手里！’

　　这不是字字同梯也尔先生关于巴黎和公社所发表的宣言都一致吗？（同意。）

　　斯巴利希先生又说，只要社会民主党拥护国际主义幻想，就不能得到他那个党的重视。我们不要受重视。（大笑。）但是国际思想真正是幻想吗？由家而成族，合许多族而成国家和民族，最后由于民族间的亲密联系遂发展为国际。这是一个历史过程。由于社会主义站在博爱和友爱的立场上，由于它为停止民族的战争和挑衅，为使各民族在和平劳动和促进文化中共同前进而奋斗，社会民主党代表着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最高的文化理想。（掌声。）

　　因为我们党反对狭隘的民族立场，因为它反对种族斗争而拥护各族亲睦的思想，所以人们现在对它进行诬蔑和迫害，它的遭遇正是先驱战士随时会遭遇到的。我的先生们！比如说，您们今天去到一个十足的天主教国家里，听听他们以何等的无知来批判马丁·路德！世界上一切代表进步的政党都是如此，自由党也不例外。在今天，自由党掌握政权和统治的地方，它就认为它的世界是最好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在今天就会遭到他们自己在将近二十年前从封建党派那里遭到过的待遇。这完全是很自然的事！

　　我们不要被这种指责所迷惑，我们知道，我们的时刻就要来到，形势对我们有利，随着阶级对立的加强，随着被投入工资工人行列的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的消灭，社会民主党就日益壮大，直到最后它掌握政权。（热烈的鼓掌。）

　　斯巴利希先生成到快乐，因为开姆尼茨最近一次邦议会选举没有社会民主党人被选入议会。这种快乐不久就会成为泡影。（大笑。）但是这却给他表明了，他所表示满意的选举法是一个只以其反动的规定阻碍全民选举的选举法。（掌声。）同时，社会民主党人却将仍然进入邦议会，即使这一年不进入，下年一定会进入（好啊，大笑），如果开姆尼茨的市议会像它开列捐税名单那样开列选举名单（这两件事，在莱比锡也尽人皆知是驴唇不对马嘴的），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就一定列在其中了。（哄堂大笑和鼓掌。）

　　最后，当斯巴利希先生乞援于在这里出席的保守党报界代表的时候，他以为现在保守党报界大概看得清，民族自由党与社会民主党无关。这一点肯定还没有人真正相信，并且那些写过这话的人是最不相信的。（大笑。）

　　事实上，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之间的争执，只能看做是一对不满意的夫妇之间的争吵。如果有第三者参与其间，他们就成为一致了。（大笑。）……几个星期以前在《莱比锡日报》上有一篇文章，号召社会民主党的一切敌人说：‘我们大家组成一个单一的正规的大党。’现在，我们祝贺您们达到这个目的，您们将有必要这样做。（大笑。）最近我们也已经在开姆尼茨看到这个现象了。起初，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在那里打架两党都要提出候选人，因为都不愿把地盘让给对方，但是当他们听说一个社会主义者要被提出的时候，争吵就停止了，现在是：‘大家都来对付倍倍尔’。（哄堂大笑和鼓掌。）”

　　“……关于您的年金的事我还没有能够同夫赖塔格谈起，我也难以相信，他会能够比我告诉您的更多些。

　　我查过了国会议事录。法令第三十二条关于军人的年金和生活费在乙款中规定，经过法律上有效的司法判决能够导致年金的丧失，并且还规定：

　　年金的增加却不能因司法裁判而予以取消。

　　议事录中并没有一个字提到在何种情况可以取消年金。在讨的时候曾注意到，在帝国刑法法典中，凡是能够取消年金的规定一律删去了，这对巴伐利亚自然也是有效的。一八四五年普鲁士的旧军事刑法法典却与此相反，其中包含有这样的规定。但就我所知，这些规定对于巴伐利亚是不适用的，于是问题就在于巴伐利亚的军事刑法法典究竟包含有哪些有关的规定，这就是现在应该考虑的，这法典您大概是不难找到的。

　　我劝您在写作方式上要特别小心，我害怕人们会使您大上其当。但是因为这种判决万不能招致丧失公权，所以问题在于，这种褫夺公权是否不是取消年金的条件，在什么情况下，您也许能得到保护。统治势力把您当作一个‘叛徒’而对您特别仇恨这是确实无疑的……”

　　“1．社会党议员的活动；2．德国会主义组织的行动和地位；3．当前的国会选举；4．确定社会党候选人；5．德国的社会主义组织；6．党报。”

　　“讨论得非常好，弗罗梅—宗纳曼事件，还有关于议员日俸的表决，接着是中央机关报应放在柏林还是放在莱比锡的问题，这是三个主要项目；拉萨尔派认真地相信，运动已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无论如何他们在组织中的胜利是无疑的了。他们有一切根据来这样想。有一次在柏林举行的会议上，拉姆（莱比锡，莱比锡党的印刷所领导人。——奥·倍·）同意迁往柏林，而盖布因孤掌难鸣，也就不再反对。但是倍倍尔和我，以及奥艾尔声明，迁移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也博得了许多人的赞同，并且重新鼓起了李卜克内西、盖布和其他的人们。于是这一仗打得也很漂亮。我们在宗纳曼事件和与议员日俸有关的事件中得到胜利以后，拉萨尔派（现在柏林企业的经济利益却在为他们帮忙）作孤注一掷。双方都非常激烈；于是打了一个真正的议会战。首先登记发言的有四十二人，在前面的除了倍倍尔外尽是些柏林人。我们以一些适当的建议使这个名单失效，因为出于敌人意料之外，我们方面的人首先上了名单，现在可以大方起来，最后李希特尔（王兹贝克）还为我们出了大力。人们特别激动，双方都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但是敌人却激动欲狂，他们发出暴躁的喧嚷，来充分利用那五分钟的发言，同时我们却保持安静并且个个都缓缓稳重地发言。其结果您已经知道了。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好极了。

　　哈森克莱维尔终于被盖布说服到莱比锡去参加中央机关报，这就取得了圆满的胜利，因为不这样，人们就会与弗利克（不来梅）一同说：新报纸只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位先生的机关报。这样一来，统一就得到了保证……”

　　“我觉得很愉快，我这个手艺伙计走到异乡以来整整十九年了，当时自然不会预料到在十九年后的同一天里我把我接受萨克森首府的国会议员委任的声明送给一位选举委员。老拿破仑有一次曾说过，每个兵士的背包里都有一支元帅的手杖，今天可以说每个手艺伙计的背包里都有一张柏林国会议员的全权委任书。一切在前进。我们的朋友，那些敌人，都应活下去。”

　　“鉴于普鲁士当局以空前的大胆正式宣布社会主义团体在普鲁士完全非法，代表大会不拟再设立党的组织，以免德国，特别是普鲁士对它使用现行的结社法；代表大会听任各地党员同志们各按地方情形和需要来进行组织。”

　　“大会声明，有些文章，例如近数月内恩格斯对杜林所发表的批判，使《前进报》绝大多数的读者丝毫不感兴趣或者发生极大的反感，今后不再刊登在中央机关报上。”

　　“为了表示一切国家的社会党人的团结，大会决议，派遣代表人参加今年在根特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代表人选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决定。”

　　“我从来就根本赞成尽可能用间接税来筹措一切款项，并把直接税看作一种又苛刻又拙笨的应急办法，类似摊派税款，唯一的例外是我可以称为体面税的税，这是我永远要维持的一种直接税；也就是富人的所得税……大家彻底了解，这指的是确实富有的人……我几乎迫不及待地要加重烟草税，虽然我很愿意让每个吸烟人都享受这种快乐。与此类似的还有啤酒、烧酒、糖、煤油和一切这类的大量消费品，可以说是广大群众的奢侈品。”

　　“我的情况日益恶化，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提请注意（请求暂释），没有效果。第二个星期开始，又结束了，在这个星期的末一天——我申请以后的第十四天——医药顾问乌尔夫来了……乌尔夫先生作了很仔细的检查以后，说我的情况非常严重，就走了。——自从那次检查以后又度过了整整八天，我仍旧不明白我的命运如何，第七庭以后开庭三次，并且我——我今天下午散步时吐了血，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是将在短期内跟着来的更厉害的肺出血的预兆。我现在一次肺出血会像以往经历过的两次那样幸免于难，我简直认为不可能。”

　　“看见这次送葬，谁还能说柏林工人营？这是团、旅、师，甚至还要多，这是整个军团，向确实为他们的事业立了大功的死者致最后的敬意。”

　　“昨天格拉特斯台恩博士告诉我说，你托他搜集有关儿童死亡率的材料。如果你这样做只是为了用工商业条例附则来限制童工，则以不涉及数字材料为宜，因为就我所知，没有可用的材料。儿童死亡率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近年来也是如此，但须注意的是，除工厂劳动以外，恶劣的住所、恶劣的饮食和病中恶劣的护理也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反之，如果你把一岁婴儿大量死亡归之于母亲在工厂中工作，则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闹棉花恐慌时，母亲们缺乏工作，婴儿能够不离母怀，所以幼儿的死亡率显著减少，这无疑是再好没有的实例了（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

　　我认为，你最好在这里干脆指出这种劳动本身在肉体上和道德上的害处，并且连带指出，母亲在工厂工作必至破坏家庭生活，并且诉诸敌人的感情，如果他们的妻和孩子提出这种要求，他们该说什么。此外，政府为了使厂主能作更多剥削的阴险举动，也应受到相当的指摘。

　　可是这里有一个新的解决一切的好意见。如果外国竞争使厂主难以完全禁止童工和基本上限制女工，那就应该釆取政府业已在其他范围内采用而有成效的方法，缔结各种有关的国际协定。如此，则政府不仅使德国的舆论站在它的方面（这在其他问题上几乎是没有的），而且也能博得国外劳动阶级的同情。这种措施的道德压力之大会迫使每个政府都接受这样的建议。

　　我相信，我们用这张王牌可以赢得很多胜利。

　　对于舒尔采—德里奇关于合作社法的建议（第十一期印刷品），你们可以再提几个补充建议，例如实行有限制的赔偿义务，类似以前萨克森的合作社法。舒尔采的建议也有些是必须坚决反对的。我提出我的一份报告备用，在报告里我对题材加了几个注解，可据以发挥。奥艾尔或者谁有兴致，可以担任这一章。

　　我遇便就把报告（第十一号文件）交出去，但请代我保存，将来仍予赐还。”

　　“因为实施非常手段是事实，那么，我们这方面为此发言的人就不应忘记，必须把他的发言散发出去几十万份。也要注意到，如果议案被否决了，国会就要被解散，那么我们就处在竞选的前夕，这个发言将发生它的效用。所以首先要把我们手里有关这个发起人的一切材料，逐项加以研究。

　　《法兰克福报》的星期日晨刊有一篇很好的社论，请你们注意。法令草案近于疯狂。”

　　“在法院审讯还未结束之前，就想利用一个疯人的行为来实行蓄谋已久的反动计划，并把还未证实的对德意志皇帝行刺案的‘道义上的主使’归罪于一个政党，而这个党是批判任何行刺的，并且把经济与政治的发展都理解为完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这种企图本身在每个公平人的眼里都要受到充分的谴责，因此，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选民的代表感到不得不作一声明：

　　我们认为参加今天提交国会的非常法令的辩论是与我们的尊严不兼容的，并且任何挑拨，不管来自何方，都不能动摇我们这个决议。但是我们的确要参加表决，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来防止一场史无前例地摧残人民自由的行动，用我们的票决胜负。

　　不论国会表决的结果如何，惯经斗争和迫害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以正当的不可战胜的事业的意识所赋与的具有信心的镇静态度正视未来的斗争和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