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1911）
德法战争
宣战前奏曲
在这次战争爆发和进行的期间，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国会内外所持的态度成为几十年的议论和猛烈攻击的对象。起初，在党内也是这样。但是不久以后，大家就认为我们是正确的。我承认，我们当时的态度毫无可悔恨之处，而且如果我们在战争爆发时即已知道随后几年内根据官方和非官方发表的文件所获悉的情况，那么我们的态度从一开始起就会更激烈得多。我们就不会在第一次要求战争拨款时弃权，我们必然直接投票反对。
今天已毫无可疑，一八七〇年的战争是俾斯麦所愿望的，并且他事先早有准备。如果说，他在一八六四年和一八六六年两次战争时期企图把自己装扮成无辜被迫应战的人而没有成功，那么，这一次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战争中他完全如愿以偿了。除了一小部分熟悉内幕的人（连当时的国王，即后来的皇帝威廉一世也不在内）知道俾斯麦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从事于对法战争外，俾斯麦欺瞒了全世界，竟能使世人相信，战争是拿破仑煽动起来的，而他，爱好和平的俾斯麦，以他的政策处在被侵略者的地位。官方和半官方的历史记载直到今天还在广大人民中维持着这个法国是侵略者而德国是被侵略者的信念。
无论如何，拿破仑在形式上宣了战，俾斯麦政策的可钦佩处就在于他能把牌洗得这样巧妙，使拿破仑不论愿意与否不得不打出宣战这张王牌，于是他看来是破坏和平者。
甚至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人物，虽然他们对于判断欧洲政治站在比我们高明得多的立场上，却也在短期内有这种见解，并且公开表示，拿破仑是和平的破坏者。宣战以前的经过非常使人迷惑和惊讶，以致人们竟完全忽略了这个事实，即法国虽宣战而军队毫无作战准备，相反地，德国虽好像是被迫应战的一方，却有战争准备，连炮架钉子都已备齐，并且动员工作也顺利完成。
就我的记忆所及，公开控诉俾斯麦为德法战争的祸首，是我在党内于一八七三年第七十三和七十四期《人民国家报》上的两篇文章中提出的，文章的标题是“九月二日”。我把两篇文章交给李卜克内西，他只作了一点形式上的小小修改就登在报上，并且把两篇文章转载在他后来出版的小册子：《埃姆斯的电报或者战争是如何造成的》的前面。
德法战争早已甚嚣尘上。德意志问题的解决一旦操在内阁而不操在人民之手，则由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所造成的德意志和欧洲的局势，就恐怕要受外国的干涉，首先是受当时由俨然以欧洲审判官自居的拿破仑统治的法国的干涉。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敌对，以及当时德意志同盟的整个形势，使拿破仑容易充当这种角色。俾斯麦也照顾到这种角色，他从一八六四年到一八六六年同拿破仑进行过各种可疑的谈判，其中涉及到割让德意志某一部分土地作为普鲁士吞并德意志诸邦的补偿。这我在本书第一卷中已经说过了。
在一八六四年和一八六六年，俾斯麦都欺骗了拿破仑；在改变德意志状况有利于普鲁士的时候，拿破仑毫无所得。但是他对一八六六年和谈的干预，却足以使普鲁士不能实现吞并萨克森的计划；而且布拉格和约第四条的规定也要归功于拿破仑的影响，该条规定，北什列斯维希说丹麦语部分应划归丹麦；此外，普鲁士必须放弃吞并美因河界线以南的企图。还有，次年卢森堡问题的解决不利于德国，也应归咎于拿破仑的影响。
显然，拿破仑这样扰乱俾斯麦的天下，使俾斯麦产生了报复的思想，急欲破坏拿破仑和法国在欧洲的优越地位。自从一八六六年以来新普鲁士—德意志的政策的目的是，只要有利的机会一到，就对法国开战。狂热地进行军事改组和扩张军备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无微不至地布置一切，以便一旦时机到来就向法国挑衅。
自从一八六六年以来，所有的政治家都确信下次战争将是一个对法国的战争。在军队中，也把这看做当然的事，并渴望其到来。因此，我们控诉俾斯麦的政策，是因为这个政策给德意志造成了自从一八一五年以来它所没有的局势。一八六六年战争结果所导致的同奥地利的紧张关系，使这个问题对德意志倍加危险，因为深恐奥地利为了报一八六六年的仇会乐意同法国结盟。事实上，法国和奥地利之间也进行过有关的谈判，但是没有结果，因为战争意外迅速地爆发了，而且德军以几次胜仗击溃了法军，使奥地利聪明起来，避免干涉。由于这种情形，人民对于德法战争感到极大的不安，而因为在广大人民中间还认为法国是不可战胜的，所以不安更甚。另一方面，这当然也是确实的，由于拿破仑充当干涉角色没有取得积极的利益，他在本国的威信大为降低，并给资产阶级反对派提供了大批党徒。这种情调在一八六九年五月的选举中很清楚地表现出来，选举中政府的候选人只获得约四百四十六万九千票，而反对派的候选人得了三百二十五万九千票。关于这大选举结果，当时有人从巴黎写信给《法兰克福报》说道：“不仅欧洲的精神利益而且物质利益，都使共和政体在改造我们的状况上成为绝对必要。”
议院中反对派增长到一一六人。这促使拿破仑在一八七〇年一月初提名反对派的成员奥利维为稳健自由派内阁总理，并且为了支持他的政策，在五月八日举行了一次所谓公民总投票，虽然投票结果为七三五万票赞成，一五〇万票反对，但是很可忧虑的是陆军和海军在票柜里投进了五万张反对票。此外还有许多城市，首先是巴黎，投了很多反对他的票。
巴黎对拿破仑的敌对情绪，早在一月间作家维克多·诺依尔出丧时即已显露出来，诺依尔是因为私人争端被比埃尔·拿破仑亲王阴谋枪杀的。浩浩荡荡的人群示威似地伴送维克多·诺依尔的遗体。情况已经和爆发革命差不多了。
所有这些事件都使拿破仑精神颓丧，他当时已经患着疼痛的膀胱结石症，最后也因此丧命。这个病症使他丧失了精力和活动力。
而且就法国的军事情况看来，和强国作战也有危险。当普鲁士—德意志从一八六六年以来倾其全力扩充和训练军队的时候，法国却没有这样做。虽然拿破仑有一个武官斯托菲上校驻在柏林，进行密切的注意，不断把普鲁士在军事发展上的巨大进步报告上去，并促请作类似的措施，然而一切都是白费。斯托菲上校在对聋子说教。斯托菲的一些意见，由于具有历史意义，可以在这里叙述一下。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他这样写道：“据我看来，在法国的人们对于有关普鲁士的一切，不论是普鲁士国民还是普鲁士军队，都毫无所知。”他于一八六九年八月十二日预言说：“普鲁士敏锐的眼光足以认清，它所不希望的战争还是要发生，所以它竭尽一切力量准备应付任何意外的事变所引起的战争。”另一次，他又提到：“普鲁士的远见和法国的昏庸的这种鲜明的对比是使我恐惧的主要原因。”他非常愤恨一八四八年阻挠在法国实行普通义务兵役制的梯也尔。“这个人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一种比打二十次败仗还要坏的厄运。”在战争爆发时，他称这次战争从法国方面来看是以无预见、无知和愚蠢来对有预见、有训练和有才智的战争。拿破仑生了病，革命已迫在眉睫，又加上皇后的愚蠢。
在巴黎没有人相信对德国作战。一八七〇年七月初，即战争爆发前十四天，法国下议院还决议把征兵限额由十万人减为九万人。陆军大臣列伯夫声明，他赞同减低名额是因为想为内阁的和平倾向作证。并且内阁总理奥利维解答议员茹尔·法夫尔的质问时说，无论何时，维持和平没有比现在更有保证了。没有发生何使人发怒的问题。
但是战争还是突然到来了。
“远在南方的美丽的西班牙”无意中给这大战争造成机会。一八六八年秋季以来，西班牙是个共和国，但是统治阶级却渴望君主政体。所以他们在物色一个国王。事后得悉，早在一八六九年九月，卡尔·安敦·冯·霍亨索伦侯爵已经得到通知，说希望他的儿子，当时做普鲁士近卫团少尉的列奥波德来做西班牙国王。普鲁士驻慕尼黑的大使魏尔特恩男爵曾参与此事。俾斯麦是否知道？俾斯麦不承认他与闻此事，但是谁相信他？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做西班牙王位的候补人，这不仅对霍亨索伦家族，而且对拿破仑是一件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拿破仑和法国感到，如果除在东面与霍亨索伦家族为邻之外，又在南邻加上一个当大国统治者的霍亨索伦家族，他们的利益就受到极大的危害。如果对德国作战，则法国必须防范由南方来的突袭，这就大大削弱了兵力。
值得注意的是，国王威廉对于把一个霍亨索伦亲王提升为西班牙国王这样重大的计划竟丝毫没有闻知。直到一八七〇年二月底，他才得到消息，并在二十六日写信给俾斯麦说道：
“附件对于我好像是个晴天霹雳！又是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来做王位候补人，而且是西班牙王位的候补人。我没有回复一个字，并且最近还同王储拿以往他被提名的事开玩笑，二人在同样开玩笑下抛弃了这个思想！您既然已从侯爵那里获悉详细情形，我虽然向来反对这件事，我们也必须商量一下。
您的威廉”
但是俾斯麦并没有被国王这个意见所迷惑，他仍坚持他的计划，而且终于在一个由国王主持的，由王储、霍亨索伦侯爵、他和毛奇都出席的会议上通过了列奥波德亲王的候选。
拿破仑起初听到霍亨索伦亲王当候选人的消息时没有特别反对，这表现在他的淡漠和怠惰上。但是当七月初西班牙临时政府声明赞成霍亨索伦为候选人，并且这个决定传到法国时，法国的大部分报纸都大声疾呼起来，因为一个霍亨索伦登上西班牙王位对于法国就意味着危险。现在拿破仑也必须行动起来了。他派遣使臣贝内德梯去向俾斯麦了解情况。这个人回复说，内阁对此毫无所闻。在《纪念和回忆》一书中，俾斯麦自己就这样叙述这件事。在这部书第二卷第八十页上他声明说，在政治上他对于这问题无动于衷。但是在次页上他却说道：“如果格拉蒙特公爵（在一本一八七二年出版的小册子里）力图提出证明，说我对于西班牙的建议不会持拒绝的态度，那么，我也找不到理由来反驳他。”
一个崇拜他的人说得对：“当俾斯麦写历史时，他是在制造历史”，这就是说，他把事实歪曲成对他合适的样子。
继法国报界的喧哗之后，德国的报界也喧哗起来。不过起初还不普遍。七月十二日，《科伦日报》还为欧洲的安定很坚决地表示反对霍亨索伦家族的候选。那时资产阶级对于军国主义如何想法，有七月十日科伦的莱茵普鲁士进步党受托人大会的决议为证。
大会决议：
“我们期望并且要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人，在国会下次开会时要特别保证减少平时兵额和缩短兵役期限以减轻军事负担，如果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则行使宪法权利拒绝同意同盟政府提出的一切军事拨款。
今天在资产阶级政党中谁还会想到这样的措施，虽则此时海军和陆军的装备已发展到那时没有人认为可能的规模。
七月十三日这一个有决定性的日子到来了。根据官方和半官方关于贝内德梯伯爵在埃姆斯会见国王威廉的叙述，据说贝内德梯无礼地要求国王声明，他永不再让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做西班牙国王候选人，于是就在当天由于国王的督促，霍亨索伦亲王取消了他的候选。国王吩咐一个副官把这事告诉贝内德梯，说他认可弃权。贝内德梯再度请求与国王会谈，如侍从武官长拉契维尔亲王后来在一个声明中所说，国王叫“我在饭后六点钟左右，第三次回答贝内德梯伯爵，陛下坚决拒绝就对将来有约束力的声明进行继续商讨。今天早晨他所说的话就是对这件事情最后的话了，他只能以此为凭。贝内德梯声称，他那方面听得这个声明就放心了。”于是这个意外事件事实上告一结束。但是对俾斯麦来说没有结束，他那同法国冲突的计划被国王的声明打消了。他自己在《纪念和回忆》中叙述，那一天他正同毛奇和罗昂一起吃饭，他们听得霍亨索伦亲王放弃西班牙王位的消息而沮丧万分。俾斯麦恼怒得简直要想辞职。不久以后，由埃姆斯打来一份长电报：阿伯肯奉了国王的指示，叙述他同贝内德梯最后会谈的经过。这封电报的内容打消了同法国发生冲突的最后希望。俾斯麦叙述说，罗昂和毛奇大吃一惊，放下了刀叉；因为战争的希望消失，使他们食不下咽。于是俾斯麦——仍然照他自己的描述——坐在旁边的桌前，拿起笔来把电报改得性质完全不同。当他把自己的措辞念给毛奇和罗昂听时，二人的眼睛马上光芒四射，沉默寡言的毛奇并且叫道：“这样一来，这是另一种声调，从前是个投降号，现在是个进行曲了！”于是三人兴高采烈地在桌前坐下，食欲极盛地进餐。战争是靠得住的了。
这个电报传遍全世界，并且官方分送到巴黎以外的所有外国内阁，这对法国政府是件莫大的侮辱。在窜改过的电报里写道：
“埃姆斯，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三日。在西班牙王国政府把霍亨索伦王储放弃嗣位的消息正式通知法兰西帝国政府以后，法国大使在埃姆斯还向陛下提出要求，要国王陛下向他保证将来永不同意霍亨索伦家族重提它的候选。国王陛下拒绝接见法国大使，而派遣值日副官告诉他，国王陛下没有别的话可同大使说了。”
俾斯麦的这份电报得到了所想望的效果。电报一公布，马上在法国和德国以及两国以外的广大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骚动。七月十四日下午，我在前房我的理发师那里，当时由卡尔·比得曼教授博士编辑的《德意志总汇报》拿进来，上面登载着那个电报，我于是得到了消息。我一读到那个电报，就把报扔到桌子上说道：“这就要发生战争了！”理发师闻言大惊，我不得不对他分析电报为什么有这个意义。
果然不出所料，七月十五日，法国议会在很少的少数票反对之下批准了高达七亿法郎的战时公债，七月十九日，法国就对德国宣战了。
意见分歧
上述事件又一次引起了李卜克内西和我之间的意见分歧。李卜克内西认为拿破仑想要战争，而俾斯麦则没有勇气接受挑战。于是他在七月十三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写道：“波拿巴的法国对俾斯麦的普鲁士提出了战争问题，如果后者不是决定作可耻的退却，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七月十六日他又写道：“勇者在更强大者的面前退让了。霍亨索伦家族的候选人在波拿巴的威胁之下退却；和平保住了，伟大的北德意志同盟应当为德国争取国外的尊重，而竟像往昔在卢森堡事件中那样恭顺地屈服于法兰西帝国之前。”
我的看法与此相反。虽然是拿破仑宣战，但是依我看来，他是落入俾斯麦为他布置的陷阱；后者想要战争，他达到了目的。我对《人民国家报》的说法极为愤激，李卜克内西和我之间遂发生激烈的争论，直到盖布来调解，我们之间才取得谅解。自七月二十日起，《人民国家报》代表我完全同意的见解。
没有预料到战争的爆发，我们订在七月十七日在开姆尼茨召开社会民主工党的全邦会议。当然，我们现在必须对战争问题表示态度。这就由李卜克内西和我提议而一致通过的下列决议表示出来。
“全邦会议反对任何不是为了自由和人道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认为那是对现代文明的侮辱。全邦会议反对只为王朝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反对只为满足几个当权者的野心而把数十万人的生命、数百万人的幸福来作孤注一掷的战争。会议以愉快的心情向法兰西的民主党，特别是信奉社会主义的工人的态度致敬，会议声明，完全同意它们在反对战争方面所作的努力，并且盼望，德意志的民主党和德意志工人也按照这种精神来大声宣告他们的意见。”
巴黎工人已在我们之先表示反对战争。许多城市的工人在公开集会上作了和我们类似的声明，其中有巴门、柏林、纽伦堡、慕尼黑、哥尼斯堡、佛尔特、克累腓尔德。
不伦瑞克的党委员会却是另一种想法，它在七月十六日召开民众大会，在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说，与会者的观点是，拿破仑和法国人民代表的多数派都是破坏欧洲和平和扰乱欧洲安宁的妄人。相反地，德意志民族是被侮辱者，被侵略者，所以会议把防御战争看做不可避免的灾难，然而要求全体人民千方百计地争取人民自己像一般的完全自决那样决定战争与和平。党的许多地方委员会都拥护党委员会的这种观点，尤其是在北德意志。所以党内存在着强烈的意见分歧。
※ ※ ※
国会订于七月十九日开会。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十八日由开姆尼茨起程时，铁路已为军运所占用，致使我们在郭斯尼兹车站等了许多小时以后才继续开行。我们在这里商谈了在国会中所应遵守的策略。李卜克内西认为，我们必须严厉拒绝索款的要求，因为双方都应负战争的责任，我们不应偏袒任何一方。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按照事物的情况，我们诚然不能偏袒交战的任何一方。但是我们如果投票反对公债，则所引起的印象就正是偏袒一方，而且会有利于拿破仑；所以我们只有弃权，别无他法。最后，李卜克内西请我草拟一个声明，次日带到柏林去。我照办了。李卜克内两把我的草稿略加修改就同意了，并且要我把声明交到国会去。在七月二十一日的会议上，我发言说：“因为，我们听说，希望能不经过辩论而把议程了结，我们虽然对议会的这个观点绝难同意，但仍愿表示一致，不挑起辩论。我们决定在当前的问题中弃权，我们的动机将以书面声明存入议会的档案中。”
辛森以议长身份认为：我们这样做，他不能加以阻拦。我们采取这个立场的动机是：
“目前的战争是个王朝战争，是为了波拿巴王朝的利益作战，正如一八六六年的战争是为了霍亨索伦王朝的利益作战。
我们不能同意为了进行战争而向国会请求的拨款，因为如果同意，就是对以一八六六年的措施准备这次战争的普鲁士政府投信任票。
我们对于所请求的款项同样也不能加以拒绝；因为这样会被理解为赞成波拿巴的凶恶和犯罪的政策。
作为原则上一切王朝战争的敌人，作为不分国籍对一切压迫者作斗争而力求把一切被压迫者团结成一个兄弟大同盟的社会共和主义者和国际工人协会成员，我们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表示赞成目前的战争，所以我们弃权，同时我们确实希望欧洲各族人民通过现在的不幸事件获得教训，竭尽全力来争取他们的自决权，并且把今天的武力统治和阶级统治当作国家和社会的一切灾难的根源而加以铲除。”
所要求的一亿二千万塔勒的战时公债被国会批准了。弗里茨舍、哈森克莱维尔、门德和施韦泽投票赞成，福尔斯台林早在春季已辞去开姆尼茨的委任。在补缺选举时哈茨费尔德派失去了该区。但当认购公债时，德意志的资本家却对全世界表现了一种可怜像。虽则公债有百分之五利息，而且认购一百塔勒只须付出八十八塔勒，将来仍可还本一百塔勒，但是只认购了六千八百万塔勒。这是莫大的丢脸。在法国却不然。那里募足了所发行的七亿法郎，而且给与和德国同样的利息。
※ ※ ※
我们在国会中所持的态度使我们与党委员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了。于是在书信中发生了极其激烈的争论，特别是李卜克内西与委员会之间，因为李卜克内西不愿按照委员会的意思编辑《人民国家报》。虽曾劝李卜克内西服从理性，但是无效。七月二十六日，他写信给白拉克等说道：“我并不以为你们的爱国热忱是坏事。但是，您们也要有容人之量，即使您们不同意倍倍尔和我在国会中的态度，现在也应当不惜任何代价来消除这种不睦，或者至少避免公开的决裂。在现在这时刻，党内不应该发生看来像是不团结的情形，我恳求你们，对一切足以加剧分歧的，都加以克制。”
这个请求无效。最后李卜克内西愤怒之下，以出走相威胁。他厌恶这种纠纷和民族主义狂。我也厌恶不伦瑞克的唠叨不休。我在八月十三日写信给那里说：“如果委员会继续反对李卜克内西，我们就不再为《人民国家报》写稿了。根据您们的来信（信是针对李卜克内西写的，并对他进行威胁），好像您们已陷入了一种民族主义狂，好像您们不惜任何代价想使党丢脸和破裂。您们不能指出我们在国会中的态度对党的原则有什么抵触。您们不以冲突没有尖锐化为满足，反而要求那些主意坚定的人们改变和否认这种观点。《人民国家报》正是在最近几星期严格表现为党的机关报。我们的敌人异口同声地疯狂叫嚣就是证明。难道您们也附和民族自由党的叫嚣吗？您们谈到萨克森的分立主义。而我们却恰好在萨克森是十足的社会共和主义者，并且我们都把全部战争看做是一个王朝的战争。马克思也曾表示赞成我们。”
九月一日，李卜克内西写信给白拉克说：“我所以有离开的愿望，不是因为害怕那些热衷官职的人，而是由于厌恶那种爱国主义的迷醉。这种病症必须经历它的过程，在这期间我留在这里是十分多余的，而在其他地方，例如到美国去，可能甚为有用。毕竟不至于遭到这种程度，那我也就用不着走开了。”
奥古斯特·盖布（汉堡）又设法调解。这次却比历次的调解较为顺利，我们不久又站到同一战线上去了。
声明和布告
七月十七日，在柏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普鲁士—德国战争的前途如何，从毛奇的同时以罗昂的名义发出的声明表明了：“普鲁士所进行的战争，关于它的军队组织、装备、给养等方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成功的把握的。关于法兰西装备的进步（他倒应该说落后。——奥·倍·）都有十分详细的情报，据此，不用害怕来自法国的军事袭击。”这个见解的正确性马上就被证实了。德国一般人都以为，在拿破仑宣战以后，法国军队马上就会侵入德国领土。但是人们枉然等候着。宣战把法国弄得手忙脚乱，没有一个军团作好战争准备，从上到下都一团糟。八月初，已有三十八万德军与二十五万法军对垒。德意志自由派人士对这情况如何看法，表现在莱比锡的比得曼教授在大学生宴会上祝词中，在七月底他已经说：“我们要把法国打倒，使它在一个世代中不再想打仗。我们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注意使法国的躯体稍稍消瘦一些。”
这里在还没有开战之前，就已经暗示着吞并土地了。所以人们预计胜利绝对可靠。这时候官方文件却说得完全不同！七月十九日国会开幕时的御前演说说，“我们号召全民力量保卫我们的独立”，“德国本身具有抵抗法兰西重来的暴行的意志和力量”，人们满怀信心地向“德意志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发出保卫德意志人民的光荣和独立的号召。”结尾时说，“我们将按照我们祖先的榜样，为了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对外国侵略者的暴行作斗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除了追求保证欧洲的持久和平以外，别无其他目的，上帝会像保佑我们的祖先那样保佑我们”
按照这个庄严的声明（由洛塔尔·布赫尔执笔），则进行的只是一个防御战争而不是侵略战争，其目的是保证将来的和平。
国王的御前演说中还有一句有趣的话；那句话是：
“德意志人民和法兰西人民同等地享受并追求基督教文明和日益提高的福利，他们的使命是进行比武装的血腥竞赛有益的竞赛。”
普鲁士国王一八七〇年八月十一日的宣言也足以说明官场的情调，他宣布，他进入法国并担任了总司令：“我是同法兰西的兵士作战，不是同法国的公民作战。”
弗里德里希·查理亲王的布告在我们各界获得好评：
“第二军的士兵们！
你们踏上了法兰西土地。拿破仑皇帝毫无理由地对德国宣战，他和他的军队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他并没有问法兰西人民是否愿意同他们的德意志邻人进行血战，所以没有理由来和他们敌对。因此要记着，对于法国的和平居民要表现出，在我们这个世纪两个文明民族即使在战争中，彼此之间也不忘记人道主义的诫条，要常常想着，如果敌人侵占了我们的土地（上帝防止其如此），你们的父母在家乡会如何感觉。对法国人要表现出：德意志人民不仅伟大和英勇，而且对敌人也是讲道德、有义气的。”
并且早在七月二十五日，国王就在众所周知的布告上发表了一封感谢书，其中说道：
“由于对共同祖国的热爱，以及德意志各族人民及其公侯们的一致奋起，使一切分歧和对立都结束了、和解了，并且空前团结一致，德国才能同心协力地、有理由地保证：战争给它带来持久的和平，并且从鲜血的种子里长出德意志自由和统一这一上帝恩赐的果实。”
要注意的是，这个感谢书的结束语把自由放在统一的前面。我在许多公开的大会中提到了这句话，这在后来造成了我的恶运。
不伦瑞克常务委员会的被捕
七月三十日，党委会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一篇宣言，表明了当时它和我们不同的立场。它在要求党进行有力的活动之后接着说：“我们的任务是，当这个如我们所希望的包括整个德意志的国家诞生的时候，坚决地共同努力，如果可能，从而创立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民国家（！！！——奥·倍·），而不是王朝的国家；我们的任务是（也许新成立的国家在诞生时还带着王朝的色彩），用严肃的、艰苦的斗争给它打上我们的理想的烙印。”该会希望，我们的同胞用热情和勇敢不久即可在法国得到胜利，但是人们也不要让自己陷于胜利的陶醉之中。人们必须以两个民族的兄弟交战为遗憾，可是德国在战争上是无罪的；有罪者会很快地遭到惩罚，然后我们才能够保持强大，为世界一切被压迫者进行光荣的联合斗争。若是拿破仑失败，法兰西人民就可以较自由地呼吸，于是我们就提醒我们的当权者，哪些东西是因上帝和正义之故而理应属于人民的，哪些东西是战争的无限牺牲和痛苦使人民加倍地和双倍地有权利来要求的。
委员会当时在乐观情绪中没有料到自己会成为作为胜利光荣的代价的第一个牺牲者。法兰西帝国的军队在紧紧相连的几次战斗中被打垮了，整团整团被俘的法军俘虏出现在德国各行政区，这些俘虏的膳宿问题不久就成为一种讨厌的负担。在色当战役中，看拿破仑作这一战的情况，人几乎要相信，他有意这样调动，以便往德国去当俘虏，而不想回法国作战败的皇帝。当他被俘的消息传到德国时，到处欢腾，我们也一同欢腾。全世界渴望着战争结束，它的伤亡惨重的战斗已令人对战争产生憎恶的心情。普鲁士国王在麦茨战役后写信给王后说：“我不敢询问伤亡的情形。”他打电报给符腾堡国王说：“最近一次战斗（八月十九日）的损失同前次一样非常重大，使胜利的快乐大为减色。”基多·威斯所编的柏林的《未来》报上写道：“那些生来就披紫袍的贵族们在死者退色的紫袍前面鞠躬。甚至无所畏惧的人也感到恐怖：镰刀伸得太远了，原野上施肥太多了。”
可是战争还在继续。巴黎对拿破仑在色当被俘的回答是宣布成立共和国，这件事变特别使德意志司令部很不愉快。进行战争，原不是为了把法兰西弄成共和国。人们毫无理由地害怕这个表现出来的恶例。当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来到德国时，李卜克内西极为激动，含着眼泪冲进我的作坊来报告这件事。他见我对于这消息所持的冷静态度，吃了一惊。但是在不伦瑞克委员会中，这个消息也像个晴天霹雳，引起了思想的急遽转变。现在我们之间的一切分歧一下子都消除了。我们现在共同要求立即同法兰西共和国媾和，要求赔偿一切战费，但是放弃任何吞并领土。同时，自卫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比得曼早在七月底即已暗示的，在连续多次胜仗以后，成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报纸的普遍要求。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发表了一个论这次战争的宣言，登载在八月七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宣言说：“一八七〇年七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政变的修正版。”[1]这个战争显得这样无意识，法国也不相信它，甚至资产阶级反对派也拒绝付款。加入国际的法兰西工人认为战争是王朝战争。“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2]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的地位呢？”[3]这里接下去一段是对俾斯麦政策的批评，《人民国家报》必须删去。“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么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是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4]总委员会然后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俄国有利。
不伦瑞克委员会现在按照总委员会宣言的意思，在九月五日发表了一篇《给一切德意志工人》的号召。提到法国最近事件，委员会期望，新的共和政府应设法同德国达成和议。德意志工人必须支持共和政府的这种意图，要求同法兰西人民成立光荣的和平，并且工人群众要为此大声高呼。
然后委员会引证了卡尔·马克思（但是没有提出他的名字）的一封信说，如果人们坚持吞并阿尔萨斯—洛林时，将会而且定会有什么后果。引文说：
“谁没有完全被当前的叫嚣震聋耳朵或者不热衷于震聋德国人民的耳朵，他就应该了解到，一八七〇年的战争必然孕育着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一场战争，正如一八六六年的战争孕育着一八七〇年的战争一样。……这场战争
已经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所以德国工人阶级肩负着更大的责任。”
[5]
委员会接受这种解释，要求宣布反对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并拥护同法兰西共和国的光荣和平。号召结尾说：
“如果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伟大的民族怎样又把它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如果我们今天不仅看到在瑞士的和在海洋彼岸的共和国，而且也确实看到了在西班牙的共和国，在法国的共和国，那么让我们厉声高呼，即使德国今天还不能是个共和国，自由的曙光也有一日为德国透露出来，让我们大声欢呼：共和国万岁！”
九月十一日，《人民国家报》转载了上述的号召，而在十四日的下一期上就发表了李卜克内西和我对党员同志的谈话，谈话中我们指出，汉诺威的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将军（已证实是不顾公理和法律）下令逮捕党委员会委员，即白拉克、彭好斯特、斯皮尔、曲恩和印刷所主人锡菲尔斯，在军队森严戒备下押往东普鲁士的吕森要塞，囚禁在那里。被捕者所遭到的待遇，即使说不是残酷的，也是极端粗暴的；只为送往哥尼斯堡，就用了三十六小时。在旅途中公众到处都把他们当作捕获的卖国贼，也就按照对待卖国成的方式对待他们。我们要求，在监察委员会还未另作指示之前，请把信和钱寄到汉堡的盖布那里去。结尾说：
“同志们！党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也许随后还另有打击。
要立定脚跟，不要气馁；在危难中才显得出真正的信念，才证明出真正的好汉。
努力传播党和我们的原则，但是言论要小心，写作也要小心——与我们为敌的势力在设法利用一切来反对我们。
努力推广机关报，在这精神斗争的时刻，我们的威力和我们的优势就在那里。
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万岁！社会民主组织万岁！”
在我们的谈话中提到了盖布的名字，这就足以使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有把他也选到吕森去的借口。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在哥尼斯堡集会上演讲反对吞并的约翰·雅可比，和担任那个集会主席的大地主海尔比希。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以北德意志总司令的身份来处理这些事，他的任务是在北海岸防备法国人的万一登陆。他在军事上无事可做，就忽然想到做保安惩处。
雅可比和海尔比希的被捕在自由主义报界造成了不愉快的印象。一家左翼自由主义报纸认为：“这种行动是和伟大的胜利不相称的，并且因而引起疑问，是不是德意志民族赢得了外部的荣誉，却丧失了内部的自由。”
我们认为当权者的这些行为和活动是当然的事。但党委员会却抱有幻想，以为新秩序具有自由的模样，而据说给与这个新秩序的却是一个素来表现为任何自由主义发展（姑不论民主主义发展）的最大敌人，现在以胜利者的姿态把带刺马靴踏新帝国的脖颈的人。
在哈尔堡的约尔克和许多同志，在哈尔伯斯塔特的纳特尔斯也都被捕入狱，以他们散播党委员会宣言的罪名起诉。萨克森第二军团司令在九月底发布一条命令，禁止一切讨论战争最终目的的民众集会。这时期的一线光明是，在奇尔希堡和米特维达（两个都在萨克森）的市议员选举中，我们党取得辉煌的成绩。克里米朝虽在战时，却在八月一日出版一种每日出版的党报《市民和农民之友》，由卡尔·希尔施编辑，接着在大年二月一日出版了《开姆尼茨自由报》，也是每天出版。我们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区别也在于，我们不阻挠创刊新的党报。
十月初，半官方的《北德意志总汇报》惋惜李卜克内西和我没有像不伦瑞克委员会、约翰·雅可比等人那样被捕。它不久就如愿以偿了。
监察委员会把新的临时委员会迁往德累斯顿。新委员会是由克尼灵、科勒和奥托·瓦尔斯特等同志所组成的。因为我们知道，不伦瑞克委员会被捕时，大批函件被没收，所以我写信给新委员会的秘书瓦尔斯特，应以不伦瑞克事件为戒，不要保存信件。但是瓦尔斯特不听忠告。后来果然不出所料，他那里也被搜查，连我的劝告信也落在警察手里，然后列入即将到来的叛国案的文件中。
※ ※ ※
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十月底经历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十月三十一日是路德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登堡皇宫教堂门口的宗教改革日，这一天在萨克森是个节日。在这节日的两天之前我收到一封挂号信，信里说因有十分重要事件，恳请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十月三十一日到米特维达去。我们接受了这个邀请。下车时在车站上有人秘密地迎接我们，绕了半个城市把我们引到一个饭店里，我们吃了一惊，看见里面聚集着上厄尔茨山区和下厄尔茨山区的全体受托人。于是一个发言人质问我们，为什么袖手旁观而不要求动起手来，军队仍在国外，在国内的不难战胜。我们对这种幼稚说法只是摇头。我首先讲话，指出发言人的要求是荒谬的。李卜克内西当然也作了同样意思的发言。我们没有费很大力气就给与会者讲清楚了我们立场的正确性。与会者同我们一样也是被两位党员同志请到米特维达来，而不知道这里要干什么的。
与此同时，苏黎世的党员同志举行一个公开集会，当时充任检查官的党员同志福莱尔在会上发言，他论证下列的议案：
“1．我们同情法兰西共和国！希望它能努力反抗，来削弱霍亨索伦家族的军事力量，使它不得不立刻接受和平。
2．我们向德国和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志们表示最热烈的崇敬。
尤其是你们，在德国的兄弟们，不管迫害和镇压，不管枷锁和牢狱，以男儿的气概捍卫你们的原则；我们坚决地信任你们，你们要尽你们的责任，并且表明你们无愧于你们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历史任务。”
当时苏黎世同志们的赞扬使我们深感满意，我至今还有此感。当时的发言人福莱尔同志现在在伯恩，是瑞士联邦政府的成员，并曾有个时期任瑞士联邦的总统。当然他不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达到这个高位的。瑞士也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他正是随时代而转移，同许多别人一样，从左翼转到右翼并因而取得了高位和尊荣。
吞并和皇冠
在色当战役以后，对法战争以毫不衰减的力量继续进行。帝国的军队诚然不是被消灭，就是被俘虏了，现在是以甘必大和弗累西奈为首的国防政府来组织新军。这支军队可说是在战争中从地下铸造出来的。关于这个伟大的成就，有一本有趣味的书《雷翁·甘必大和他的军队》，冯·哥尔茨男爵着，一八七七年在柏林出版。但是主要的功绩不是甘必大的，而是原先的工程师弗累西奈的。对帝国的战争历时还不到六个星期，现在对共和国的战争却持续将近六个月。而且新政府虽然作过媾和的尝试，只因俾斯麦志在吞并领土而未成功。俾斯麦始终想使拿破仑复辟，也声明说，国防政府不是一个可与谈判的稳固政府。可是最后他还是必须同这个政府缔结和约。
十月底，巴赞以麦茨连同十五万大军和大批军事物资投降了，这对德意志军队指挥部是件幸运的事，它可以用全力来对付新成立的法兰西的罗亚尔军和北方军。
十月二十六日，雅可比、彭好斯特和海尔比希都由吕森释放出来。普鲁士的邦议会选举已到眼前，所以不便把违反公理和法律所逮捕的公民拘押不放。几星期后，十一月十四日，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又带着镣铐由吕森运回不伦瑞克。在这里要上演一出控诉他们叛国的案件。最后在十二月初，在汉堡市政府的催促下，盖布终于也从吕森释放出来了。对他提不田公诉材料。
※ ※ ※
十一月二十四日，北德意志国会召开非常会议，会开得固然短促，但是很激昂。会议是关于批准继续作战的军费，同南德意志诸邦讨论凡尔赛条约和新宪法的问题。
迄今所知道的有关凡尔赛条约的消息，在自由主义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反感。根据那条约，给与南德意志诸邦，特别是巴伐利亚，以所谓特权，这样只会给国家的统一添麻烦。北德意志同盟宪法必须根据凡尔赛条约进行一些极为必要的修改而成为帝国宪法。国王在七月底的感谢书中所预先许下的自由，仍在原处——营房。议员日俸仍未批准。这些事件就足以使人情绪沮丧，何况又加上战争延长、造成各种莫大的牺牲、还不知何日结束等等事实。九月初，毛奇写信给他的兄弟说，他希望十月底可以回到克莱索（他在西里西亚的田庄）去猎兔子。但是兔子并没有被毛奇的猎枪所惊扰。
战场上的消息在国会中造成了十分忧郁的气氛。人们没有想到战争竟有这样的进程。《科伦日报》的战地记者冯·维开德还在十二月底就写道：
“这个可怕的战争是以巨大兵力进行的，规模之大是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的历史所未有，事实上无法预计。人们认为战争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而现在却发觉，月底还是同月初一样。我们一再打败法国人，成千地杀伤他们的兵士……而他们的败兵总是再集合而又再集合……并且常常以不顾死活的勇猛气概向我们突击……现今在许多被我军榨取得特别厉害的地区已经发生可怕的饥荒，在盛夏中人们像苍蝇似的成批倒毙，到了严冬，这种情况将更可怕地变本加厉。”
国会开幕，同盟秘书长德尔布律克宣读国王演说词，演说词中说，法国现在的当权者宁愿使一个高尚民族的力量牺牲在一场无望的战争中。同这句话有一定矛盾的是说：法国没有一个可以与之谈判的政府；也由于人民的态度，持久和平的希望毁灭了。一旦法国的力量恢复起来，或者由于缔结联盟而自觉足够强大，它必将重行掀起战争。由此可见，吞并领土的欲望将把未来的发展推到哪里去。
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议程上列着要求继续拨款案（一亿塔勒）我发言谈论这个要求。在我之前有议员莱欣斯波格表示赞成。我的发言不长，但引起了我的演说从此没有再引起过的风波。我说，我是同前一位发言人一样好的德意志人，虽则我在研究问题之后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我摘要叙述了到帝国灭亡为止的法国简史，并且指出，在拿破仑被俘后，战争的根源就已消除。对此我所依据的是七月十九日的御前演说和八月十一日普鲁士国王宣言。我的讲话引起巨大的骚动和激烈的反对。断言法国没有政府可与谈判的主张是错误的。我在讲话中证明它的错误。使和约不能缔结的是吞并土地的要求。然后我对那不准我们在公开集会中说明我们关于吞并土地问题的立场的禁命，进行尖锐的批判。我详细说明了我们这个立场。讲话又被屡屡打断。然后当我指出德意志资本家阶级在发行第一次战时公债时扮演的可怜角色而法兰西资产阶级在同样情况下却完全不同的时候，风潮就完全爆发了。议会中大部分人都真正发了疯；他们用最粗野的话大骂我们，几十个议员高举拳头向我们冲来，并且威胁着要把我们轰出去。我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最后，我建议大家通过李卜克内西和我所提出的建议。这个建议是：
“国会决议：
否决有关为作战而继续筹款的法律草案，并同意下列建议：
鉴于在七月十九日由当时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所宣布的战争在路易·波拿巴被俘和法兰西帝国崩溃后实际已经结束了；
鉴于根据普鲁士国王在七月十九日的御前演说和八月十一日对法兰西人民的宣言里自己声明说，在德意志方面这个战争只是一个防御战争而不是对法兰西人民的战争；
鉴于从九月四日以后所进行的同国王的言论极相矛盾的战争，已经不是对那已不存在的帝国政府和帝国军队的战争，而是对法国人民的战争，它已不是防御战争，而是侵略战争，不是为了德国的独立的战争，而是为了压迫高尚的法兰西民族的战争，根据七月十九日的御前演说法兰西民族是有资格‘同等地享受并追求基督教文明和日益提高的福利，进行比武装的血腥竞赛有益的竞赛’；
国会决议否决所要求的作战拨款，并且要求同盟首相力求放弃吞并法兰西领土，尽快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和约。”
在我之后是由议员拉斯克尔发言，他用极为义愤的声调痛骂我们和法兰西人民。妙的是他如何为金融界辩护而反对我们的指责。他说：“不错，广大的金融界没有踊跃参加；那里没有获利的希望（一旦胜利还会有相当大的利润。——奥·倍·），这是商人的作风，如果看来无利可图，就不愿以商人身份来参加，商人的本性原是如此。现在，那里还有些人（用手指着我们），他们讥笑利润与报酬，可是他们从事理想活动却是为了报酬（大笑），并且使他们被称为使徒的行为，结果是为了议员日俸。（大笑。很好！）这些先生们，按他们的行为的性质也许只要一笔较小金额就会满意（会场的笑声震撼屋宇），却又嘲笑追求利润，这是怎样糊涂的想法！因此，大金融界认为这个时机不适于做有盈利的生意。”
替德意志资本家做辩护，实在不能比这更无聊和更充满矛盾了。（我在第二次发言时给了拉斯克尔适当的答复。）继拉斯克尔发言的是布劳恩（威斯巴登），继布劳恩的是李卜克内西。他有力地抨击前面的一个自由派的发言人。发言一再被猛烈地打断。议长高呼遵守秩序。
李卜克内西在发言中说道：
“在七月间宣战的政府已被消灭，它的领袖与威廉平起平坐而且是普鲁士国王的好弟兄；当德意志战士在外面流血并且在对法兰西人民的战争中忍受极其可怕的艰苦的时候，他却沉溺于帝王的穷奢极欲之中，而法兰西人民无论如何总是我们的兄弟民族，而且他们是愿意同我们和平相处的。（骚动，高呼。）做法兰西人民和法兰西工人的弟兄，实在比做那个与威廉平起平坐的流氓的亲爱弟兄更光荣些。（议员冯·施韦泽博士：好啊，好啊！）”
李卜克内西结尾说：
“要求发行的公债是为了吞并领土，这在御前演说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吞并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因为就在和平以后它也会经常制造出战争的危险，所以它在德国巩固了军事独裁……由于这些理由，我当然反对战时公债，并且和我的朋友倍倍尔一起建议予以否决。”
这个建议只有五票赞成，被否决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会议的议事日程上，列着战时公债的第三读，由我们党所选出的歌茨博士（林得瑙，他在同年三月间还拥护约翰·雅可比的国会竞选）在会上发言拥护战时公债，虽然他断言这对他是勉强的，并且由御前演说中他也看出战争不能带来和平，也没有希望减轻军事负担。他的发言非常杂乱无章。表明特征的是，在这次会议中当我们对攻击采用大声打岔来自卫时，拉斯克尔就问议长，可不可以立刻改变议程来结束这种“胡闹”。李卜克内西在回答时指出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会议上我们所听得的无礼喊叫和言语。当李卜克内西想就战时公债的法律草案第一章方面答复所听得的攻击的时候，议长打断了他的话，说他不能重提一般的辩论。李卜克内西以充分理由不承认这种观点，因为第一章中包含着为继续作战而筹款，这时在议长建议之下，议会剥夺了他的发言权。第三读中反对战时公债的有：埃瓦尔特博士（汉诺威人）、弗里茨舍、哈森克莱维尔、李卜克内西、门德、施拉普斯、施韦泽和我。
几天以后，在议程上列有议员邓克尔及其伙伴关于在戒严时期宪法条例执行问题的质问。他们反对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将军的措施。我们因为得不到所必须的三十人联署，所以就不可能提出这类质问。如果说，资产阶级人士不反对那对我们党委会的暴行，却非常憎恶约翰·雅可比的被捕；这很不符合人们对创设新国家的期望。雅可比在被捕后直接向凡尔赛司令部的俾斯麦申诉，因为他的被捕是非法的，所以请求将他释放。俾斯麦在答复雅可比的信里间接地认为他有理由，可是他没有做什么事使他获得释放，表面上是因为他与司令部的军人已很不和，不愿再多增恶感。但是根据忠实地报道俾斯麦的公私言论的他的随身记者摩利茨·布土的记载，他在十月二十日谈到雅可比被捕时说：“我对于这事决不感到愉快；党人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样可以满足他的报复心情；政治家、政治没有这样的心情；政治只问虐待政治上的敌人是否有好处。”并且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在国会中的质问以前不几天，又谈到这个题目，俾斯麦说（仍根据同一来源），军人征求他的意见太少了。“在委派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时也是如此，而他现在处分了雅可比。如果我必须当着国会议论此事，我可以推卸责任；人们不能拿讨厌的东西来打扰我。我已成为战斗中习于炮火的马，将来我还要参与国会活动，如果他们再使我生气，我就让人把我的位子放在最左翼。”
可惜他没有使这个恐吓成为事实，如果在下次开会时有他站在我的一边，作为我的战友（在那次会上只有我代表最左翼），那我就将非常高兴了。
十二月三日的讨论异常激昂。邓克尔指出雅可比和海尔比希是非法被捕的，他认为我们那些被解往吕森的不伦瑞克的同志也是如此。他要求（这中间有如上述，被捕的普鲁士公民因为当前的普鲁士邦议会选举而被释放了），将来不得再发生此类事件。同盟秘书长德尔布律克代表俾斯麦讲话，并企图为这种处分作辩护。温德荷斯特答复他，尖锐地攻击他，并且尖刻地说，他今天听了秘书长的讲话以后，他就不甚相信能实现战争开始时所承诺的“德意志国家将是一个敬仰上帝，有良好风尚和真正自由的国家”。他讽刺地建议，在同法国的和约中规定把开云和兰贝萨也割让给我们，这样可以有个合适地方来安置不服管束的人物。然后温德荷斯特严厉斥责孚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对被捕的汉诺威人的虐待。在讨论过程中，我也发言来描我们的被捕同志在往来吕森途中以及在吕森拘留期间所受的待遇。我也控诉了萨克森的禁止一切集会这些措施是对公理与法律的蔑视。米凯乐，不出所料，不仅同意今格尔·冯·法尔肯施太因的措施，而且竟认为我们在德国的态度会使法国加强反抗。我立刻指出这一主张的荒谬。人所共知，质问照例是白费口舌的，这次也是如此。
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同巴登、黑森、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等邦所订的条约。我声明我反对这些条约和任何新宪法。人民不久即可判明德意志的自由和统一究竟如何。德国十年来所进行的三次战争在自由方面只有后退。人民却总有一天会要求而且获得他们的自治权，然后自己制订专以共和为目的的宪法。
在我之后，枢密参议瓦格纳发言，使李卜克内西和我大吃一惊。他说，他从方才送到的《金融消息报》上看到我们由法国驻维也纳的领事勒菲弗尔那里收到了法兰西共和国感谢我们在国会中的态度的一封信。（热烈高呼：听啊！听啊！嘘嘘！）对于这个，我只能在私人谈话中答复说，直到此刻为止，李卜克内西和我都没有接到这样一封信，而且使我更加莫名其妙的是，刚才还听说，《北德意志总汇报》也转载了这封信。我认为这封信是普鲁士新闻局想败坏李卜克内西和我的名誉而散播的卑鄙谣言。在下次会议上，瓦格纳仍坚持他的主张，说这封寄给我的信是真的。在会议结束时我回答说，直到此刻为止，我并未接到那封问题所在的信，所以须保留我第一次的声明。但是，我终于收到了那封写给李卜克内西和我的信。这样，信毕竟是有的，所注日期是十二月二日，用了六天的时间才递到我的手里。信上说：
“我的先生们！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委派我为对德国民主党的特别代表，我以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认为我有责任，对您们在柏林国会中，在一个沉醉于军国主义和侵略精神的狂热会场上所作的宝贵发言，表示我的谢意。您们在这种场合所表现的勇气已使全欧洲注意您们，并在自由战士的行列中给您们取得了一个光荣的地位。德国的自由思想和人道主义的精神，正如您们，我的先生们，所雄辩地证明的，目前遭到我们在第一帝国时期所遭到的那种压抑，并且走向同样的觉醒。粗暴统治的欲望控制住开明的精神。不久以前放出那样的光辉普照着全世界的思想家，今天却在俾斯麦先生的感召下成为毁灭和杀害整个民族的宣教者。我的先生们，您们和您们的党在这普遍堕落的时节保持了伟大的德意志传统。——在我们的眼里，您们是德意志民族的伟大代表，而我们是以真正兄弟友爱拥抱而且永远热爱德意志民族的。法国向您们致敬，我的先生们，并且感谢您们，因为在您们的身上看出了德国的前途和两民族之间和解的希望。”
这封信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在那种时候却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谁把信公开了，我们从未知悉。我猜想，这位领事受了要想陷害我们的那方面的煽惑，才写这封信的。——
在讨论宪法时，有一幕可笑的场面。巴伐利亚国王路易第二在长期逼迫和谈判之后声明，请求德意志同盟的公侯和利伯维尔，把德意志的皇冠献给普鲁士国王。这个消息传到国会后，应当有某种庄严惊人的事继之而来。在该次会议上，议员弗里登塔尔起来提出与此有关的质问。于是同盟秘书长德尔布律克庄严地站起来，要宣读有关的文件。但是，他不知道把它放在哪个衣袋里。在极度兴奋中，他紧张地寻遍所有的口袋，这一幕引起了哄堂大笑。最后，他找到了信件，但是效用落了空。德尔布律克虽是个十分干练的官员，却是一个人们可以想象的最缺乏头脑的官僚。他绝不是那种表演庄严宣誓的人。俾斯麦在凡尔赛听到宣言没有成功，大发雷霆。
在这个辩论中，李卜克内西关于新宪法和新帝国的发言惹起暴风雨般的愤怒。他回顾往日所追求的德意志统一，作为往日所追求的目的的德意志统一与现在所实现的德意志统一迥然不同。现在的这个统一是来自上面的暴行的产物，公侯们同意了，国会就必须和只得唯唯称是。这个宪法表现出，它来自凡尔赛的军营。在那里和南德意志诸邦所缔结的条约，却显示出连外表上的统一也没有谈到。霍亨索伦王室成为德国真正统一的障碍，它的利益是和德意志人民的利益对立的。新皇帝的加冕应在最适于象征此事的（柏林的）宪兵场上举行。因为这个帝国只能借宪兵之力来维持。议长对这个发言提出了多次遵守秩序的号令和一连串的斥责，使这个发言显得很重要。
十二月十日，选举代表团把国会所决议的祝贺皇帝登基的请愿书送到凡尔赛去。进步党多半会同我们一道投票反对宪法，他们通知办公室放弃参加代表团。代表团的成员是由抽签决定的。我们保持沉默，要看一看我们中间是否会有一人中签而列名代表团。中签的人当然也不会接受。但是我们并没有这种运气。当罗特希尔德的名字由票箱中抽出时，温德荷斯特肃然起敬地向他走去，用力握着他的手祝贺他的当选。整个会场哈哈大笑。
由于旅途中遇到的许多阻碍和凡尔赛司令部的招待，代表团没有感到快乐。这种招待与代表团对他们的“崇高使命”所作的想象完全不同。国王本人把作皇帝看得无足轻重，所以当皇储告诉他说，在此的公侯和将军们希望在代表团呈递国会请愿书时能够出席，他吃了一惊。国王冷静地回答说，如果所说的人有哪一个真的高兴参加，他是不反对的。如果代表团能够约许他一旦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就使之隶属于普鲁士，他对新尊位的感情大概就会比这好些。这是第一次霍亨索伦家族打了胜仗而没有为普鲁士掠得领土的大战。这是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所难于克制的。
所以这正像许多其他历史传说一样，竟认为国王当时渴望登德意志帝位。因此，一八九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德皇威廉二世在勃兰登堡省议会宴会上讲话所作的描述，也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当时威廉二世提到德国的统一时说道：
“旧德意志国家受两方面的迫害，外面受它的邻国的迫害，内部受它的党派的迫害。唯一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国家一度团结起来的人是德皇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德意志人民至今还为此感谢他。从那时以后，我们的祖国瓦解了，好像没有人能够再把它联合起来。天意创造了这个工具，并且选拔了那个我们可以尊之为新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位大帝的统治者。我们可以注意他，看他怎样慢慢从艰苦的考验时期成熟起来，直到他将近老年成为适合于工作的熟手，他既对于他的职业有多年的准备，就已在他的头脑里完成了那使他能实现国家复兴的伟大思想。我们看到，他怎样先把军队建立起来，把从各省雇来的农民子弟编成强有力的、武功灿烂的队伍；我们看到，他怎样做到和军队一起渐渐成为德意志的主导力量，并且把勃兰登堡—普鲁士置于主导地位。这一点完成以后，就到了他号召整个祖国，在敌人的战场上实现统一的时刻了。”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不是老威廉而是他的儿子，皇储（后来的德皇弗里德里希）渴望帝位，当时在凡尔赛竭力贯彻他的想望。他的朋友，著名作家古斯达夫·夫赖塔格竟认为，霍亨索伦家族所以能获得帝位，只应感谢皇储。确实的是，除了皇储以外，俾斯麦也竭力为霍亨索伦家族攫取帝位。俾斯麦在这一点上肯定是最适当的判断者，他在《纪念和回忆》一书中说到国王对帝位的态度时写道：
在他看来，帝位显得是一个给与他的现代的职位，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这种皇帝的权威曾受到过反对，这种权威曾抑制过大选侯。在第一次讨论时他说：“化装舞会长该叫我做什么？”我回答说：“陛下当然不愿永远做中性的 ‘das Präsidium’（首长）。‘Präsidium’一词是个抽象概念，而‘Kaiser’（皇帝）一词却有巨大的动力。”
帝位问题在皇储弗里德里希的日记中讲得又详细又富于教育意义，日记是枢密参议格夫肯在弗里德里希死后发表在一八八八年十月号的《德意志评论》上，这惹得俾斯麦大发雷霆。弗里德里希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三十日的日记上写道：
“我同陛下谈到正在临近的帝位问题；他认为这完全没有希望；并引用杜布依斯—雷孟特的话为证，他说帝制已倒，在德国将来只能有一个普鲁士国王，即德意志公爵。我相反地指出，三个国王强逼我们以皇帝来掌握最高权威，千年的帝位和王位是与现代的帝制无关的，最后他的反对减弱了。”
一月十七日，即国王宣布为德意志皇帝的前一天，弗里德里希写道：
“对于国旗的颜色并未加以考虑，它，如国王所说，并不是由垃圾堆里升起来的；他却只容许帽徽与普鲁士的帽徽并存，他不希望听到帝国军队的说法，但海军则可使用帝国字样；由此可见，明天他必须与他坚持不放的老普鲁士分手时心情将何等沉重。当我提到家族史，我们怎样由城堡司令升为选侯，而后又升为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如何也行使假王职权，而这个职权如此浩大，使帝位现在落到我们身上，这时候他回答说：我的儿子以全副精神应付新情况，而我则对此丝毫没有作为，只是掌握住普鲁士而已。”
国会闭幕后，十二月十一日，李卜克内西和我回莱比锡。十五日，我们在一个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会的公开集会上报告国会的辩论经过。参加集会的人非常踊跃，竟成了个民众大会。听众中有许多便衣的法国军官，他们是被拘留在莱比锡的战俘。集会的经过非常好；它以很大的热情通过一个决议，感谢我们在国会中所持的态度。还有许多地区表示拥护我们的态度。这次是我们在一段长时期内所举行的最后一次集会。十七日，我们长久期待的打击到来了。我早在十二月一日给霍包肯的F. A. 左尔格的信里就已写道：“爱国的”人们对我们无限痛恨；如果他们最近能够抓我们，那他们确定无疑地会这样做。
我们的被捕
我们在九月七日的《人民国家报》的第一版上报道，据最可靠方面的消息，我们获悉，由于德意志司令部，特别是俾斯麦伯爵的坚决要求，萨克森政府决定对我们的党采用一切强硬手段。搜查和逮捕近在眼前。几乎全体新闻界，由自由派的报纸带头，好像奉了命令似地一齐发表煽动性的社论反对我们。他们竟无耻到这种程度，以至控诉我们有把国家出卖给法国的罪行。后来十二月间，在当时出版的半官方的《蔡特莱尔通讯》上，发表了从不伦瑞克委员会没收到的李卜克内西和我的信件中断章取义地摘出来的词句，以便为他们的控告我们作辩护，我于是把下列声明寄给柏林的《未来》报发表：
“我从这里的报纸上看到，在瓦盖纳先生合作之下，靠着傻子打趣出版的《蔡特莱尔通讯》，为了完成它的密告任务，把在逮捕不伦瑞克委员会时所查获的李卜克内西和我的信件寻章摘句地转载了。虽然我认为只有
由于一个官员违背了就职誓词，《蔡特莱尔通讯》才能够发表那些断章零句，我却须表示，希望不是把我们的信的断章零句，而是全部内容予以发表。
我有一切理由相信，由于
这样的发表，可以明白无疑地证实，蔡特莱尔先生及其伙伴寻章摘句发表的私人函件只能是由
某一个丧尽天良的官员暗授给他们的，他们所以这样发表，是因为想使他们的阴险勾当在轻信的群众中起更大的作用。
我对这种行为并不觉得奇怪。半官方报界的狐群狗党所做的正是本性和官方命令他们做的事情。
莱比锡，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奥·倍倍尔。”
十二月十七日早晨，我正在作坊里做活，我妻忽然面无人色地冲进来告诉我，一个警官在楼上我们的住房里要找我说话。我知道原因何在。我急忙由后面的楼梯跑了上去，在我的卧室里遇到一个我认识的官员，不过还有个全副武装的兵士。当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时，我妻回答说这人是刚才来此投宿的。官员接着通知我，他奉命来查封我的文档。事情发生得很快，但我已把文件清除了。官员又通知我，他还奉命逮捕我。我赶快换好衣服，同妻子和小孩告别并且安慰他们说，我不久就会回来的，乘上守在门前的一辆马车，先到警察局，由那里再驶往地方法院。在这里的地方法院监狱里指给我一个囚舍。我不讳言，在狱吏照老规矩把门上的一把大锁和两根铁闩插上以后，我愤怒欲狂，在小房里跑来跑去，咒骂我的敌人。但有什么用呢？聪明人能让步。次日早晨（星期天），检察官和作为地方监狱总监的地方法院院长走进来，问我有无什么要求。我请求准许给我送些书来和夜晚到十时熄灯。院长对于二者都答应了，但灯亮只到八时。检察官告诉我，要检查我的被认为危害国家和叛逆重罪的全部鼓动活动。检查将持续很久，因为还必须向外地调查。明天我将第一次在预审官前受审。我异常紧张。法官是高等法院参议阿乃尔特，当我被引到他面前时，他面孔严厉、非常矜持地对待我。我现在才知道，我和一同被捕的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被控的是图谋和准备叛国罪。李卜克内西与我一同被捕，我认为是当然的事，但倒霉的赫普纳，他不久之前才担任《人民国家报》的第二编辑，也应被捕吗？他与初生婴儿一样无罪。法官又告诉我，因为检查材料的主要部分还在不伦瑞克，所以他还不能继续进行检查，这使我大为吃惊和觉醒。不过，他希望材料在新年前还可以到达，那时他将竭力进行工作。那么，严格说来，我们的被捕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因为法官和检察官都不知道作为我们被控根据的起诉材料。所以显然是司令部想尽快使我们不能为害而决定逮捕我们的。
回到囚舍时，我非常愤怒。我现在有充分时间先研究这间小屋子了。囚舍里饶有空间，因为它差不多是空的。在门侧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大的带盖木桶，关于它的用途我不必费话。靠一面墙放着一个小书架，上面有一把水壶和一本赞美诗和新约全书。在另一面墙上安装了一条三呎长的窄板凳，不能移动，在它前面，算是特别优待，放了一张小小桌子，那么小，我若在上面展开一卷《凉亭》杂志，就把桌面全遮住了；没有床，夜晚铺在地上的垫褥，次晨搬在走廊上的一大堆垫褥上。窗子上牢牢钉着铁栏，只有爬上小桌才能及得窗子，窗前下面，日夜有一种奇怪的响声。我爬上窗子一看，原来下面庭院里放着六个烘咖啡的大机器，在为战场上的军队大量焙制咖啡。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冬季也许是我们数十年来所未有的严寒天气。战场上的可怜虫——无论德意志人或法兰西人——遭到可怕的寒冷和冰雪。坏天气开始既早而结束又晚。就是在我的四舍里也是酷寒难忍。这个太古时代的老铁炉，每天早晨五点钟用一把煤生起火来，也不会发出特别热度。况且我也需要新鲜空气。因此，我早晨一开窗子盖板，那一点点温暖立时消失干净。我冻得非常之惨。我为取暖，坐在小桌上把脚伸到长凳上，用我领来做盖被的白毛毯把两腿裹起来。虽然如此，我还是得了膀胱炎。不幸，我的囚舍还是朝北的。李卜克内西在我们中间年纪最大，他们让给他一间当时为了所交换俘虏所准备的房屋。这是我妻来探望我时告诉我的，她每星期可以当着法官的面同我作一次短时间的谈话。我也被准许在法官监察之下与她通信。
但是不久，我很不愉快地发现，我不是独自住在这囚舍里；这里聚居着许多虫子。现在，我颇有时间来狩猎，而且收获比毛奇所希望的克莱邵兔子还多。白毛毯成为陷阱。不久我的猎获达到了最高纪录。有一天我杀死了，女读者请不要害怕，八十一个人们叫做跳蚤的褐色小虫。我渐渐把小屋肃清了，也没有用杀虫药粉，我妻曾应我的要求而送给我两次这种药粉，但都未收到，因为看守者自己也需用。我也做到了把垫褥留在小屋里，以前垫褥总是每晚爬满了跳蚤后又拿进屋来。我刚把我的“家”弄干净，就按照医生的指示迁移到西边去了。我现在迁进去的囚舍，据我的看守人亲切地告诉我说，原先是个杀死婴孩的女凶犯所住的。现在我必须重新从事于清除工作。
像我们这样的拘押待审是各种监禁中最难堪的。被关在严格单人的囚舍里，不知道要关多久，也不知道当前有什么控诉材料，令人非常着急和神经错乱。一月初，我终于又被带到法官面前。我一进法官的房间，就看到窗前的座位上放着一大捆蓝色的文件。那是我写给党委员会的信件，党委员会把这些信同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特别小心和热爱地保存在一起。如果我此刻把党的秘书彭好斯特抓在手里，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来。然而我马上又觉得我没有理由因这些信件被没收而发怒。法官告诉我，前两天他才收到控诉材料，但他决意尽可能赶快加以审查。他履行了他的诺言。每来一次新的审讯，法官的态度就和蔼些。我们的信件当然是他所审的第一批材料。因为这些信件几乎全是十分亲密性质的，所以那里面我们不仅互相提到党的困难，而且也谈到大大小小的私人困苦，由此可见，我们没有一个处境良好。审官一定会意外地发现我们不是叛国和弒君的犯人，而是抱着最好的意图和满腔热血的人。二月底，法官把那数量极大的材料（单是信件就约有二千封）审查完毕，检查工作也告结束。我们后来由我们的律师奥托·夫赖塔格那里得知法官是一个极有才华有良心的人，他获得的信念是，我们不但不能被判为企图叛国，而且不能被判为准备叛国。因此，他建议释放我们，但是检察官不同意。
一八七一年二月底，奥地利的内阁霍亨瓦特—沙夫莱伯爵执政，实行大赦，释放了维也纳的叛国犯奥伯温德、安·邵乌、摩斯特等。一天晚上在审讯时，法官一声不响地把《莱比锡日报》放在我的面前，上面登载着关于大赦的电报。我不禁说道，这样的好事到不了我们身上；我的看法得到证实。我之所以确信我们会被判罪，不是因为我自觉有罪，而是因为对我们的攻击，甚至在我们拘押期间还在对我们继续进行，使我对于陪审员的情绪不能信任。此外，我也认为，政府要集中全力来设法判我们的罪。否则，这个案件就成了它一件丢脸的事。我甚至在一封由我妻转交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们大概还要在牢里蹲两年。我妻把我的这种看法告诉了李卜克内西夫人，她大吃一惊。但是我的预言又应验了。
※ ※ ※
我们被捕后，莱比锡的同志们请当时《克里米朝市民和农民之友》报的编辑卡尔·希尔施到莱比锡来，要他接任《人民国家报》的编辑。卡尔·希尔施情愿帮忙，像他这样在最困难的期间编辑报刊是应受到党的感谢的。他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〇二期《人民国家报》上宣布他依照我们的愿望接任编辑，并且接着说道：
“对我们的朋友所进行的检查，我希望，历时不会很久，并且我确信，将得出他们无罪的结果。目前我将拿我们的朋友一向领导《人民国家报》所持的高尚、勇敢、不是‘叛国’反而是真正爱国的态度，当作我编辑时的榜样。
报纸的倾向和出版都无所改变，敌人方面所抱的希望，即我们的机关报所受的打击将使党缄口结舌，被毁灭了。”
希尔施刚刚参加《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比得曼教授就开始在《德意志总汇报》上对他进行攻讦。《蔡特莱尔通讯》报怀着同样的意图，像它故意寻章摘句地发表我们的信件那样，来对付在不伦瑞克所查获的希尔施的信件。希尔施有力地摆脱攻讦者。此外，希尔施把弗莱里格拉特的诗《桦树之战》转载在一八七一年一月一日《人民国家报》的报头上作为答复。
一月间，宣布国会选举将于三月三日举行。在一次党的全邦集会上又在我们的老选区提出我们的名字。莱比锡的拉萨尔派同我们的同志一致推我为候选人。我通知委员会说，为了使财力和人力能集中在富有希望的选区，我不能接受莱比锡的候选。但该会坚持这样做。资产阶级集团的人们捐款来阻止李卜克内西和我当选。在我的选区（格劳绍—美拉内—荷亨斯坦），敌人一致以舒尔采—德里奇来同我竞选。舒尔采接受竞选，但拒绝举行选民大会，因为我是无法举行这类大会的；也许是因为这样对他不利。一月底，德累斯顿的党临时委员会辞职；为了集中力量，汉堡的监察委员会指示，以莱比锡为临时委员会所在地。财力自然十分拮据。如今的同志想不到当时用如何少的钱来进行选举。任何地方的选举费差不多都不超过五百到六百马克。
选举进行得不顺利；它在不断的钟声和炮声中举行，因为三月三日临时和约在凡尔赛签字。仅有的胜利者是施拉普斯和我在第十七和第十八萨克森选区当选。我以七千三百四十四票对四千六百七十九票战胜舒尔采—德里奇。施拉普斯严格说来已不属于党，并且本当推举尤利乌斯·莫特勒来代替他，他以五千八百七十五票对五千七百零六票获得胜利。李卜克内西在第十九萨克森选区以三千九百八十一票对五千一百三十四票失败。斯皮尔在米特维达—弗兰肯堡经过复选，但以四千零十七票对五千四百三十票为比得曼教授所败。在莱比锡市我得了二千五百七十六票，而我的对手市长斯台法尼博士则获得七千三百一十二票。这个结果还算是很顺利；一八六七年秋季，我们只得到九百票。在莱比锡乡区被提名的是约翰·雅可比，他以二千八百七十七票对五千七百一十八票为对方所败。白拉克是开姆尼茨和第二十二萨克森选区的候选人，得了二千九百七十七票和三千四百七十七票。我们在萨克森为我们的候选人共搜集了三万九千多票。在许多选区，例如比莱菲尔特，我们的党员同志支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普范古赫），在中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各地，他们几乎全不想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全德工人联合会总共为其候选人搜集了六万三千票。
由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参加选举的人不多，到处都不见对于新帝国的热情。贸易和运输业的沉重负担、失业、战争的一切后果，再加上也使群众受重大牺牲的又长又冷的严冬，造成非常消沉的情调。
我一接到我当选的正式通知，就由监狱里把下列感谢书送给我的选举委员会发表：
“选举我的人们！同志们！你们又辉煌地表示对我的信任，你们这是第三大选举我做第十七选区的国会代表了。
虽然我不能到你们中间来说明我对于新形势的立场，可是你们仍对我保持着信任。你们也没有被敌人在竞选时所使用的激烈而卑鄙的斗争方式所迷惑。
这个，再加以失败的敌人可算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有名望的大人物这个事实，使这次选举对于我加倍光荣。请接受我为此表示的最热烈和最衷心的感谢和我将尽力做去不负你们的信任的诺言。
社会民主党万岁！这是我们迎接新斗争的口号。
莱比锡，地方法院监狱，一八七一年三月十三日。
此致
社会民主党的敬礼
你们的奥·倍倍尔。”
我一生中常常幸运地受到歌咏，不论是好意的或者是恶意的。在现在刚过去的竞选中，诗歌也起了些作用，虽然这作用还是有疑问的。荷亨斯坦市长就这样发表了下列当然是匿名的一首诗：
拿破仑和倍倍尔
一个坐在威廉斯赫埃[6]，
一个蹲在地方法院。
一个痛风在脚趾，
另一个却痛风在头脑里。 |
在《美拉内周刊》上有另一篇匿名作品嘲笑我说：
“威廉斯赫埃人给倍倍尔的信
亲爱的倍倍尔！
让我们谈句合理的话！您瞧，我是个老手，您当前要做的事，我都已经做过了。哎，倍倍尔，如果《纽约论坛报》那个贪睡汉最近又给我一点希望——我担心，我却很担心，我将一无所成。我没有力量再从头开始。
但是您，倍倍尔，毫无疑问，您是有前途的。您还年轻，具有令人爱怜的仪表、好胃口、大胆量、令人生畏的言谈和慷慨的性情。再加上妇女的宠爱和教会的友谊，这样就有了一个年轻人飞黄腾达所需要的一切性质了。
现在，倍倍尔，我想告诉您一句关于共和国的要紧话。如果由自己来做大总统，那么共和国就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如果不是这样，则共和国也就与一切其他国家形式，包括教皇制在内，同样有缺点。至于如何能当上总统，倍倍尔，我要向您密谈。不过，我马上可以十分公开地对您说，由总统到皇帝只差一步。”云云。
在莱比锡，就是在我们被押期间，对我们个人的嘲笑也还在继续进行，这在文化史上有几分趣味。在一个杂剧场上演了一出名为：“内倍尔和皮卜克内西”的滑稽戏；在市区的另一个较大的酒馆里演出一出名为：“倍倍尔或者开明鞋匠及其徒弟”的滑稽戏。“爱国主义分子”就用这种方式来发泄他们对我们的愤怒。
一部分自由主义的报刊对于我的当选极为愤怒，因而鼓动说，国会开会时应表示反对把我由待审拘押中释放出来。《马格德堡报》也为莱比锡这种思想所鼓舞。我们的律师奥托·夫赖塔格为此发表声明说，认为我们被控叛国或图谋叛国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我们被控由于我们的鼓动而犯了图谋叛国的罪行。李卜克内西和我在战争问题上的态度绝没有起一点附带作用。如果说，检察官和法官反对释放，那也是无耻的谎话。相反地，法官曾对他说，检查完毕后，就毫无顾虑地实行释放。检察官对于开释也没有顾虑。
三月二十七日，施拉普斯在进步党人的支持下，在国会中提出释放我的建议。与此相反，议员斯台法尼博士（莱比锡）和比得曼教授建议，向首相请示办法。他们在盲目的憎恨中，竟毫不觉得他们的做法的无聊和卑鄙。三月二十九日，议长打算把这两个建议都列入三月三十日会议的议程。对于这，议员施拉普斯在说明会议程序时说：他得到消息，我们已于昨天开释。
事实上也是这样。萨克森政府要避免国会时论，所以命令把我们释放。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将近四点钟，我门上的锁和闩被急急忙忙地打开，看守人冲进来喊道：我想，您要自由了！当我走出囚舍时，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已经站在走廊上。我们一句话不说，三个人就互相拥抱起来。我们自从十二月十五日那个不祥的会议以后从未晤面。我们被引到法官面前，他宣布释放我们，但我们必须保证，决不企图逃亡，并且不得他的同意决不越出莱比锡市区一步。我们把杂物收拾在一起以备来取以后，急忙各自回家来一个欢乐的团聚。我的小女孩欢呼一声，抱住了我的脖子。
两天后，三月三十日，不伦瑞克委员会也被释放。沃尔芬比台尔的高等法院拒绝了所提起的叛逆和卖国的控诉。不伦瑞克委员们被禁闭二百天，我们一百零一天。乐观者认为，现在对我们提起的叛国公诉也要放弃了。
一八七一年秋季，不伦瑞克委员会以犯了许多刑法条款的罪名被不伦瑞克地方法院判处监禁：白拉克和彭好斯特各十六个月，斯皮尔十四个月，曲恩五个月。沃尔芬比台尔的高等法院在撤销申诉时取消了第一审的判决，而另以他们违反结社法的罪名判处：布拉克和彭好斯特各三个月，斯皮尔两个月的徒刑，曲恩是六星期拘留。待审拘留就算服刑了。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四页。——译者
[2] 同上书，第五、六页。——译者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书，第二八三、二八四页。——译者
[6] 威廉斯赫埃（加塞尔附近）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普鲁士人俘虏后，曾被囚于此。——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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