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1911）
爱森纳赫代表大会
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解散
在我们商妥于八月七日在爱森纳赫召开代表大会之后，于七月十七日在《民主周报》上刊出了宣言，署名的有：各地的前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六十六人，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会员一百一十四人（其中也有相当数目的前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一批拉萨尔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瑞士的德意志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苏黎世的德意志共和协会会员；代表奥地利工人的是H·奥伯温德、H·哈同、B·贝善、A·马赫尔、A·斯特拉塞（格拉茨），还有代表日内瓦国际工人协会德意志支部的约·菲·贝克尔。
宣言上说：
告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
同志们！最近在我们党内所做的事情必定使每个正直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满心欢喜。迄今加在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的束缚被打破了，过去像一个尖楔子插入我们党的骨髓、心脏中的个别人物的自私自利，现在被揭穿并被粉碎了，现在要赶快行动，以免我们的胜利果实又被夺去，并且可由刚刚完成的有益革命中产生纯洁的原则和统一的组织，没有这些我们党就不能发生应有的影响，不能发挥固有的力量。
长期以来（可惜太长了），个别人物的自私和恶意使得党内自相敌对。但是新时代开始了；它坚定地指示我们，德意志全体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政党本身有必要团结起来，引导党走上伟大工人运动的正确的、建立在国际基础上的唯一能走向胜利的道路。
一个思想正直的社会民主党人，难道能够对这种必要漠不关心吗？谁能不预料到，由于这样的统一，即在一个共同的组织、一个共同的纲领、一种在政治界社会界的共同行动的基础上的统一，对于我们党有不可估计的利益？——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大多数，绝大多数的同志都尊重较好的意见，他们高兴而且乐于为这最后将使我们党能够达到伟大有力的权力发展的宏伟事业贡献力量！
我们既抱着这种信念，于是在今年七月六日在不伦瑞克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关于对此首先必要的步骤完全达成协议，并遵照那次的决议订于星期六（八月七日）、星期日（八月八日）和星期一（八月九日）在爱森纳赫召开全德社会民主党工人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的议程包括下列各项，但是并不妨碍其他建议：1．党的组织。2．党纲。3．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关系。4．党的机关报。5．职工会的统一。
有关这五项议程的特别建议，例如有关党组织的提案等的原文最迟将在本月底印就发出。
参加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必须持有写明他所代表的地方、以及他所代表的选举人的数目的委托书（全权）以证明其资格。这种证件可以是用协会或分会的名义的委托书，或者是由为了派遣代表出席会议而举行的群众大会所出具的委托书，最后或者是由在某一地方出席的党员同志所签证的委托书。有些地方在一地单独派遣一个代表有困难时，可以由许多地方联合起来，以期至少共同委派代表一人。
因为有迫切的必要使代表大会在星期六，即八月七日，晚八时开幕，以便能选出办事处和规定办事规程，所以代表们务必也在这天（八月七日）到达爱森纳赫。
我们抱着很愉快的希望，伟大的全德意志的一切地方，凡是有劳动同资本势力作斗争的地方，凡是有人民意志为了自由天天同国家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地方，都委派代表来参加会议——我们希望代表大会将增进党的福利和发展，党用如火如荼、永不磨灭的文字在它的旗帜上写着被压迫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起来，同志们，为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而努力，通过大会为党的壮大和统一而努力。
此外，我受中央理事会的委托以该会主席的资格在星期一（八月九日）在爱森纳赫召开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大会，议程是：1．理事会报告。2．讨论问题：联合会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新组织应抱什么态度？可能解散联合会。
代表大会召集人委派我为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作必要的准备，此外，还要写出一个纲领草案和一个组织草案，以便提出来共同讨论。白拉克和盖布认为，我们必须把认为适宜的建议提出来。李卜克内西忙于编辑《民主周报》和对《社会民主党人报》作笔战，于是这项工作就落在我的身上。
不仅萨克森王国的国有铁路管理局，而且当时私营的屠林根铁路公司董事会都应我的请求回信说，它们对于参加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人们也按照优待参加会议者的通例减低票价，到今天我还以颇为愉快的心情阅看那些文件。现今不再有这样的事了。
※ ※ ※
约·菲·贝克尔在《先驱》报上阐述他对于新的党组织的意见的一篇文章却使我有点为难。年老的约·菲力浦是个出色的汉子，不怕牺牲、不惜舍身、日夜工作不倦，是一个老战士，同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年他在巴登革命中担任义勇军团长一样，现在又准备出马了。他也能讲述他那漂泊生涯中的许多故事、笑话和轶事，他非常生动活泼地讲述它们。我常常几小时以听他讲故事为乐。但是对于党组织，他懂得的井不太多，而且由于他长期离开德国，他对于国内情况也生疏了。贝克尔不想要一个严密的、尽可能集中而又民主地组织起来、能作有力行动的党，而想要一种虽然能够宣传社会民主原则，但是没有牢固的党组织的联合；照他所说，这个联合必须保持一种可以不断改变和能够发展的特点，而且这个联合应该隶属于日内瓦。他在《先驱》报上发表了一个有关的草案，并且希望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对它同意。马克思为了贝克尔的这篇文章写信告诉我说，他们和这篇文章毫无关系而且也不同意它的观点。我为这在七月三十日回信给马克思说：
“刚刚接到尊函，使我很欢喜。我也读到了《先驱》报上贝克尔的建议并且必须承认这些建议使我感到不快，因为我认为由此可以看出，贝克尔所以这样做，是想把有关国际的对德意志的领导权抓到手里。所以我也决心在大会上同这不切实际的、甚至无法实行的、耗费时间和金钱的方案作斗争。我现在能得到国际总委员会的支持，感到欣幸。请您不要担心，我决不会在任何毫无裨益的情况下把您或总委员会牵入辩论中；而且当贝克尔自己或者日内瓦其他代表来到时，我还要设法私下给他分析一下原因。我也可以预先向您担保，贝克尔的建议既不能由我们方面，也不能由全德工人联合会反对派方面、也不能由瑞士或奥地利代表方面得到支持，否则就是我很不了解他们的心情。至于我们对于我们同国际的关系如何想法，您在本星期的《民主周报》中我起稿的并由不伦瑞克和汉堡会同商讨的组织草案一文可以看出。我认为，那是唯一正确和可能的形式。”
我写给约·菲·贝克尔一封同样意思的信，信中我也提出对于施韦泽的意见，而且我也同贝克尔谈到施韦泽想派代表参加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计划：
“施韦泽的一切都是弄巧成拙，他自己把他的诡计泄漏了。不论在巴门—爱北斐特或柏林，我一般同他在一处的时候，曾经观察出来，特别是当有人当面反对他的时候，他就很容易不知所措而做出愚蠢的事来。他每逢被人掐住咽喉，他的坏良心就使得他心中无主。”
我在这里也把施韦泽的外表略加描述。施韦泽身材瘦长，面带苍白，酒色过度的样子。棕色的头发，两腮和唇上的胡须都较稀少。鼻子相当长，末端弯曲而尖锐；眼镜后面是一对冷酷的、闪烁的眼睛。他在站立或者行走的时候，总是把双手放在背后而把头部缩进两肩。他一定是非常贫血，在巴门—爱北斐特事件以后，有一次在柏林我和他握手时我吃了一惊。我好像握着一个死尸的又冷又潮湿的手。
※ ※ ※
参加大会的代表为数很多。出席代表二百六十二人，代表一百九十三个地方。其中有：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日内瓦）、格罗伊里希和拉顿道夫博士（苏黎世）、奥伯温德和安德阿斯·邵乌（维也纳）、霍大斯台登（柏林）。宗纳曼（法兰克福）也出席了，并参与了几次辩论。但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出席过工人代表大会；他希望在工人党和人民党之间还能达成协议，但未如愿。党的阶级性排斥了他。“施韦泽分子”（我们现在这样称呼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出席的人数显然大减，还不及从前的一半。这些代表集聚在“船舶”中，我们的代表在“金熊”。由于各方面的消息说施韦泽分子要想用暴力破坏代表大会，我往市长和警察那里探听他们对于这种局势的看法，因为对于我们最关重要的当然是使大会得以举行，不能让巨大的牺牲白费了。据称，我们完全可以随便在何时何地举行集会。在萨克森—魏玛没有结社和集会法，所以集会是没有限制的。此外，我还得到保证，万一我们的安排受到暴力扰乱，警察就准备加以干涉。我们要求“船舶”中的施韦泽分子交委托书来换取红色出席证，他们拒绝了。随后他们在晚上将近七点钟的时候，约有一百多人在巨人特尔克领导之下闯入“金熊”。特尔克后来在他那《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目的、方法和组织》一文里谈到他当时的任务：
“冯·施韦泽先生爱用的手法一般是不管在哪里，如须激烈斗争，他就派别人前去，而在偶然失败时，使他负对党的责任。”
这是完全恰当的；勇敢不是施韦泽的优点，反之，在当时，施韦泽要想利用特尔克来干什么，特尔克无不听他使用。
施韦泽分子进入“金熊”后，发现在楼梯上站满了我们的人，他们宁愿把委托书交出来。下午在一个筹备会上预定由盖布和我担任主席，奥伯温德和奎克（日内瓦）为候补主席。此外，大家还一致同意我的建议，如果晩上会议受到扰乱，盖布就宣布闭会。随后就在星期日上午召开新的会议，只准持黄色出席证的代表进场。
果然不出所料。在推选办事处人员时就已经发生激烈的吵闹。我们因为光线太差，在办公桌上放了半打瓶子，瓶口上插着洋蜡。这些蜡烛随时都有倾倒的危险，必须用手扶着。吵闹越来越厉害，最后盖布只得宣布闭会并订于次日上午十时在“摩尔”召集另一个代表大会，只准持黄色出席证的代表参加。
我们的策略成功了。夜里，我们（白拉克、盖布和我）检查委托书，把施韦泽分子的委托书都挑出来，由盖布在早晨送交特尔克，请他转给各有关代表。此后，会议的进行再没有任何扰乱。
我和白拉克被选定为纲领和组织的报告人。约·菲·贝克尔不顾我的一切反对理由，仍提出一个冗长的建议，说党应该做“全德社会民主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的组成部分”。这个建议没有人赞成。纲领和组织仅把召集人所拟的词句略加修改就通过了。新党命名为“社会民主工党”。所通过的纲领条文是：
社会民主工党纲领
一、社会民主工党为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而努力。
二、每个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都有责任尽全力保证下列原则：
1．现今的政治和社会情况是极端不合理的，所以党员要用最大的毅力来反对它。
2．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并不是为了取得阶级特权和优先权，而是为了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为了消灭阶级统治而斗争。
3．工人对资本家的经济依赖性构成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所以社会民主政党致力于：在废除现在的生产方式（工资制度）的情况下，通过合作社性质的劳动使每个工人得到全部的劳动收益。
4．政治自由是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所以社会问题是与政治问题分不开的，它的解决是以政治问题的解决为条件的，而且只有在民主国家里才有可能。
5．鉴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解放只有这个阶级共同一致地进行斗争才有可能，社会民主工党要有一个统一的可是使每个人都能影响全体的福利的组织。
6．鉴于劳动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一个包括一切具有现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问题，社会民主工党在结社法允许的范围内把自己看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分支，并与它共同努力。
三、实现社会民主工党鼓动工作中下列最近的要求：
1．赋与年满二十岁的男子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选举权，去参加议会、各邦的邦议会、省和地区代表会议以及其他一切代表团体的选举。供给当选的议员和代表充分的日俸。
2．实行人民的直接立法权（即建议权和否决权）。
3．取消一切等级、财产、出生和宗教信仰的特权。
4．建立民兵代替常备军。
5．教会脱离国家、学校脱离教会。
6．国民小学实行强迫教育，一切公共的教育机构实行免费教育。
7．司法独立，推行陪审法庭和劳资仲裁法庭，实行公开的和口头的诉讼手续和免费的司法。
8．取消一切出版法、结社法和劳动者联合法，实行标准工作日制；限制妇女劳动，禁止童工。
9．取消一切间接税，并实行一种单一、直接、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
10．由国家促进合作事业，并且在民主的保证之下由国家贷款给自由的生产合作社。
四、每个党员每月应缴纳党费一格罗申（合三个半南德意志的克略采，五个奥地利克略采，十二生丁）。党员同志订阅党的机关报并取得可靠证明者，在订阅期间免纳党费。至于个别地方党费的减免，由委员会处理之。
五、党费应按月向党委员会缴纳，邮资付讫。
六、对党三个月未履行其义务者，即不再视为党员。
七、每年至少举行党代表大会一次，会中讨论和解决党所接触的一切问题，并决定党的总部以及监察委员会的会址和下届党代表会议的地点。——代表大会并规定常务委员会以至个别委员的报酬。
八、如果常务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以绝对多数决议，或者全体党员中六分之一建议时，得召开临时代表大会。
九、每次代表大会至少要在会期前六星期由常务委员会在党机关报上公布暂定的议程。在公布后的十天内党员同志方面交到的建议应至少在会前十四天作为确定的议程来发表。单独向大会提出的建议，至少必须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赞成始能交议。
十、每一代表一个投票权。已在一个地方参加了代表选举的党员，可以派遣五个有投票权的委员参加大会。非代表的党员只有讨论权。
十一、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必须在会后三个星期内按成本价格使所有党员都可得到。一切有关修改党章、党的原则和政治立场以及党费的决议必须在大会后六个星期内通知所有的党员基层组织。表决时以单纯多数作决定。投票结果在党机关报上公布。
十二、党的领导机构是一个五人委员会，其中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秘书一人、司库一人（他应具有相当的保证金）、助理一人。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必须居留在一个地方或在它周围一哩的区域内，他们是由居住在党中央所在地的党员通过特别的选举手续以绝对多数的票选方式选举出来的。党机关报的编辑部和发行部成员都不准参加委员会。如果在本年内委员会里出缺，中央——除了上述第七条所列情形外——就照这种选举方式来补充选举。
十三、委员会必须在代表大会后十四天内选举出来；在这次选举之前，如大会未作其他规定，则事务仍由以前的委员会处理。
十四、委员会共同作一切决议，并且只有在至少有委员三人出席的正式召开的会议上才能有所决议；委员会可以就代表大会所未作决定者自订办事规程。
委员会的一切行为对党代表大会负责。
十五、为了尽量避免常务委员会的专权，党设置一个十一人的监察委员会，所有因常务委员会疏忽而引起的申诉都可向该会提出，该会同时应对常务委员会的业务管理进行检查。
十六、监察委员会应由党代表大会规定的监察委员会驻在地的地方及其周围一哩范围内的党员选举。选举采用票选，最迟在代表大会后十四天内举行。
十七、监察委员会有责任至少每季审核和检查一次常务委员会的业务管理、案卷、账册、金库等，如果有确实理由，而常务委员会拒绝纠正越轨行为时，它就有权停止个别委员以至全体委员会的职务，并采取临时管理业务的必要措施。这种决议必须由监察委员会中三分之二的多数作决定，而且如果常务委员会中半数以上的委员被停职，就要在四个星期内召开党代表大会，对该项事件作最后的决定。
十八、党创办一种报纸，名为《人民国家报》，作为机关报，即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机关报在莱比锡出版，归党所有。编辑部与发行部职工、印刷工的人选和薪给、报纸的价格均由常务委员会规定。关于这方面的争执由监察委员会判断，党代表大会作最后的裁决。报纸的态度要严格符合党纲。党员同志适合党纲的稿件，只要报纸篇幅够分配，可无偿接受。有关不刊登来稿或给来稿涂上倾向性的色彩，可向常务委员会申诉，第二级向监察委员会申诉，由该会作最后决定。
十九、党员有义务在各处根据党纲着手创设社会民主工人协会。
在会议进行中，我传达了苏黎世的革命基金管理人拉顿道夫博士及其同事答应由基金拨给我九百塔勒作鼓动费。这就是使特尔克及其伙伴很感痛苦，并把它归在汉诺威国王希秦格尔身上的财源。
我们决定以《民主周报》为党报，并从十月一日起改名《人民国家报》，作为会民主工党和国际职工会联合会的机关报，每星期出版二次。并选定不伦瑞克—沃尔芬比台尔为常务委员会的地址，维也纳为监察委员会的地址。起初，人们想把莱比锡定为常务委员会地址。我坚决劝阻了。完全就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先前会员而，如果把象不伦瑞克这种地方作党领导机关的所在地，我们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宣传就容易得多。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安置常务委员会，我们在新党中的势力就得到巩固。事情就这样办了。下次代表大会地点规定为斯图加特。九月初，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由李卜克内西代表出席，嗣后斯皮尔（沃尔芬比台尔）以常务委员会的代表身份偕同他前往。
代表大会的辉煌历程使施韦泽阵营中产生极不愉快的印象。在我们拒绝了施韦泽派往爱森纳赫的代表出席大会以后，他们在“船舶”那边开会，并作了一系列的反对我们的决议。其中一件针对李卜克内西和我个人的决议说：“鉴于所听说的事实，代表大会决议，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两位先生已不配使代表大会继续与他们共事。”特尔克在八月十五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篇《告党员同志书》，开头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已经过去。我们回顾大会的经过和结果对党的前途可以感到自豪和充分信心。”
※ ※ ※
在代表大会闭幕后，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举行联合大会。我被选为主席，柏尔格（哥平根）为副主席，莫特勒为秘书。克里米朝接受委托检查中央的业务管理，并在党报上提出报告。我所作的报告指出，由于纽伦堡的分裂，联合会落得只有七十二个协会，在本年度又有五个协会脱离，但又有四十二个协会加入，所以联合会最近共有协会一百零九个，约有会员一万人。收入计四百七十塔勒，支出四百五十七塔勒，由革命基金补助了九百三十四塔勒，其中拨了八百塔勒补助《民主周报》和作鼓动之用。接着会议一致决议解散这存在了六年的联合会，并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现有的存款移交社会民主工党，现有档案（案卷、书信、记录）交给我保管。在向中央理事会热烈致谢其劳心费力后，大家表示希望在斯图加特再会，就分手了。
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以后
人们很容易想象，现在两个社会主义党派之间发生了比以往更为激烈的斗争。一篇一篇的声明飞来飞去，在许多集会中所演出的活剧不是任何笔墨所能形容。特别是工会，在双方肉搏中受害最大。例如，在五金工人团体选举主席时就因为选票完全被撕毁而未成功，此外，在选举投票时只有二十三次被承认，有十七次被否决了。
从现在起，《社会民主党人报》弹奏以往所少见的声调，捏造事实和虚伪报道，使读者对于我们这方面的运动获得完全错误的印象。
九月十日，施韦泽出狱。九月十二日，他在一篇较长的宣言中宣布，他将环游德意志，与他的党徒闭门相见，“以便使各处秩序井然和严守法律”……他在宣言中说，“害怕见我的面的，是那些自知心怀恶意或者负损害工人事业之罪的人们；至于那些充当全权代表、鼓动者或其他职务而忠心守着旗帜的人们会欣然欢迎我的。”
人们能不感到所听见的是某一个耶稣宣告审判好人和坏人，要把绵羊同山羊区别开来吗？
在这次环游中，施韦泽仍遵行旧策略，即不管在哪里如有人对他提出责难性的质问时，他或是沉默，或是加以嘲笑了事。
他对《人民国家报》所采用的策略还是同对《民主周报》一样。他从没有称呼过《人民国家报》的名字，就是对于党他也只把它说成爱森纳赫人民党。
他在环游时也到了奥格斯堡，他要求那里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把他们所出版的周刊《无产者》停刊。当他们拒绝他的要求时，他就威胁说，要用尽一切方法来毁灭这周刊，即使因此巴伐利亚的运动倒退五年亦所不惜。随后在一八七一年的新年，施韦泽创办了一种小型刊物《鼓动者》，售价每季仅十五芬尼，而首先就拟在巴伐利亚大批推销，为的是使那里的倔强分子就范。
他在环游归来时声明说，“党从来没有像目前这样强大、团结和繁荣”。这种见解的虚伪在他和门德—哈茨费尔德又发生吵闹时就暴露出来了。门德在哈雷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声明反对施韦泽并出版一本小册子，其中刊载了施韦泽的种种丑行。这种事情的发生原是意料中事。但当施韦泽宣布，一八七〇年一月一日起《社会民主党人报》将扩大篇幅（这是痨病患者假装强健的努力），门德就宣称，如果到一月十五日他的机关报《自由报》不能得到一千个新订户，他就把它停刊。施韦泽方面的势力却是大些。施韦泽订于一八七〇年一月五日在柏林召开他的联合会代表大会。
事先，十一月七日，进步党和拉萨尔分子在柏林发生了巨大的争吵。议员维尔周教授在普鲁士众议院提出一个缩减军备的建议，后来被众议院多数派否决了。进步党想凭借一个在上述日期召开的民众大会的道义力量来支持这个建议。但拉萨尔分子大批出席并要求担任大会主席，使讨论不能进行。现在既发生了巨大吵闹，议员勒维（卡尔培）终止了大会。于是特尔克立即重新召开大会。他预先料到进步党的会议要被搅散，曾向警察方面登记在原会场召开第二个会议，警察对于在同一会场、同一时间的会议接受了双重的登记。而且会议也违反了一切以往惯例，没有警察监视。特尔克主席，施韦泽讲话。在所提出的决议中没有一个字是反对政府的，反而把进步党判断成普遍、平等选举权的敌人和标准工作日制的敌人，并且要求取消常备军和实行以青年军事训练为基础的民兵制。
这样，施韦泽又一次设法使人忘记他以前在军事问题上所屡次采取的立场。
附带说明：那时期在萨克森下院以五十五对二十一票通过了缩减军备的建议。
※ ※ ※
九月九日，巴塞尔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开幕，讨论的要点是社会主义者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多次会议都充满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最后在七十五个代表中有五十四人，其中有李卜克内西和斯皮尔，赞成下列决议：
“代表大会声明，社会有权利取消土地私有制，而改行土地公有制。”
他们二人同样也赞成决议的第二部分，即：
“会议又声明，必须使土地成为集体所有。”
这决议在德意志轰动一时，特别是人民党民主派的报纸攻击这决议，把它叫做怪物。李卜克内西没有反对攻击来捍卫大会的决议，却在末期《民主周报》上声明说：
“人们问道：社会民主工党对土地所有制的决议表示什么态度？
回答说：完全没有！每个个别的党员能够而且应该表示态度，党本身无权过问，因为它不管在哪方面都不受决议的束缚——就像国际工人协会本身不受束缚一样。”
对于这个高明的见解，党内发生了很是混杂的感觉。它没有改善党的地位，却反而恶化了它的地位，于是施韦泽利用了这个情况，他得意洋洋地指出爱森纳赫派的不彻底性，说此派在会主义的主要和基本的问题上就不行了，并且让自己受本党队伍中的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最足以证明，我们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其实在这时出版的第四期《人民国家报》上曾说过：“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有关土地所有权的决议是否适当，可能在我们党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决议既作了之后，党如果不否认它的基本原则，就不能否认这个决议。”我们党对于巴塞尔决议的态度不能比这再清楚了。这个声明比第一个正确些，但是和它相矛盾。所以党有必要采取明确的立场，于是我建议，这问题留待下年的党代表大会讨论，委员会也同意这个建议。因为我还计划在十一月初往南德意志作大规模的鼓动旅行，我决定在必要时，就为巴塞尔决议作辩护。我的旅行是十一月八日开始，二十八日结束。这期间我共计举行了十八次群众大会和在艾尔郎根和慕尼黑两个地力作了私人讨论。我依次访问了：科堡、班堡、纽伦堡、佛尔特、艾尔郎根、累根斯堡、慕尼黑、奥格斯堡、拉文斯堡、图特林根、雷特林根、麦秦根、斯图加特、艾斯林根、哥平根、阿伦、海登海姆、金根、斯瓦比亚的哈尔和海尔布隆。我只在四个集会中遭到反对。在所有集会中都收到十分令人满意的效果。
在斯图加特，人民党的全体干部和《民主通讯》的出版人尤利乌斯·弗雷塞都出席了集会。在会上我和人民党的党员浩斯迈斯德之间发生原则上的争辩，当然是我的对手失败了。前一天晚上，在一个交际会中，当时的人民党领袖卡尔·麦耶尔问我，党对于巴塞尔决议的态度如何，我声明，党将在斯图加特的下届代表大会上表明态度，并且无疑地会同意巴塞尔的决议。我又加上一句话安慰他说，不过决议的实施只有获得了舆论界的拥护才有可能，所以还用不着着急。加上了这个糖衣，人们就吞下了药丸。在次日的集会中，拉萨尔分子赖克哈特反对我，他质问我，我们对于施韦泽的态度如何，我作了彻底的回答。总而言之，我直讲了三个钟头。
弗雷塞和大部分的人民党人都被我的分析弄得不知所措，于是弗雷塞在《民主通讯》上发表了四篇文章来驳我。我在《人民国家报》上用一系列的文章答复他，这些文章集成一本名为《我们的目的》的小册子，至今还在出版。在这些文章中，我自然也捍卫巴塞尔的决议。弗雷塞同一般纵欲者（享乐人）一样，他一旦感到主张自己的原则不再能满足他那纵欲无度的需要时，他马上就昧着良心，牺牲原则，后来他给奥地利首相博尹斯特大人服务去了。
我由南德意志回来后，开始了我的这时在法律上生效的三星期监禁，前面已经说过，李卜克内西和我所以被判处这次监禁，是因为《告西班牙人民书》犯了散布危害国家的学说的罪。
※ ※ ※
现在面对着全德工人联合会，我们必须十分努力地争取新党员。所有能够筹措起来的人力和财力都利用到这个目的上。在这里，约尔克作为鼓动者首先成了问题。他旅行的效果不是常常令人满意的。他在一八六九年底因往莱茵区所作的鼓动旅行失败而向我诉苦。他对这事十分悲观。他写信告诉我说，当个鼓动者是一种悲惨的生活，这是正确的，鼓动者在那时代所得到的金钱报酬简直是可怜得很。他又想在一个师傅那里找个位置当工人去。约尔克是个细木工。他若没有家室，事情就会另个样子，单独一个人他是能够克服困难的。可是他太富于不怕牺牲的勇气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不能实行他所表示的威胁。
李卜克内西和我利用我们在柏林出席国会的机会来在那里争取越来越多的同志。我们特别常常在许多支部集会上演说，成绩极好。
不伦瑞克的委员会经常诉说会员缴费不踊跃。这个申诉是很有理由的。从前工人协会联合会的会员特别难以养成按月有规律地往不伦瑞克向委员会缴费的习惯，它们的习惯是重视把钱财用于当地的需要上。
在不伦瑞克委员会和在莱比锡的我们展开了非常频繁的书信往来，当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把监察委员会由维也纳移往汉堡后，在汉堡开业当书商的奥古斯特·盖布也加入了这种通信。白拉克和常务委员会对《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不断提出责难，说它在政治方面谈得过多而在社会主义方面又谈得太少。在党内，这样的责难更厉害数倍。
使我非常愤慨的是吕特这个人，他放弃了大学不读而到党里来充当鼓动员，由于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当上了编辑员。他对于职责漠不关心，而对于报酬（自然也不高）则经常预支。这是同我那关于成绩和报酬的观念相抵触的。在工人党里如果有人接受了职务，而不一心一意地履行所接受的义务，拿了工资而不相应的工作，那么，我不论何时，至今还是如此，总认为这是对党最严重的损害和不可原谅的不义行为，必须加倍处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党里担任了专职，照我的理解就是达到了一种理想。他可以照自己的信念去工作，他不用害怕处分，他如果尽了责任，就会得到同志们的充分表扬。
有一天，我向白拉克严厉地控诉吕特（这封信后来在莱比锡叛国案中还占着重要地位，并印入有关的报告中），自拉克在十月十七日答复我说：
“吕特不坏，至少我不相信他坏。我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完全同吕特一样，而他是一位善良的人。这种人与庸俗人相反，但是他们常在片面性中迷失路途，直到经过长期的多半是艰苦的阅历后才会变得明智。我自己同这样的性格越不相似（如果考察一下我的“品行”，我常自以为是个俗人），我就越爱别人的这类性格。总之，我承认，我对吕特认识太少，不能断定他是否同我那个朋友一样。不过我猜想如此。你读过莱辛的传记吗？他在一个较长期间是多么轻浮！我常盼望着，也能够轻浮一下，可是难以办到。环境把我束缚在我这辛勤的、严肃的、简直是庸俗的生活上！天生的快乐情调在我实在是非常少的。”
我对白拉克这封信怎样回答，现今已记不清了，但是一定不会同意他对吕特的意见。
白拉克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脱离了极端的唯心主义而参加被剥夺继承权者的政党，他当时有很大的困难。他听弗里茨舍的劝说，为烟叶和卷烟工人生产合作社作担保，在合作社破产后，他必须偿还巨额赔款，陷于异常不幸的地位。白拉克曾在给我的许多信札里诉说他的苦恼，因为我们二人相识后不久即成莫逆之交，无话不说。这个最可怜的人奋斗了多年才摆脱这个因为好心肠和愿牺牲而陷入的窘境。他逝世时（一八七九年在他还很年轻，即还不满三十八岁时就死了），全党认为这是件不可补偿的损失。
一八六九年十月，卡尔·马克思到汉诺威拜访他的朋友库格曼博士，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星期。白拉克和委员会秘书彭好斯特曾前往汉诺威去结识马克思并向他致敬。白拉克因会晤了马克思而非常欢喜；他写信给我说，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他们二人非常融洽。我到一八八〇年同伯恩施坦一起作“卡诺沙[1]之行”才在伦敦认识了马克思以及恩格斯本人。这事以后再谈。
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奥地利政府同我们开了一个很讨厌的玩笑；它停止了《人民国家报》的邮局经销。当时《人民国家报》的情形是不能缺少订户的。这个行动却是对《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诬蔑李卜克内西为奥地利政府服务的最好反证。
※ ※ ※
本年将终时，在西里西亚的瓦尔登堡发生了矿工大罢工，这是德意志前所未有的最大罢工。这个罢工最值得注意的是，罢工地区的工人，凡是有组织的，都属于希尔施—邓克尔的职工协会，而且矿主要求他们退出这个协会。希尔施—邓克尔的资本和劳动之间利益一致的学说因而遭到了严重打击。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派别都极力赞成并支持矿工。我打算叫人在莱比锡张贴通告为罢工者募款，但是警察禁止张贴通告和募捐款项，因为根据一八四二年的贫民条例为“灾民”募捐须呈请警察局批准。为了贫民条例的这种奇怪解释的缘故，我一直上诉到内阁，但冯·诺斯提茨—瓦尔维茨先生（他当时已任内政部长）却同意莱比锡警察的决定。
因为缺少足够的财力，瓦尔登堡的罢工失败了。
※ ※ ※
一八七〇年春季，有个任务本来是进步党人或者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应尽的义务，却落在我的头上。齐希尔诺律师死在莱比锡，他在一八四九年德累斯顿五月起义时同豪布诺和托特曾充任临时政府的成员。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齐希尔诺逃到瑞士去，到一八六五年萨克森大赦后才返回莱比锡，但已成残废的人。他需要救济，我为他募捐，捐款由我转交齐希尔诺在德累斯顿的同志沙夫拉特律师。
齐希尔诺于一八七〇年春季在莱比锡去世，他的老同志，也包括沙夫拉特在内，没有一个肯为他致悼词；人们耻于或者怯于明显地、公开地以往昔革命家的同志身份出面。所以我虽同他本人并不认识，而且只由传闻知道他的活动，却不得不去致悼词。德意志的民主党早就失去了丈夫气概。
※ ※ ※
一八七〇年度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于一月五日开幕。施韦泽的兴致并不高。在人们质问他，他在同门德达成所谓联合时是否缔结了秘密条约，经他否认后，人们又质问他关于现金出纳的事项。他把联合会的钱用于《社会民主党人报》了，他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刊物是他私人所有的。甚至曾作成一个决议，来明白制止他这样做。对这个决议和对加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批评，施韦泽异常忿怒。他回答说：就信任而论，根据大会的表示，他必须承认他没有取得大会的信任；无论如何，他已失去代表们的大部分信任……人们似乎还不知道，《社会民主党人报》是怎么回事。不是党造成了《社会民主党人报》，而是《社会民主党人报》造成了党……要求一个编辑人必须保证报刊的内容原是容易的，只要人们自己没有担负什么责任，而且也用不着承诺罚金。在这种情形下，他起先同联合会的敌人，继而同联合会的会员纠缠在气恼之中，也真够了。面对那关于钱财事务应由理事会决定而不像以往那样由主席来决定的要求，他声明说，那么，就选举一个委员会而不要主席好啦。大会于是对财务支出进行详细审查。以五千零九十七票对三千四百零九票通过了如下的建议：代表大会认为本年度财务结算完全满意，并且认为我们党的敌人的一切抨击没有理由，应予驳斥，并且希望财务永远这样。
施韦泽有一次说，鼓动员和代表们已经成为联合会的贵族，联合会里的混乱总是由他们而起，这话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李希特尔（王兹贝克）的一个建议表示反对主席，因为主席会根据汉堡会员的建议无理地宣布说，凡是同时属于全国烟叶和卷烟工人协会的会员，直到这次柏林代表大会为止，失去会员的权利，这建议以二十四票对十二票，两票弃权，被否决了。这些事情又一次使施韦泽认为应当以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一月九日，举行了一个有二千人参加的公开会议，议程的主题是“军国主义”。施韦泽在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在德意志国会中会报名赞成军事法案，并且他当时在发言中会经说，他绝不愿否认和挑剔普鲁士的那些特质，即去年使一个敌对世界佩服和承认的特质，现在他却提出下列决议，请求通过：
“代表大会声明：常备军是现今反动统治的主要支柱，同时是社会剥削的主要支柱；民主的原则要求，各处的常备军全由全民武装来代替。”
这完全像是我们原先的开姆尼茨纲领和现在的爱森纳赫纲领。经过施韦泽没有参加的较长时的讨论，这个决议一致通过。此外，代表大会声明拥护把土地转为社会的公共财产。施韦泽以极其激进的发言结束了这次会议。
在进一步讨论中，有一个把《社会民主党人报》收归党有的建议，以六千四百九十二票对二千五百八十五票被否决了。在讨论中间，施韦泽说道，《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它存在的七年间耗费了大批款项并且现在也还需要捐献。这大批款项由哪里来的，没人知晓。如果党肯把报刊所耗费的款项偿还一小部分，他就准备出让所有权。有一个发言人表示顾虑，认为如果有了分歧，施韦泽将会创办新报刊。听了这个解释之后，多数人把接收报刊看做是件危险礼物。施韦泽还宣称，从一月一日起，哈森克莱维尔和哈赛尔曼加入编辑部。很多会员提议，要详细而真实地编纂代表大会的记录。
一个较长而且激烈的关于各种建议的辩论开始了；例如，照会章规定，主席应由代表大会选举，施韦泽相反地却坚决主张选举要通过他用他的报刊来掌握着的人民。他贯彻了他的意见。屡次提出的要通过一个申诉委员会来监督编辑部的建议，由于这次决议对联合会机关报编辑部的一切责难都要向主席提出，被取消了。在理事会作为监察员的特点方面，理事会对编辑部和主席的工作效率，行使最高的监察权，并可以对它作出规定。在有关的讨论中普范古赫说，编辑部迄今的措施把许多出色的会员逐出协会去了。
二月十二日举行主席选举，施韦泽又以四千七百四十四票对二百四十九票当选，这票数如与柏林代表大会代表的九千名会员相较，就不能看做是特别的信任投票。
※ ※ ※
一八七〇年初，在三个现有的会民主党的组织之外又有第四个出现，不过不甚重要而且寿命不长。施韦泽对奥格斯堡出版的《无产者》及其主办人所表现的顽强敌意，使他们非常愤激。柏林代表大会现在既然也声明反对巴伐利亚，他们就决定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且在一月底在奥格斯堡召开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个分离出来的组织的领导人是弗朗兹、奈夫和陶舍尔；三个人都是排字工人。弗朗兹后来写了一本出色的小册子：《伯麦尔特先生与其冒牌科学。一个工人著。一八七三年》。弗朗兹几年前死在美国。奈夫死得早得多，陶舍尔至今仍是党员，住在斯图加特。不伦瑞克委员会方面派我做代表往奥格斯堡，以便使巴伐利亚的同志们参加我们的党，并预防成立第四个派别。会议只有九个代表出席。我所代表的立场如下：
“成立新派别只对工人事业的敌人有利。他们又要为这种分裂而欢欣，并且指出，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情的工人，作为政党是无害的，因为他们虽然原则完全一致，却不能团结起来，而且纯粹为了形式上的和个人的考虑而互相残害。另一个主张团结的迫切理由是防止工人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分散。对工人来说，这两者都不丰富。派别越多，必须设立越多的管理机构。管理机构耗费金钱，这样，单是这些管理机构就把工人辛苦得来的几文钱浪费掉了。人们不把钱用来对资产阶级和反动派作斗争，却用于自己人的互相斗争，把本来不充分的精神力量消耗在自相厮斗中，而对于整体毫无裨益。我深知，人们对于合并主要有两种顾虑。一个顾虑是我们的所谓联合，简直就是同人民党混合，另一个顾虑是认为我们的组织太不一致。这两种指摘都是由于成见，这些成见是由那些为了自己的地位害怕工人同民主资产阶级接触（施韦泽、门德），且想在‘对激进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姿态下隐藏他们同反动派的妥协的人们，巧妙地加以传播并在群众中生了根的。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工党是两个完全分立的政党，各有各自的纲领和组织。我们党的纲领几乎是一字不差地也作了这次大会的基础，所以不用我再来阐明，不过我们纲领第一部分还更进一步，它还包含着国际纲领的精义，并且也又清楚又精确地表述了它对于现有国家的态度。‘人民党’把我们的政治要求和我们的几个社会要求（标准工作日制，禁止童工）列入它的纲领，因而有某一段路可以和我们并肩前进，就此而言，它同我们是可以互相了解的。如果对它的那些和我们相同的主张作斗争，那就是愚蠢；但是，不言而喻，在它和我们之间有分歧的地方，特别是在社会范围内，我们要处处反对它。人民党是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所组成的政党，这一点我们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它是由大德意志的君主立宪派、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少数基本上也承认我们纲领的人所组成，不过后者为数极少。人民党在反对大普鲁士倾向、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中是一致的，并且从这个观点看来也与我们一同对敌视我们的进步党和民族自由党进行斗争。所以除了由于双方立场的性质自己发生的关系之外，我们同人民党并无其他关系。拉萨尔在一八六三年还劝工人党对进步党发生这种关系，拉萨尔甚至在他论《立宪政体》的著作中许多地方把自己称为人民党人。反对我们的组织的抗议，正像经常责备我们对人民党的态度的话一样，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我们在德意志是在一个自由国家里，则不言而喻，我们在筹划组织时就只须着眼于实际的理由。但是德意志不是一个自由国家，而是由大多数十分反动的邦国所组成，各邦中不受喜爱的人民团体非常清楚地感到法律的威力。萨克森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被解散、普鲁士许多地方社团的被封闭、普鲁士最高法院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选举协会（这是个类似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的决定、巴伐利亚的最近事件等都足以证明，法律如何能够随时消灭这个组织。如果施韦泽把低级法院对他那联合会的判决继续诉诸一切上诉法院，则最高法院无疑地会认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因而宣布在普鲁士加以禁止。施韦泽慎防此事，他的联合会所以还能存在的唯一原因，尽人皆知是他享有柏林警察局和政府的恩惠的缘故。我们必须创设的组织，是要既有统一性，同时又使各个地方的党员能在法律面前有形式上的独立性。党的统一性表现在党的常务委员会中，这个委员会是由党选举出来的，它的权限受严格的限制，同时它还可以受监督，因而消除了任何‘领袖集团’，并且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个人统治此外，还表现在每个党员按制度按月缴纳的党费；最后表现在党的机关报，它是党的所有物，所以不至为私人所利用。通过这样的安排，才可能为党的扩充作有力的鼓动和在一切问题上贯彻党的意志。在地方协会中党员同志可以毫无拘束地讨论党务和进行地方性鼓动，法律无法干涉。我们所采取的组织不仅是在想象中好而是实在好，尽管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一直受到迫害，组织却没有受到损伤，因为他们就是做不到这点，这就是证明。如果来一个像全德工人联合会那样的组织，我们早就垮台了。
警察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没有引用最高法院的判决，这最足以表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首领同普鲁士警察的非常和睦的关系。我们没有享受这样的恩惠，我们也不想要它，因此，我们必须把组织安排得不怕警察的侵犯。此外，形式对我们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原则和它的应用。我们不属于那种以正统自居而把外表形式看得比事业还重的人，我们绝不认为组织已经没有改善的余地。每个党员对于组织的改革都能发生影响，他如能获得多数人赞同，他们的愿望就起决定性作用；一句话，党的整个制度是民主的。”
我的讲话是不幸的。召集人不喜欢我们对人民党的态度，正是因为该党有个激进的纲领，所以必须认为它是危险的而对它作最严厉的斗争。我们的组织他们也认为不合适。
一八七〇年，在第十期《人民国家报》上我所发表的报道里，我还说道：
“我虽一再发言并反驳所提出的顾虑，但立即看出，一切话都是白费，因为人们已经毅然决定组织一个具有完整的官僚主义机构的第四工人党派。于是我声明，我认为我的任务已了，所以还要参加公开辩论，只是为了向代表大会声明我的态度而已。
此后不久，又举行公开集会，我说明了我不能继续参加会议的理由。同时我利用这个机会又公开地坚决反驳了大会上可能还存在的由施韦泽教导遗留下来的反对我们党的成见。我说完后，取回我的委托书，同我们的同志们离开会场。
如果说我所正式负担的使命失败了，我从奥格斯堡却带回了道义上的信念，即工人大众已厌倦于因为琐碎的、个人的或者形式上的顾虑而互相争吵不休。工人们了解，只有紧密团结、集中一切力量，才可以保证他们胜利，而且尽管组织了社会民主党第四派，如果全体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的时刻不是近在眼前，那我必定就大错特错了。”
这里所说的希望很快地实现了。在六月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即已达成协议，巴伐利亚派转入我们的党。我由奥格斯堡的归程中，在慕尼黑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在听众中有年仅二十岁的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这是他后来顺便告诉我的。
一八七〇年一月，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莱比锡市参议会因为工人教育协会声明赞成爱森纳赫纲领而决定取消每年给协会的城市津贴余额二百塔勒。数日后市参政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后以二十七票对十六票附议参议会的决议。在当天夜晚，我又以一百二十一票对二十票当选为协会主席。
※ ※ ※
自从爱森纳赫以后，我们用全力把为了发展党而进行的鼓动推行到全德意志。在许多次我所召开的集会中，在福格特兰的普劳恩反对麦克斯·希尔施博士的两次特别有趣，因为我的讲话内容造成控诉我散布危害国家学说的又一根据。在这个控诉完结之前，北德意志同盟的刑法法典发生效力，其中未包含萨克森刑法的这个规定，这个材料到后来在对我起诉的叛国案中被利用了。这两个在两晚接连举行的（因为在第一天辩论没有终了）集会，结果是麦克斯·希尔施博士（他当时是北德意志国会中普劳恩选区的代表）完全失败。比这早二年，我也曾同麦克斯·希尔施博士在他的故乡马格德堡对抗，在那里他同样遭到一次大失败。在马格德堡后来的一次集会中，我尖锐地批评了施韦泽的行为，一个狂热的建筑工人对我掷来一个啤酒杯，紧靠着我的头边飞过去，打在墙上粉碎。如果我被击中，很可能打破了头。那么这些字句就会写不成了。这正是当时敌对的兄弟们用以款待的盛意。
※ ※ ※
社会民主工党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在六月四日至七日举行。出席代表七十四人。来宾中也有那时我才认识的爱德华·法兰特同他的朋友穆尔贝尔格博士。按照北德意志同盟宪法的规定，在一八七〇年八月底必须举行新的国会选举（后来因德法战争爆发而中止），所以选举中的策略问题成为讨论的主题。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实际出席议会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关于这点我将在别的地方另行叙述），但是对于下列决议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社会民主工党所以参与国会和关税议会的选举，只是为了鼓动的缘故。党在国会和关税议会中的代表应尽可能致力于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在大体上保持否定态度并利用每一机会指出两个议会的毫无用处并且当作喜剧来揭穿它。
社会民主工党不与其他政党联合或者妥协，不过大会建议，在国会和关税议会选举时，凡是党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的地方，就投那些至少在政治见解方面基本上采纳我们的立场的候选人的票。大会特别建议，在党不打算提出自己候选人的那些地方，可以支持其他政党提出的真正工人候选人。”
魏尔特（巴门）建议，宣布不参加竞选；上述决议是矛盾的。这个建议被否决，我们提出的决议通过了。
接着讨论土地问题，由我作报告。我所建议的决议是：
“鉴于生产的需要一如农学（土地的科学经营）法则的应用，都要求大规模经营农业，因此也有必要像现代工业那样采用机器和组织农村劳动力，并且一般说来，现代经济发展力求大规模的农业经营；——鉴于根据上述，农业和大工业一样，小农中农将被大地主逐渐排挤，有利于少数人的绝大多数农民的不幸和依赖关系日益增长，这是与人道和正义的法则背道而驰的——又鉴于土地的生产性能不要求劳力就可以成为一切产品和一切有用东西的资料，大会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将形成一种社会的必要，即农田将转化为公共所有，而土地由国家方面租给农业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以科学方法加以利用，把劳动所得根据合同约定的办法分配给合作社社员。为使土地能得到合理的、科学的利用，国家有责任设置相应的教育机构，在农民中间传授必要的知识。大会要求，作为把农田从私人经营过渡到合作经营的过渡阶段，可从国有土地、君主私有土地、世袭地产、教会财产、行政区公地、矿山铁路等开始，因而声明反对任何上述的国家财产和地方财产转化为私人财产。”
决议末句曾反复争论，谓不应涉及细节。但决议最后还是通过了。
因为当时面临在维也纳对奥伯温德、安德阿斯·邵乌、约翰·摩斯特等奥地利工人领袖提起的叛国控诉，而且奥地利政府对工人运动领袖进行着疯狂的迫害，《社会民主党人报》却继续攻击李卜克内西，说他是奥地利政府的代办，我就建议以下决议：
“大会声明，奥地利政府由于它对工人运动的态度和对被监禁的工人的一切蔑视人道的待遇，已引起一切国家的工人对它的仇恨和鄙视。”
会议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通过了这个决议。
德累斯顿被选定为一八七一年度代表大会的地点。
施韦泽的结局
当上述事件发生时，《社会民主党人报》以毫不减弱的力量不择手段地对我们继续进攻。例如，它现在的习惯是经常从民族自由党的《法兰克福杂志》（据它说是我们党的一个机关刊物）转载文章，用以反对我们。谎话说的几乎是难以为继。可是还有更妙的。
七月三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篇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号召书，书中要求为国会和关税议会的选举作准备，并根据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在我们自己没有提出候选人的选区，可以考虑能否用我们的票帮助其他工人政党的候选人获得胜利。不伦瑞克委员会当时没有预料到，早在前一天，七月二日，在汉诺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理事会会议上已经通过施韦泽所提出的建议，其内容如下：
“1．在一个反动分子（保守党员）和一个自由主义者之间复选：投自由主义者的票。
2．在一个反动分子和一个人民党员（诚实派，他的意思是指我们）之间复选：弃权。
3．在两个自由主义者之间复选：投比较进步的候选人的票。
4．在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人民党员（诚实派）之间复选：投自由主义者的票。”
前三项一致通过，第四项有四票反对也通过。
人们不难想象当我们读到这个决议时是如何愤怒，我们认为这是无耻透顶。这显而易见是施韦泽和特尔克想利用理事会成员对我们的无比憎恨，使无耻的决议得以通过，来对付这个反对俾斯麦政策最力的政党。李希特尔（王兹贝克）后来声明说，因为他知道施韦泽是受政府的委托而提出这个建议，所以他投了反对票。我姑且写在这里。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决议是符合俾斯麦的愿望的，这就够了。
我们队伍中获悉这个决议后，不伦瑞克党委员会立即于七月十一日发出号召，其中说道：“我们的同志们不要理会那个决议，只要对工人的事业有利，就应该支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要忠于一种思想，即组织所以存在，为的是使所有社会民主党工人能团结一致。”然后继续说道：
“但是冯·施韦泽先生以极其令人愤恨和极不可原谅的方式企图挑拨工人反对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我们为了工人的事业，有责任用全副精力来反对他。所以我们要求巴门—爱北斐特（这个斗争的典型地点）的党员们，在这方面毫不犹豫地采取必要的步骤；党应当并且必须把这个在激进思想伪装下一向为普鲁士政府的利益做尽一切事来损害运动的人，从公众运动中清除出去。党将给巴门—爱北斐特的党员同志们以支持。奋勇前进吧！”
七月十三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因为所要求的五百个新订户没有争取到，不得不宣布缩小篇幅。这是对去年年底夸口要扩充篇幅的回答。增加的数目还不到一百。但是不久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人民国家报》（在一八七〇年三月底有二千个订户）都必须继续缩减篇幅。因为德法战争忽然爆发，两派的许多党员都被征入伍，其余的也因突然失业而生活无着了。
关于这次战争的原因和发展，我将在别处再讲。李卜克内西和我认为拿破仑和俾斯麦应对于这大战争负同样的责任，我们在表决所要求的战时公债时弃权，关于这事，我们以一个对国会议案的声明说明了理由。施韦泽及其伙伴则不如此。施韦泽认为这次战争不仅是一个对德意志人民的战争，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的战争。并且每个反对破坏和平者的德意志人，不但要为祖国而战，而且要为反对未来思想的主要敌人，为自由、平等和友爱而战。
把社会主义和战争联系到一起，固然是愚蠢已极，但是在那种情绪激昂的时候，即再荒唐透顶的话，只要是针对我们，也会有人相信的时候，这一举动是有用意的。
在战乱中，由维也纳传来消息说，奥伯温德、安德阿斯·邵乌、摩斯特和巴普斯特因叛国罪，第一人被判处六年监禁，其余三到五年监禁，每人每月还要加罚素食一天。此外还宣告说，奥伯温德和摩斯特在服刑后还要被逐出奥地利各地。其余被告判刑较轻。一个主要罪状是参与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奥伯温德和邵乌）和承认那只有用强力才能贯彻的爱森纳赫纲领。
现在差不多整个新闻界都因为我们在国会中的态度对我们进行迫害，其中《社会民主党人报》表演得最为突出，给我们加上“卖国贼”一类的徽号。这还不够，施韦泽还派遣他的各种鼓动员到莱比锡煽动群众起来反对我们。哈森克莱维尔首先前来，他张贴开会布告，其中说道：“我们亲切地邀请本市全体工人、市民和居民们参加这个集会。当我们的军队已站在战场上的时候，对于个别的、在这里还很可注意的非德意志分子，我们的居民似乎有迫切必要来公开表示一下真正德意志的意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全权代表。”
但是哈森克莱维尔把事办坏了；在集会中我们占了多数，所以我们所提出的决议案被通过了。在哈森克莱维尔之后，由沃尔夫（汉堡）和阿姆包斯特（斯德丁）讲话，情形就更糟了。会场立刻发生乱嘈嘈的吵闹，很快就变成格斗，受惊的店主熄了汽灯，才算完结。当我们会后聚集在我们的会所里的时候，得到消息说，施韦泽分子拥向李卜克内西的住所去了，要想打毁他的窗户。我们立即抄最近的路飞奔前往，可惜到迟了几分钟。果然，李卜克内西家的一些窗户被打得粉碎，李卜克内西夫人毫未隄防，正坐在房里给她的第一个婴儿哺乳，因而受了极大的惊吓。我们在盛怒之下前去追赶暴徒，在市中心附近追上他们，把他们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此后不久，《社会民主党人报》报道它的党徒的英雄行动时说道：
“对人民党的卖国行为的民愤来了一次爆发。李卜克内西的窗户被打毁了。”
几天后，有一批大学生也想对我来一个类似的敬礼。捣毁窗户之外还有一阵嘲笑的叫嚣。幸而我住在院子后面一个大商人的房子里。那天晚上守门人一看出前来的大学生要干什么，他就飞快地关上大门；他们只好毫无结果而退去。
这一切骚扰迫害本不值得再加叙述，却激怒了我的选举人，他们多半都是穷汉，却认为应当送给我一个银质的桂冠，配上乌朗特的格言诗句。如果我料到这件事，我一定会使它不至实现。
一八七〇年八月底，特尔克在《伊塞陇区报》上宣布，他暂时把政治高高挂起而专作人民代言人。于是施韦泽最有力的台柱之一破裂了。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也忽然转变，它和上面的联系显然是断了。战争和德国军队的不断胜利，使南德意志和北德意志的差不多整个资产阶级都拜倒在俾斯麦的脚下。甚至在南德意志人民党人中间，沙文主义也猖獗起来。现在施韦泽对俾斯麦已是害多利少；再保留着他也就无益了。
八月三十一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转过头来反对武力吞并阿尔萨斯—洛林。九月初，俘掳了拿破仑以后，该报表示赞同缔结停战协定和反对使拿破仑复位的意见。因此也就与我们在《人民国家报》上所说的正相同。九月十四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文中反对常备军，并且援引了格奈塞瑙的意见。
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被人们加上镣铐牵往吕森要塞，奥古斯特·盖布也遭此难，在汉堡被捕，当《社会民主党人报》报道这个消息时，它愤愤地说，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这两个主要煽动者叫别人代为火中取栗，自己倒安然无事。过了不久，我们被捕，它也就如愿以偿了。后来当约翰·雅可比和海尔比希（哥尼斯堡）被捕，同样解往吕森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又转过来反对这大逮捕了。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初，该报报道，它的狂热党徒之一培曹尔特（莱比锡）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会。他不愿再理施韦泽了。
为了决定一笔新的继续作战的拨款等议案，十一月二十四日又召开国会。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宣布，这一次党的议员要投票反对拨款。战争在开始时原是防御战争，现在发展为侵略战争了。所以该报在这里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在李卜克内西和我在国会中所经常挑起的非常激烈的辩论中，施韦泽及其伙伴始终保持沉默，对辩论不置一辞。只有当李卜克内西在一大发言中反对隶属问题时说，我们与其说是德国的朋友，不如说是法国的朋友，并且认为：我情愿做法兰西人民的好兄弟而不愿做流氓拿破仑的好兄弟，在这中间施韦泽高呼好呀！好呀！这是他在战争辩论中唯一的表示。
十二月十七日，李卜克内西、赫普纳（《人民国家报》的助理编辑）和我的住宅突然被警察闯入和搜查以后，宣布我们被捕并带去拘押待审。我们被直拘留到一八七一年三月底，对于在新年后开始的竞选，我们就完全无能为力了，但是这并无碍于冯·施韦泽先生于一月八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再次指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去年七月二日联合会理事会关于他们的态度的决议，是在复选时要反对我们——爱森纳赫的诚实派。这时我们被关在严密的隔离监狱里，检察官和法官正共同对我们酝酿着叛国案，这个人却做出了这件事。
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的会员具有高度的自尊心和阶级觉悟，不服从他的指示。他们同我们的同志合作，选我为莱比锡的候选人。还有一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拒绝在一篇决定在复选时采取反对我们的策略的声明上签名。冯·施韦泽先生又一次所望太奢了。
一八七一年三月三日，即签订和约的那一天，也是打算选作选举日的一天，《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一篇社论，表示了极大的胜利信心。但在当天晚上，消息传来说施韦泽在对巴门—爱北斐特保守党的候选人冯·古塞罗夫先生在复选中并未取得胜利。这个冯·古塞罗夫先生就是一八六七年秋季付给施韦泽四百塔勒作为保守党对于他的竞选的津贴的那个人。在复选中施韦泽以八千四百七十七票对九千五百四十票失败。这个失败使他下决心，退出社会生活，这最清楚地说明了他的个性。他在三月二十六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一篇《献给党》的长文中宣布，今后他不能继续领导了，他的决心是不容改变的。他在提到选举事件时说，这虽然不是他引退的原因，却实在给了他机会，使早就打算引退的念头实现了。在他周围的许多同志都能证明，他近一年来早已下了决心。他把他的职务维持到下次代表大会，等党把他的职责卸掉以后，他把大权移交给党的最高机构。
他说，他引退的根本原因是多年来为工人政党牺牲了时间、劳力、心神安宁和金钱。没有人能再要求他继续牺牲下去……他尽了他的力量，在岗位上站得也够长久了，应该请求退休了。
这个通告使联合会以及施韦泽的敌人都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在行动上表示过对联合会所赋与他的职务感到厌倦。他的一切措施都与此相反。不过应该承认，他一年来存着可能下台的想法，并且曾对他周围的人说过。但是大概没有人当真相信他。引起他这个决心的原因，首先显然是巴门—爱北斐特的经验和一八七〇年一月柏林代表大会的经过，在大会上证明了，他要想获得联合会的完全信任是永远办不到的，而恰恰相反，对于他的领导和他的行为的不信任和不满意却是有增无已。他所提供的控诉材料实在太多，他的许多行动太令人不满和厌恶，以至到了最后，人们不能像以往那样因为他特别具有作党魁的出色本领，而宽恕所发生的事情。因为那些本领的缘故，人们已原谅了他许多在其他情况下联合会所不能容忍的事情。但是这种宽容逐渐消失。另一方面他认清了，他对我们的斗争长久进行下去，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尽管我们的党当时在组织上和在它的各单位的紧密团结方面还有许多缺点，但是党不断地壮大，党在道义上的威信就是在它的敌人眼里也是无可否认的。所以他不久就会有一天不得不设法与我们媾和，这无异于一个对他以往整个行为的判罪。他认为这对他是莫大的耻辱，他不愿忍受。这种可能性迫使他宁愿放弃在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个已失去上面支持的职位。
施韦泽已经作了试探来博得一个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一八七一年一月，他有个三幕剧《卡诺沙》在柏林舞台上演，他借这个表示他也具有戏剧才能。从这以后，他就在这个领域内干下去。
※ ※ ※
四月三十日，拉萨尔全德工人联合会有一部分会员决定脱离该会并转入我们的党。当时在不来梅的奥古斯特·曲恩在一封《公开信》中也主张各种党派的团结，这对于工会运动尤其是绝对必要的。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由四月三十日延期到五月十九日召开。但施韦泽在四月底就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所以该联合会现在没有机关报了。
在大会上特别关于财务情况的讨论占了很多的时间；末尾通过了弗罗梅的建议，建议说，“因为一部分的钱很不适当地用于鼓动，主席应受谴责”。在会议继续进行中施韦泽申述，他因为财政上的缘故被迫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四月底停刊。同时他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报》任何时候都是入不敷出，所以他也没有得过编辑薪金。有一个代表指出，自一八七〇年十月一日到一八七一年一月一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失去一千七百个订户。《人民国家报》在同一时期失去三百个订户。大会决定《社会民主党人报》仍照原样复刊，但为联合会所有。该报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名称于七月一日出版。此外，还决议设立一个由三个会员组成的管理和申诉委员会。哈森克莱维尔当选为主席，接替施韦泽的职位，哈塞尔曼为主任编辑，德罗席为秘书。从现在起，主席每月支薪五十塔勒。
最后，大会对施韦泽给党的有力领导一致表示衷心感谢，并对他不再在这个岗位和领导地位上表示惋惜。显然人们在敷衍他的面子，而把他从前许多信徒对他的引退所感到的满意藏在心里。
次年（即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五日在柏林召开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讨论，却与这次一致同意的信任投票有鲜明的矛盾。在这次大会上宣读了一八七二年三月三日汉诺威的理事会会议记录，在会上，施韦泽以往的亲信特尔克发言说：
“如果考察一下联合会的历史，就会看出，每逢联合会上升时，就随便来一个小小试验，又使它降下来。”
对于这一点，人们有理由来回答他：他是共同搞这些试验的，但是他对此一直不说出来。特尔克进一步说：
“施韦泽不让印制联合会卡片，因为他把收进来的钱自己立刻花掉。他（特尔克）却不能写信把这告诉宣传员，如果这样做，就会在党里不断发生新裂痕。当时奥林会说过，联合会金库不守制度；这是对的，因为施韦泽会从联合会金库取去五百塔勒，送到一个银行家那里。因为顾虑到党，所以人们没有说出来。”
特尔克继续说：
“施韦泽与警察局有联系，凡有什么事发生，就向那里告密。施韦泽在鲁迈尔堡服刑之前不久曾对他说，他（讲话人）在任何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求助于警察局，施韦泽也曾同他一道去到那里，并且向他介绍这个地方，这时施韦泽显出对那里各房间都很熟悉。随后他陪他在整个院子绕了一遍，那里警官等站立着向博士亲切地问候。施韦泽也告诉他，他（讲话人）随时可以到内政部长那里去。”
关于这一点，还是有理由答复特尔克说，他总是使党在暗中摸索，上次代表大会上他还在为施韦泽辩护。另一个发言人认为，根据他的自供特尔克是远较施韦泽更为恶劣的叛徒。第三个发言人说道：
“他发觉施韦泽博士出席，就质问说，是否准许非会员出席，施韦泽既不能以会员身份，也不能以监视的警官身份出席，那他就必须立即离开会场。”
经过证实，施韦泽自从辞去主席职务以来，即未再缴付会费，因此，不再是联合会会员了。于是施韦泽离开了会场。
接着林格诺建议，决议不再接受施韦泽入会，他希望把他开除。
这个建议，即不再接受施韦泽进入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建议在表决时以五千五百九十五票对一千一百七十七票，一千二百零九票弃权，被通过了。
于是施韦泽的政治生涯结束了。他竟被那些多年来对他几乎是绝对信任的人或者是像特尔克那样的帮手所抛弃和判决。麦耶尔在他那我曾引用多次的论施韦泽的书里认为，联合会所以把施韦泽开除，是因为他对保守党的社会政治家鲁道夫·梅耶尔有文学上的友谊。这是错误的，在那时候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人们没有这样敏感。果若是，则哈森克莱维尔也必定被开除，大家知道，当时他同样与鲁道夫·梅耶尔有往来。这种往来当然也不足以构成开除出党的理由。后来弗·恩格斯和我也同鲁道夫·梅耶尔有过私人关系，一八九三年在布拉格他曾作我们游览全城的向导。我认为，联合会对施韦泽的决议并不缺乏最重大的理由，用不着另外去找。
施韦泽的下台就等于这样一个人物脱离政治生活，这个人如果除了其他性格以外也具有工人党领袖所绝对必要的性格，即无私、诚实和完全献身于所代表的事业，他就无可争辩地会像我所强调指出的那样，终生充任党的第一领导人。人们可以惋惜他人格上的这些巨大缺点，但是不可忽视这些缺点。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他是那理想的人，就不可能发生那些消耗了时间、力量、健康和金钱而毫无结果，为共同的敌人所快意，又阻碍了无数要参加运动的力量的多年苦斗。施韦泽所播下的种子还在继续结果。不错，他懂得如何把社会主义思想非常清楚和生动地带给群众（这是他的功劳，并且这种活动同他所扮演的两面政治角色毫无矛盾之处），但是他在政治上播下了不幸的种子，滋长了狂热，并且企图用这个争斗的根源来保持工人运动的长久分裂，因而削弱了工人运动。
我确信，这就是他真正的任务。其正确性可由上面所引用的特尔克在柏林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来证明，他说：“看一下联合会的历史，就会看到，每逢它上升时，就随便来个小小试验，又使它降下来。”关于这，联合会的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职工会也完全如此。当职工会应时代的潮流非创办不可而创办起来以后，就来一个荒谬透顶的组织阻碍它的发展。如果说施韦泽在这里没有达到他的目的，那是因为运动过于健全，不容人摆布，它已发展得超乎他之上。
他的活动的真正目的，即在俾斯麦心目中的主要目的，是为政府创造一个政治上驯服的工人运动。因此进步党的立场被坚持当作工人运动反对派的分界线，照施韦泽的话，那个进步党在社会的事业上是个退步党。根据我在这里所综合的事实，施韦泽为俾斯麦服务，已经毫无疑问。至于人们不知道他充当这个角色到领多少款项，那不能作为任何证明。这类事情，如我所反复提及的，必定不会在公开市场上商议，而且对施韦泽这样的人，也决不会由低级官员经手办理此事。我确信，连柏林警察局长也不会知道此事的详细情形。
他经常并且终生不得不同债权人纠缠不清，也不能作为他受贿的反证。因为在俾斯麦统治普鲁士的初期，对于像施韦泽所做的那种服务，不会付太多的代价。机密费到以后才受俾斯麦的绝对支配。对于被全部反对派报所攻击的机密费，施韦泽从没有彰明较著地写过和说过一个字。他在另一方面是属于纵欲无度类的人，即使有银行经理的收入也不难把它花光。他也可能希望，并且他的野心也表明，到适当时期在一个部里或国家机关里搞个相当的位置，如社会政治枢密顾问之类，俾斯麦自己承认他当时的枢密顾问们什么也不懂得。
但是，就施韦泽所扮演的角色而言，能够自由、独立、随心所欲地处理他所领导的联合会，却也是绝对必要的。独裁制就属于此类。独裁制使他摆脱一切监督，容许他为所欲为，他没有必要把他的阴谋诡计告诉别人或甚至征求别人的同意。如果那样，他就不能独裁并且演不成这个角色了。所以他通过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变，又摆脱了代表大会刚刚给他带上的桎梏。并且因为拉萨尔自己有独裁欲，于是创设了一个容许领导人有独裁权力的组织，所以必至于把这组织变成不准触动的水金凤，攻击这个组织，就被加上叛国一类的罪名。主席的绝对权威必须保持不可侵犯。此外，必然有助于此的是对拉萨尔和他所创办的组织的经常崇拜，这种崇拜为玩世不恭者所窃笑，并使他对那些愿受他领导的人们更加蔑视。
因此，施韦泽像在别处一样，也曾对鲁道夫·梅耶尔抱怨工人的忘恩负义。这种怨言是符合他给我们的印象的。对于他在运动中的地位，他正是抱着完全错误的观念。一个党的领袖只有老老实实为党尽他的力量和才能，才会成为真正的领袖。一个参加并属于民主运动的人的义务和责任，就是尽其所能做最大限度的工作。他通过他的成绩获得群众的信任，而群众因此拥戴他为领袖。但是，这只是把他作为他们最信任的人，并不是当作他们所盲目服从的主人。他是保卫他们的要求的战士，他们的渴望、他们的希冀和志愿的表达者。领袖只要适合这种任务，他就是一个党信任的人；但是党一旦发现它受了迷惑和欺骗，并被引上歧途，那它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撤销领袖的领导权和收回对他的信任。一个党不是为领袖而设，领袖却是为党而设。因为任何权力地位都含有被滥用的危险，党就有责任对领袖的行为加以严密的监督。
但是施韦泽对事情的认识，却与他所必须认识的正相反。他觉得自己是个慈善家，把党只看成他向上爬的脚架，看成满足他的野心的手段，满足他的享受欲的机会。但当他这一场赌博失败时，他就抱怨别人忘恩负义。但是群众只要相信他们的领袖是诚实的，就决不会忘恩负义。如果他们先对某一个人加以信任，就很难使他们相信他们受了欺骗。这一类的例子很多。谁抱怨群众忘恩负义，谁就是告发自己。他应自负其咎。
在施韦泽不得不放弃赌博之后，他忽然认为应该把他在位时一直竭力阻挠的事情向他的党徒提倡。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二日，他发表了一个题为《告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我个人的朋友》的传单，十分坚决地拥护两个党派的合并。当然，如果不先试行为他以往反对我们的行动作辩护，就不能这样作。据他看来，我们现在毫无疑问是一个社会民主党派，但这种局面首先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很多的活动分子转到我们这方面来所造成，这些活动分子，他起先把他们和我们一律看待，并且都称之为文人、教师、商人、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此外，他还反对最近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使他不得再当联合会的会员，而他却是那个联合会多年来受人称颂的主席。他认为这决议和一年前代表大会所给他的信任投票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慷慨地保证他的勤勤恳恳为党服务的志愿。然后他分析了两派分裂和互相斗争的害处，并要求召开一个联合代表大会，由此产生一个集中的组织，按他现在的理解，这个集中的组织就是拉萨尔组织真正的本质。他要求同那些“愿意联合的领袖”联合起来；“如果他们不愿意，就不同他们联合；如果他们反对，就抵抗他们”。人们看到，他也能这样说。
施韦泽起初想把他的传单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但被拒绝了，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团结思想，而特别是因为李卜克内西不相信施韦泽。他认为传单是个圈套。我从这个建议所得的印象是，施韦泽想借此激怒他的后任，并使他陷于进退两难。施韦泽要求团结的呼声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完全无效。在某种意义上，他现在亲身体验到多年来煽动反对我们的后果了。必须又经过多年之后，在内外情况逼迫之下，才实现了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的团结。
最后我还须叙述一下施韦泽的几种行为，借此更足以正确地说明他的性格。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事件，自然也为资产阶级新闻界所知晓，于是他们对被提出的对施韦泽的忘恩负义，作了各种各样的刻薄评论。施韦泽为这在《柏林交易所报》上发表一篇声明，在结尾时说道：
“如果您认为这事是有特点的，那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对于这些聚会在一起的‘领导者’和‘鼓动者’，形式问题只是个借口而已。像这种循环不已的忘恩负义的证据，很足以说明，在那些人们中间，可惜只有极小部分为对新思想的热情所鼓舞，而绝大多数使我看着不得不伤心，只是受到对上流社会的嫉妒心（没有人比他更狂热地煽动这种嫉妒心了。——奥·倍·）或其他不光彩的动机所驱使罢了。为此去掉狭隘的眼光，对这种忘恩负义或者愚昧无知就不再惊奇了。”
他在《柏林人民报》上一篇文章中写道，他自从辞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职务后就决没有主动地过问社会民主党的事情，在将来也不愿与它发生什么关系。他对联合会感到十分厌倦。这个声明把施韦泽自己揭露得不能更加彻底了。
但是，他以上述方法表示他对由他多年领导过的运动的代表者的仇视，还嫌不够。差不多在他发表《告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我个人的朋友》传单的同时，在柏林的一个舞台上演出他所编写的三幕七景新奇滑稽歌剧《我们伟大的同胞》。他在剧中尽情讽刺和嘲笑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鼓动者，而他们的教导者却是他。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报纸也把这种行为申斥谴责为没有人格。
施韦泽患肺结核病多年，最后他到瑞士去疗养。但是没有效果。一八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因肺炎去世，年四十二岁。据古斯达夫·麦耶尔所述，他的遗体于同年十月七日葬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祖茔。送葬的只有他的家属和一个天主教神父。全德工人联合会中以往追随他和崇拜他的人却无一送葬。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他在去世以前早就死亡了。社会民主党给他的悼辞决不会是颂词，祖茔也不是致悼辞的地方。也没有身后声誉来表明人们还怀念这个以往的领导人。一个著名的德意志工人运动领袖就这样完结了，他的命运是咎由自取的。
[1] 卡诺沙，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公元一〇七七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到此向教皇格利高里七世悔罪由此著名。——译者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