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何处去？怎么办？

　　如果要问在十二月党人起义（1825年）以后直到今天这个期间内俄国的革命者是些什么人，那末，我们应当回答说：大部分是些永远感情激动、永远有所企求、但始终一事无成的青年人。他们总是在高谈阔论，总是在各种社会的和非社会的理论中间徘徊，犹如在自己的花园中散步一样，但不去应用任何一种理论。一句话，他们总是在设想着什么和着手什么，但从未进行任何实际的工作，且不要说进行到底，就连真正的开始都没有。
　　因此，有人说这些是非常天真的人。是的，只不过是受我国政府残酷迫害的天真的人。我国政府似乎觉得它是在对付真正的罪犯。它没有一点象样的理由就几十甚至几百地逮捕这种奇怪的革命者；它没有任何罪证就把他们成年累月地关押在监狱或要塞里，然后为了自己的安全，通过行政程序将大部分人流放到北极附近让他们慢慢地死去。如果在什么地方找到了一张倒霉的败坏名誉的纸片，即实质上根本构不成罪证的纸片，或者找到了一本禁书，他们便会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服几年苦役。
　　他们是不是蒙难者？是的，是蒙难者，但同时又是懒汉，这就是说，除了极其罕见的情况以外，他们之中任何人不但没有开始从事真正的革命事业，而且甚至不敢设想或者不会设想去从事这种事业。
　　这种对于自己无所作为的感觉，或者客气些说，这种对于自己的天真无辜的认识，会使我们这些被关在监狱中或放逐去服苦役的蒙难者感到折磨是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然而他们的人数却在日益增多。这就是说政府是对的，我国青年决不是在玩弄无害的游戏。无害的游戏从来不会持续这么久，它们会很快使人腻烦，也不可能招致如此的迫害。因此，在我国革命青年无经验的创举的无害性背后，隐藏着强烈的、不断增长着的激情。哪里有这种激情，哪里就有事业。
　　这种只有宗教狂信者才能忍受的磨难，终于使我国的青年革命者厌倦了。他们反躬自问：由于空谈而遭受政府的各种折磨，毁掉整个生命，值得吗？抛弃空洞的革命议论和无意义无目的的宣传，去更好地安排自身的生活，把事物的现存秩序作为出发点而决不作为破坏的对象是不是更好呢？
　　大概会有许多人愿意走这条路，有相当多的青年人自己并不晓得怎么回事和为什么，多半是出于共同的企求、时髦和个人的虚荣心，以及从非常强烈地影响一般青年的抽象原则中得出的空洞结论而成为革命者的，或者确切些说，是自称为革命者的；他们是在闲谈中扯到革命的，而且只是因为怕在同伴们面前不好意思才继续自称是革命者和竭力表现自己是革命者，甚至竭力装出慷慨激昂的样子发表意见去压倒其他一切人。但这是不能持久的，只要给予他们回头的可能，他们就一定会回到人类中愉快享福的剥削者的阵营。
　　然而问题在于，远不是对一切人都提供这种可能的。在俄国可以说，并且我们也认为，这种情况是很值得庆幸的……^[1] ^[*]
　　需要拼命努力才能越过这条鸿沟。^[2]我国青年经历了足够的各种徒劳无益的道路和尝试之后，现在终于决定要到民间去。我们说，这是可以得救的英勇行为，同时也是非常困难的行动。这已经不是幻想，不是儿戏，不是廉价的拜占庭式的高谈阔论，不是空发议论，而是真正的事实，而且是可以称之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这至少是实际行动的开端，是向真正的革命事业迈出的坚定的第一步。
　　我们说过，这是非常困难的行动。事实上困难有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要摆脱某种东西，另一方面又要追求某种东西。
　　既然在社会和人民之间有一条鸿沟，那末，要到民间去，就只有完全而永远地抛弃社会，抛弃社会的一切联系、道德关系、感情、思想、习惯和物质利益，抛弃一切文明社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尽管充满着虚伪，大都掩盖着无耻的利己主义和对一切可以称之为真正人道的、高尚的和美好的事物的粗暴否定，然而却是那样温柔，那样迷人，那样招人喜欢。但是，在这个特权社会中生长出来和教育出来的人，或者同它有过几年生活接触的人，都被这种关系和这种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中充斥着发臭的高雅习气，而且同这种习气结下不解之缘。因此对他们来说，要抛弃这个世界，永远投身到贫困的、到处都是被折磨的人民生活的粗野世界中去，乃是真正的英勇行为。的确，这种行动看起来是容易的，而要真正做则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这种彻底摆脱社会的否定性的困难，同另一种困难，即真正与人民结合在一起的肯定性的困难相比，就微不足道了。怎样到民间去？怎样同人民打成一片？怎样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在人民中间应该做些什么？
　　有些人一一不过我们可以相当满意地指出，他们的人数在大大减少—至今仍然认为他们的使命是教育人民，他们真的打算要去跟人民分享自己的智慧，并且要教给人民各种科学。显然，这些权威老爷们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他们永远是关心自己远远甚于关心科学，他们了解的和听从的只有自己，他们永远被自己单调的、暗淡的身影所笼罩，对周围的一切都看不见和不理解。他们出版的刊物名叫《前进》，同时却竭力要向后退，还象大孩子一样安慰自己。
　　让这些可怜虫去自我安慰吧，让他们去安慰一切与他们相似的人吧，让他们去说服人民相信什么为了成为幸福和自由的人民就必须学会从字母到算术，从算术到微分，从微分到社会学的全部科学吧，而在他们学会这一切之前就应该安静地坐在学校的板凳上，不要去想什么造反。他们竟然把宣传这种奇谈怪论称之为“动脑筋”，简直是可笑！
　　但是，我们不谈这些自我欣赏的书呆子、有学问和不学无术的骗子了。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好心肠的人吧。他们至今还相信，先要教育人民，然后向人民谈自由。我们首先要向他们指出，他们还远远没有越过那条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把社会和人民分开的鸿沟，他们还继续在鸿沟那边，在那个社会中生活、思考和行动，还带有这个社会反对人民的全部傲慢偏见。
　　随后我们要问问他们，他们要教人民什么？如何去教？他们是否只是想教人民识字，即教会读、写、算、加上简要的教义和杜撰的简明俄国史呢？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民众学校里所教的东西。然而民众学校在哪里呢？识字对于人民来说固然是非常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我们要指出：第一，识字虽然能使人民的思维能力得到初步的然而十分微弱的发展，但它毕竟还不是科学，而只是科学的入门；第二，要教会七千万人民识字，他们的财力和人力都是远远不够的。要顺利地达到这个目的，在现在的情况下，在俄罗斯帝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国家必须花掉很大一部分的收入，政府必须宽大为怀，因为象开办学校对全体人民进行教育这样大规模的措施，要秘密地进行是不可能的。但是谁都知道，俄国的国家资金都用到同人民教育事业毫不相干的措施和事情上了，而且政府不但不给予仁慈的宽容，反而颁布了最严厉的法令，并且现在还在继续采取最严密的实际措施，以禁止未经派遣者，即没有官职的、不是行政当局确定的人去办教育，千方百计干涉人民的教育事业。
　　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应当承认，从政府自己的观点来看，它是对的。它当然希望人民永远俯首听命，没有怨言地去承受一切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为此，就必须使人民永远不能知道自己的权利，不能认识自己的力量，永远认为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永远相信沙皇的唯一权力和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大家知道，多数愿意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无偿效劳的青年人，抱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把人民从国家的偏见中解放出来，这使他们得到了很大的荣誉。他们在教识字课本的同时，开始向人民解释人民的权利，证明真正的力量不在国家那里而在他们身上，只要他们愿意团结一致，起来造反，一切刽子手、压迫者和吸血鬼就会完蛋。这是肯定无疑的真理，然而是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领悟的真理。所以，我国政府先是关闭一切星期日学校，然后又采取更严厉的实际措施，禁止进行严重威胁国家存在的宣传。这是非常自然的，而且从国家的观点来看，甚至是合理的和值得赞扬的。
　　究竟该怎么办呢？有些人大概会说，在开头，应当只限于单纯教人民识字，不进行任何革命宣传。当政府确信这种教学是善意的和没有危险的时候，它就不会干涉了。这也是很值得怀疑的。不过即使如此，那末以后又该怎么办呢？我们的温顺的、好心的改革家们回答我们说：“人民识字了，哪怕只认得一些字，思想开通起来，自己就会慢慢地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力量了。”
　　这些先生认为，识字能够给人民指出革命的方向。要是果真如此，那末，德意志人无疑是欧洲最有文化的，应该同时是最自由的人民了。但谁不知道，勃尔尼在1830年说的伤心话至今仍然正确，而且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正确。他当时说：“别的民族常常是奴隶，而我们德意志人却永远是奴才”，即自由的奴隶，心甘情愿的奴隶。我们以为，这个例子就足以推倒一切所谓在识字中似乎隐藏着秘密革命力量的论断。
　　再重复一遍，识字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和完全必要的事情。但是，如果认为数千万俄国人民能够在现在，在目前状况下学会识字，或者认为只要俄国人民（凭借某种不可知的魔力）能够突然地都成了识字的，便足以给他们能力、愿望和力量去进行得到解救的革命，那是非常荒谬的。
　　如果这对于简单的识字来说是正确的话，那末对于科学该怎么说呢？你们将用什么资金，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始去教我国可怜的、被折磨的、饥饿的、受压抑的人民学习几何、三角、代数、微分、力学、天文学、物理、化学、生理学呢？看来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足以说明这种设想是荒谬的了。事实上，你们中间多数人，至少可以说你们之中在革命方面的优秀分子，自己对所有这些科学也只是一知半解，那又怎么能去教授这些科学呢？而如果他们自己要在到民间去以前把这些科学学好，那就是说，他们想必是不到民间去了。
　　请不要认为我们是在排斥或轻视科学。从事科学的能力和愿望，即系统地认识现实世界的能力和愿望，正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性，我们对于这一点的了解并不亚于他人。但我们要说，谁要是觉得自己对科学有特殊的天赋，有不可遏止的愿望，那他就应当完全献身于科学，并放弃革命活动。我们不会不充分尊敬这样的人。要知道，这种真正有创造能力的人，开辟新的知识领域的学者，永远是很少的。我们完全承认他们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只是要求他们绝对不要妨碍我们的革命事业。除了蠢事和危害以外，他们不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任何东西。如果他是一个正直而诚实的人，如果他有一颗火热的心，如果科学工作没有使他失去对普通工人群众的日常痛苦和屈辱状态的怜悯之心，那他会同情革命运动的，正象康德做的那样，他在科尼斯堡教授哲学和数学，为了革命，也为了他自己本身，而不去妨碍革命事业。
　　科学要求人全力以赴，革命事业也要求人完全献身。两个世界，一个是理论世界，一个是实践世界，都同样的广阔，它们不能共同使用同一个人。此外，它们的方法也完全不同。在科学中，批判和疑问占有而且应当占有主要地位。而在革命事业中，除了必须对人和情况作出冷静的研究以外，没有强烈的意志和信念，是什么也做不成的。这种方法上的不同和由此而产生的习惯上的不同，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学者们只要一参加革命运动，就变成了最可怜的革命者，而且最后几乎总是变成最坏的革命者。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真正的学者，而不是象可敬的《前进》杂志出版者那样的学术骗子，他们废话连篇地辛辛苦苦地把各种事实和别人的、多半是相互矛盾的思想拼凑起来，加以比较，而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这种人无论对于科学，还是对于革命事业都是做不出成果的。
　　有人会问：“难道你们要劝告我国年轻的革命者什么都不学，甚至要他们把已经知道的一切都忘掉，为了尽量使自己同人民拉平而成为完全无知识的人吗？”不，我们绝不会向他们提出这样的劝告。相反，我们说，你们要利用革命活动所剩下的一切空闲时间读书和学习，当然你们应当将你们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革命活动；你们要尽可能地扩大你们的知识，并同时扩大和加强自己的思维能力，尽力发展自己宝贵的分析问题和事实的能力。这种能力恰恰是在人民那里得不到的，你们应当把它带给人民，以换取他们给予你们的东西。愿你们都成为有教养的人，具有广博深湛的知识，只是不要成为学者。学者是为了科学而学习，你们则应该是为革命而学习，要有恒定的目的，从一切新得到的知识中为革命事业汲取最大的好处。比如说，如果你们是机械师、工程师、物理学家或化学家，那就要尽力去发明新的破坏手段，让手无寸铁的人民得到这种手段同组织严密的国家力量作斗争。一句话，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在为工业服务，而你们应该为革命事业服务。那末，对于以人在社会中的发展为对象的各种科学应该说些什么呢？法国人把它们叫做“精神科学”（les sciences morales），而与自然科学相对称。关于语言学、美学、形而上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统计学、历史学以及新的所谓社会学可以说些什么呢？目前它们能够给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呢？语言学当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在人民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去认识一些常用字的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语言学呢！美学可以说也是这样，可以和蒲鲁东一起大声疾呼：先给人民面包，然后再跟他们谈论美的问题。形而上学这个神学的小兄弟和继承者，其对象就是不真实的、虚构的东西，是由人的想象和抽象思维臆造出来的抽象概念、幻觉和阴影。为了进一步镇压人民，有人至今还在以它们的名义为难和吓唬人民。这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象形而上学那样同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对立的了。可是真正的、实在的哲学是建立在对一切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进行真正的、尽可能全面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是真实世界在思维中再现出来的真实发展，它是科学的科学，一切科学的皇冠。这种哲学现在还处于自己的最初萌芽时期。这就是说，它对于人民是完全不现实的，它不能给人民带来丝毫好处。政治经济学，由于它在大学里讲授，在今天和过去最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作了阐述，并以法律关于所有权的规定作为根据，采用了神学和形而上学关于人本能地、似乎必然地厌恶一切劳动，必须用贫困和棍棒迫使他工作的谬论，便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群众的目前状况是完全合理的和正常的，欧洲一切国家，至少是其中最文明的国家，正在沿着人民福利和进步的道路迅速前进。
　　然而不能否认，政治经济学至少一半是颇为现实的科学，即便是这样的科学也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好处。它的研究对象是非常现实的，即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它确是根据过去和现在的大量经济事实，以惊人真实的、清楚的和准确的、几乎是数学式的叙述，向我们说明了国家的所谓国民财富过去和现在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同时指出了促进发展的原因和阻碍发展的原因。政治经济学的全部错误，而且是重大的错误，可以说是致命的错误，在于它在自然要竭力把曾经存在和目前存在的事物加以神化的神学、形而上学和法学的直接影响下，从过去和现在得出了否定未来的错误结论。它不以迄今为止的财富生产和分配的发展批判史这种比较实在的同时是更为有用的作用为满足，而要起绝对科学的作用。因此，它断定：过去和现在存在的事物就是将要永远存在的和永远应该存在的。
　　于是，政治经济学断定千百万普通工人注定要永远贫困，永远卑微，永远困顿下去。是的，它这样断定是完全有意识的，因为它利用数学论据作出了可怕的结论，即国家的国民财富的所谓顺利发展和增长的必然结果是这些财富越来越集中在人数不断减少的少数幸运者手中，而损害千百万人的利益。这就是说，一方面是只有几百个人财富增加达到荒唐的程度，另一方面是千百万人贫困不堪；在这两者之间有数万人，或者也许是几十万人，他们卖身投靠于财主大亨，由财主大亨们豪华宴席的残羹剩饭蒙养着，被用来搜刮和管理人民群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结论，它现在已被俾斯麦公爵之流的大国务活动家们变为现实。政治经济学说明了现代国家这个经济垄断势力的强大保护者兼奴仆的全部意义。
　　没有疑问，对于献身于人民事业的人们来说，了解经济学的这些最新结论是非常有用的，至少可以使他们避免某些好心人常犯的可悲错误，这种人至今还在幻想不要革命，不要用暴力破坏现存制度，通过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人民银行或互助会就可以达到社会问题在世界范围的解决。
　　但是，要了解这些结论并不需要成为经济学家。只要读一、两本现代经济学的著作，或者干脆读一读最走运的和最有良心的经济学通俗作家拉萨尔的几篇主要讲演和小册子就够了。近来就更好了，只要仔细地观察一下我们眼前每天发生的事实，便可以理所当然地、不可动摇地坚信上述结论是无可争辩的真理，就象完全不了解天文学的人如今也同样确信：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绕太阳转。如果我们为了核对由于习惯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了公理的一切体系，而必须重复最初发明或后来发展这些公理的人的巨大工作，那末，可以相信，我们将被这种无穷无尽的简直不可能的工作所压倒，而自己连这些真理中最简单的真理也得不到。
　　经济学现在对人民来说是不可能存在的，至少它在目前是人民完全不需要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我们的人民不需要任何科学，他们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就知道自己生活得很坏，即使他们十倍地工作，他们也仍然不会变得富裕些、幸福些和自由些。这就是他们的境遇，例外的只是某些幸运者，农民或富农和市会，他们玩弄各种阴谋诡计，不择手段地从不幸的被奴役者的行列转入剥削者和奴役者的行列。所有这一切，人民不学政治经济学也了解得很清楚。这就是说人民不需要这门科学。
　　关于统计学也是这样。它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就象解剖学和病理学同生理学的关系一样紧密相连。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可以称之为特权阶级的科学，它所研究的是这些阶级的财富、发展和成就，而很少注意普通工人群众的命运。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即各个国家的海陆军军事力量的对比关系，它们的财政状况，它们的债务、收入和支出，进出口关系，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变化，工场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趋向，各种交通道路的状况，工厂、大学及其他学校以至于国民学校的数量，人口按民族和宗教信仰的分布情况，人口的增长率，平均年龄，各国的犯罪率及其相对数字，等等―一这就是统计学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关于用自己疲惫不堪的双肩支持着国家的全部荣誉、尊严、威力和财富，承负着特权阶级物质进步和智力发展的全部重担的千百万普通工人群众的真实状况，关于他们的一贫如洗、他们的苦难生活，关于在教育部一贯支持下被迫造成的愚昧无知，关于造成无数人患病和夭折的恶劣处境，所有这一切，你们在最完善最详尽的统计学著作中也几乎是什么也找不到。如果你们经过仔细耐心地寻找，在一部多卷集著作的某个角落里找到了某些违反作者意愿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群众苦难状况的事实，那末，这还不足以作出完整的结论。显然，统计学的先生们是在有意转移自己和读者对这些事实的注意力。只有一个国家以应有的诚实充分地揭露了这些事实，这就是英国。在那里，由于议会所属各个委员会诚实地执行了委托给它们的任务，在根据议会命令公布的报告中，到底暴露了英国无产阶级骇人听闻的贫困。这就大大促进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加强。
　　我们将把这样一些统计学家称为人类的恩人和人民的挚友，他们抛弃令人讨厌的、毫无用处的对国家及其官方的和特权者的进步的吹捧，而投身于从各个方面对人民群众现实状况的研究，在写得简单明了的、大家买得起的、文体得当和逻辑清楚的著作中，把这种骇人听闻的状况赤裸裸地暴露在文明世界面前。
　　这样的著作当然主要不是为人民写的——因为绝大多数人民还不能阅读，而是为特权阶级中许多犹豫不定的或者还没有下定决心的老实人写的。我们认为，读读这样的书将能够促使他们到民间去，并且不是单纯地为了同人民分担痛苦的遭遇，而是为了去发动人民走唯一能够得救之路——举行暴动。
　　不过，这种书的问世对于人民本身来说，即使没有直接的影响，至少也会产生间接的影响。我们有一位意大利熟人，可以说是半个学者，相当公正，非常温和，对这个问题很有研究。他对我们说过，他把伦巴第的城市无产阶级的、特别是农民的平均寿命同特权阶级的平均寿命作了比较，得到了十分可怕的结果，致使他不敢公布这些结果。为什么不敢公布呢？他回答说：“人民也许会起来造反”。
　　一个善良的统计学家，他的天才思想会使他能够把全体人民的真实状况概括起来，他的真诚意愿会使他敢于把这种真实状况彻底暴露出来。但要想很快地找到这样的统计学家是徒然的。事实上又何必去期待这样的人呢？可以用许多篇幅不大的专著代替大部头著作。每一种这样的专著可以详尽地叙述和说明我们辽阔的祖国一个不大的角落的真实生活，一个省、一个县、一个乡、一个镇、一个村，甚至一个农舍的真实生活。当然，我们始终指的主要是普通城乡劳动居民的生活、苦难、贫困、工作、恐惧、希望和理想或幻想。这必将为俄国的革命统计学提供宝贵的材料，并将成为完全新的、有生命力的、真正的人民科学的实际起点。由于我国政府父亲般的照管，目前有许多能干的、忠于我们事业的年轻人被撒到俄国各个部分，各个角落。

　　“……从彼尔姆直到塔弗里达，
　　从芬兰寒冷的山岩直到火热的科尔希达，

　　从动荡的克里姆林直到静穆的中国万里长城，”——当然包括整个西伯利亚，在那里，我们的朋友离开了自己原来生活的世界而被抛进另一个世界，失去一切生活资料，听任监管警察和监视人的摆布，他们生活在痛苦的孤独之中，身受强制，而且十分痛苦，不能有所作为，他们不知道从何着手，如何开始和做些什么。既然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他们每个人为什么不暂且先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对他们所囚禁的地方从道德、精神和物质方面进行最详细的调查研究呢？同时，我们认为，主要地应当注意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但也不应当放过其他阶级和官吏集团，因为它们对于无产阶级的命运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不要忽视任何细小的事实。每天重复发生的小事，往往比你们自然而然重视的大事更为重要，更为突出。既要尽可能详细地研究你们周围普通群众的物质生活，也要尽量深入研究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共同习尚，他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以及他们对待其他阶层和长官的态度的内在含义。他们对自己的权利和自己所受的屈辱（这在俄国自然是随处可见的）想些什么？要求什么和希望什么？期待着什么？对谁抱有希望？他们对于沙皇说些什么和想些什么？没有疑问，自从（我们的）顺利进行统治的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做了解放人民的事情以后，我国人民对待沙皇的态度曾经好转。我们认为，我国人民对沙皇的信任近来已大大减弱了。
　　我们相当深入地了解其他阶层的生活和思考方式，是为了大体上猜出一定集团的人在一定的情况下的思想、言谈和行为。我们说不出我国城市人民、特别是农村人民的这些情况，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感情的秘密我们还不了解，他们的思考范围我们至今还不清楚。探索他们的道德和精神生活的秘密源泉，弄清人民思想的进程，了解俄国人民在想些什么，怎样想的，希望什么，期待什么，要求什么―—这就是活的革命科学目前主要的、我们说是唯一的研究对象。一旦我们掌握了这种科学，我们就会无比的强大。^[3]

^[1] 原稿缺第3、4页，而第5、6页和第7页前半部分文字有变动，从第5页重新开始，经过了修改，下边脚注就是修改后的文字。——原编者注

^[*] 需要拼命努力才能越过这条鸿沟，我国青年在经历了足够的徒劳无益的尝试和方式之后，终于决定要到民间去。我们说，这既是十分困难的也是可以得救的英勇行为。这已经不是幻想，也不是空发议论，这是行动的开端，是走向革命事业的坚定而完全实际的第一步。到民间去，就意味着要抛弃在理论上早已谴责过的、现在要在各个方面实际上加以摈除的那个社会——抛弃它的一切利益、习惯和联系，抛弃那种荒淫腐化的而同时又是温情脉脉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抛弃那种发出腐臭气味的高雅的生活方式。目前隐藏在这种生活方式背后的，大体说来，确实不是别的，而是最丑恶的欺骗、最无耻的利己主义和对一切可以真正称为人类高尚美好事物的极其粗暴否定。但是，在这个社会中生长的和受教育的、或者甚至受到它的毒害、哪怕是极小的毒害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地、十分强烈地赞同上面那些东西，并且和这些东西非常亲近。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抛弃这种诱人的生活方式就是真正的英勇行为。
此外，还必须首先抛弃那些自命为有教养的开通的人通常对待没有文化的普通百姓所采取的那种愚蠢的学者式的散慢态度。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教育人民。但他们教育人民什么呢？是教人民识字吗？这是有益的事情，但遗憾的是政府采取了各种最有效的措施阻止他们去教人民识字。那么，识字以后又怎么办呢？教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化学、生理学等这些有用的自然科学吗？谁也不会否认这些科学的重要性。但是不说政府阻挠在人民中间传播任何科学知识的措施，就是人民自己也很清楚；在他们现在的状况下，所有这些科学对他们来说都是望尘莫及的，因而也是毫无益处的。人民没有学习科学的准备，而且他们也没有时间从事科学。有些科学，如力学·物理学、化学，可以使他们获得新的破坏手段，同用科学方法组织起来的政府军队作斗争。如果他们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和金钱去进行一系列昂贵的试验以寻找这种手段的话，那也许是可以的。而所谓的精神科学∶哲学、历史学、法学、语言学，它们至今仍然充斥着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谬论，因此几乎不能称之为科学。至于说社会学，即关于人民群众的经济和自由组织的科学，则还根本不存在。现在所存在的就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或多或少是学术性的批判。关于人民在这种侧度下生活得不好和很不好的情况，就是不懂得任何科学的人民也知道。至于说人民应该作些什么，应该怎么办才能生活得好，科学并没有作出说明。他们究竟拿什么去教导人民呢？
我们决不轻视也决不排斥科学。科学、从事科学的能力和愿望，正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性。对此，我们并不比别人了解得差。但是我们要说，谁想从事科学，谁就应当放弃革命活动，因为两者是不可得兼的∶科学要求人全力以赴，革命也要求人完全献身，它们不能把一个人分成两半。此外，两者的方法又是那样的不同，以致只要认真地从事其中一种便使人完全丧失从事另一种的能力。这就向我们说明∶为什么学者们只要一试图参加革命工作，他们就变成了最可悲的革命者，而大部分都成了最坏的反动分子。

^[2] 在缺页中巴枯宁显然谈的是当时俄国青年和人民之间的鸿沟。——原编者注

^[3] 手稿到此中断。——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