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一）

　　为了避免误会，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我们所说的人民理想，与资产阶级学者或半学者脱离人民生活在闲暇时间研究出来的，并仁慈地建议愚昧无知的人民群众作为他们未来制度必要条件的政治社会纲领、公式和理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们一点也不相信这些理论，在我们看来，即便其中最好的理论，也是过于狭窄的普罗克鲁斯特式的铁床，容纳不了人民生活浩瀚广阔的天地。
　　最合理、最深邃的科学也不能猜度出未来社会生活的形式，它只能确定通过对现存社会的严厉批判从逻辑上得出的否定性条件。因此，社会经济学借助于这种批判得出了对传统的个人所有制的否定，并进而得出了集体所有制是未来社会制度的必要条件的抽象的，可以说是否定性的结论。它用这种方法也得出了对国家和国家制度观念本身的否定，即对以某种虚构的神学或形而上学的、圣者或智者的权利的名义，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制度观念的否定，并从而得出了相反的、因而是否定性的结论——无政府，即各个单位或公社的各个部分组成的独立自由组织，以及这些单位或部分不是按照任何长官（即使是选举产生的长官）的指示，不是根据任何学术理论的指导，而完全是由于生活本身提出的各种需要的自然发展，自下而上地组成的自由联合体。
　　所以，任何一个学者都没有能力去教导人民，因为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能确定社会革命后人民将怎样生活和应该怎样生活。这首先取决于每个民族的情况，其次取决于人民将要表现出来的、并将起有力作用的愿望，而绝不取决于来自上面的指示和解释，以及在革命前臆想出来的任何一般理论。
　　我们知道，目前在俄国兴起一个组织所谓人民教师的流派。有人认为，应该首先教育人民，人民受到了教育，明白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以后，才能发动他们举行暴动。这里马上就发生一个问题你们打算教人民什么呢？是不是那种连你们自己都不了解、不能了解而应该首先向人民学习的东西呢？
　　对于这个流派或者说其实远非新的党派，必须分清两种人。
　　人数众多的一种是学理主义者、招摇撞骗者，而大部分是自欺欺人之徒，他们决不反对现存社会提供给少数特权者和富翁的任何享受和利益，同时却想得到或保持真正忠于人民解放事业的人的名声，只要没有太大的难堪，甚至还想得到革命者的名声。这种老爷在俄国很多。他们建立人民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协会，还研究妇女问题，公然自称是科学的保护者、实证主义者，而现在还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都不肯牺牲，爱惜和珍重自己胜于别的一切，同时又想在各方面被誉为先进人物。
　　对于这种人，不管他们人数有多少，说什么也是徒劳无益的。在革命前只能揭露他们，斥责他们；而在革命中……那我们将希望他们自己完蛋。
　　但还有另一种人，他们是正直的十分诚实的年轻人，他们好象只是由于绝望才在最近加入这一派的，只是因为他们以为，在目前情况下没有别的事业和出路。我们不想更多地谈论他们，因为恐怕引起警察对他们的注意。但如果他们之中有人读到这几行文字，便会明白我们这些话是直接对他们说的。
　　我们正好想问问他们，他们打算教人民些什么？他们是否要想向人民讲授合理的科学？据我们所知，他们的目的不是这样。他们知道，谁要想把科学带到人民学校，一开始就会受到政府的制止。此外，他们也知道，我国人民本身在目前这种极端贫困的状况下是根本谈不上科学的。为了使理论能够接近人民，应当改变人民的实际状况，首先必须根本改变人民生活的经济条件，把他们从普遍的几乎是人人受饥挨饿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这些正直的人将怎样改变人民的经济生活呢？他们没有任何权力，而且正如我们下面将要尽量证明的那样，就是国家政权本身也无力改变人民的经济状况；它可以为人民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自行废除，自行消亡，因为它的存在是同人民的幸福不兼容的。人民的幸福只能由人民自己去创造。
　　人民的朋友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个流派的善良拥护者断言，应该唤起人民进行独立的运动和采取独立的行动，首先要给他们指出求得解放的道路和手段。
　　道路和手段可以有两种：一种是纯粹革命的，要直接去组织全民暴动；另一种是比较和平的，从缓慢而有步骤地而同时又是根本地改变人民经济生活开始去解放人民。如果他们是真心要实行的话，这第二种办法自然就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十分喜欢的要人民储蓄的庸俗宜传。原因很简单，一般普通人民，特别是在我国，根本无钱可存。
　　然而，为了推动我国人民走上这条缓慢的但是根本的经济改革道路，正直的人们能够做些什么呢？他们是不是要在农村开办社会学讲座呢？第一，这样做仍然是象老子那样时刻警惕着的政府所不允许的；第二，农民将是完全不能理解，而且要耻笑教授本人；最后，社会学本身是一门未来的科学，目前它没有解决的问题要比得到的肯定的答案多得多，更不必说我们可怜的庄稼汉根本没有时间去研究它了。因此，决不能用理论，而只能用实践的办法去影响他们。
　　这种实践到底是什么呢？即主要目的（如果不是唯一目的的话）是推动我国整个广大农民群众走上用现代社会学的精神进行独立的经济改革的实践是什么呢？它不能是别的，只能是组织工人劳动组合和合作社，信贷、消费和生产合作社，而且主要的是生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比其他形式的合作社能更直接地达到把劳动从资产阶级的资本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目的。
　　但是，在目前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条件下，这种解放有可能实现吗？以事实为依据的，即以近二十年间在各国进行的许多试验为依据的科学，肯定地告诉我们：不可能。拉萨尔在自己的几本小册子中非常精辟而通俗地证明了这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决不是他的信徒），在这方面，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家都同他完全一致，虽然严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似乎不愿意说明合作制度的无能，他们相当公正地把它看作是排除社会革命威胁的避雷针。
　　多年以来，“国际”从自己方面曾多次提出合作社问题，并根据大量理由得出了在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上所阐述的、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上所肯定的结论。
　　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无疑是一种合理的公正的未来生产形式。
　　但是，为了使它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使全体劳动群众得到解放，使他们得到完全的报酬和满足，必须使土地和各种形式的资本成为集体财产。在此以前，合作社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大资本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强力竞争面被压倒；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说某个必然是比较闭塞的生产合作社经受住了这种竞争，则这种成功的结果将只能是在贫困的无产阶级群众中间产生新的集体幸运者的特权阶级。所以，在现存社会经济条件下，合作制是不能使工人群众获得解放的，尽管如此，它还是有好处的，即使在目前它也可以训练工人联合起来，组织起来，独立地管理自身的事务。
　　尽管承认有这种肯定无疑的好处，但是，起初曾经推动我们迅速前进的合作社运动近来在欧洲却大大削弱了。其原因很简单：工人群众转而认为，现在他们通过合作制的途径是不能达到自身的解放的，没有必要求助于合作制去完成自己的实际教育；他们既然对达到目的失去信心，自然就鄙视这种达到目的的方法，或者确切些说，鄙视这种达不到目的的办法。体操固然是有益的，可是他们没有时间去做。
　　在西方是真理的东西，在东方也不可能是谬误。因此，我们不认为合作社运动能在俄国得到多大规模的发展。合作制目前在俄国比在西方更难于推行。合作制取得真正成功的一个主要条件，是个人的主动、坚韧和忘我的精神。但个性在西欧要比我们俄国发达得多；在俄国，蜂拥而上的运动至今还占居优势。此外，建立和发展合作社的外部条件本身，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社会方面的，以及教育水平，在西欧都比俄国有利得多。尽管如此，西欧的合作社运动还是衰落了，在俄国它又怎么能够发展呢？
　　有人会说，俄国人民运动的一窝蜂方式本身可能有利于合作运动。进步的因素，对工作、生产以及产品的不断改善，同必然有守旧倾向的蜂拥而上的活动是不兼容的。没有进步因素，本来就力量悬殊的反对竞争性资本的斗争便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了。因此，在俄国，合作制只能在尚未引起占压倒优势的资本和具有更大压制力量的政府的注意和觉察以前，以不大的规模（且不说很小的规模）发展。
　　我们确实知道，有些非常严肃的正直的年轻人是用自由主义的词句安慰自己，用空洞的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一句话，用米尔托夫或克德罗夫式的高超的无稽之谈来掩饰自己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生气勃勃的充满激情的年轻人，由于无事可做，陷入可耻的无所作为的状态，看不到别的出路，便投入所谓的合作社运动。这至少可以给他们提供接近工人的办法和机会，使他们作为工人队伍中的一员去了解工人，尽可能地把工人联合起来去达到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目的。所有这些比什么也坚决不做是令人快慰得多和有益得多的。
　　从这个观点说，我们一点也不反对去作办合作事业的尝试。但同时我们认为，参与这种尝试的年轻人在谈到他们能够达到的成果的时候决不要欺骗自己。在大城市和设有工厂的村镇的产业工人中间，可能会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但在农村居民中间，成绩将会是微不足道的，在那里，成绩会象沙粒掉在旷野里，水滴掉在大海里一样，无影无踪……
　　然而，目前在俄国，除了办合作事业，是否真的就没有别的出路、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呢？我们认为绝对不是这样。
　　我们可以指出，在俄国人民中间非常广泛地存在着作为社会革命必要条件的两个基本因素。他们可以拿来夸口的是极端的贫困和典型的奴役制。他们的灾难无穷无尽，已经再也无法忍受，他们处于极端严重的绝望之中，这已为历史上两次惊人的暴动，即斯捷潘·拉辛起义和普加乔夫起义以及至今没有间断的许多局部性农民暴动表现出来。
　　是什么东西阻碍着俄国人民去实现胜利的革命呢？是不是缺乏一个既能使人们理解人民革命，又能使革命具有一定目标的共同的人民理想呢？如前所述，如果没有这种理想，全体人民同时而普遍的起义是不可能的，因此，革命的胜利本身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说俄国人民还没有形成这种理想未必是正确的。
　　如果还没有这种理想，如果在人民的意识中这种理想连基本的轮廓都还没有形成，那末，对俄国革命就应该不抱任何希望了，因为这种理想是从人民生活的深处产生的，它是人民的历史经验、要求和希望形象化的、普遍都能理解的、总是十分朴素的反映。
　　很清楚，如果人民本身没有形成这种理想，那末，谁也不可能给予人民这种理想。总之，必须指出，不可能向任何人、任何社会、任何民族提供在他们之中本来就不曾产生的、甚至已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东西。就拿一个人来说吧，如果他本来就不存在一种作为活的本能和仿佛成为这种本能最初表现的相当鲜明的观念的思想，你是怎么也不可能向他解释清楚这种思想的，主要的是你不可能使他理解。请看一看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的资产者吧，你能指望在某个时候对他们解释清楚无产者有获得人的充分发展和平等地分得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享受、康乐和幸福的权利，或者向他们证明社会革命是合法的和为生存所必需的吗？不能，如果你没有丧失理智，你就根本不会去作这种尝试。为什么呢？因为你相信，即使这个资产者天生善良、能干、高尚、宽仁、好义——瞧，我作了多么大让步，要知道这样的资产者在世界上是不多的——即使他很有教养，甚至很有学问，他仍然不会理解你，不会成为社会革命者。而为什么不会呢？原因很简单，他的生活没有在他身上形成符合你的社会革命思想的本能愿望。相反，如果他身上存在这种愿望，即使处于萌芽状态，或者甚至处于极为怪诞的观念形态，那末，无论他的社会地位使他感觉多么愉快和多么能够满足他的虚荣心，他仍然不会心满意足。
　　反之，拿一个最没有教养的和最愚蠢的人来说，如果你在他身上真的发现了纯正的本能，虽然是模糊不清的符合社会革命思想的愿望，不管他的真实观念是多么古怪，你都不要害怕，只要认真地诚恳地对待他，就会发现他是多么广泛而热烈地领悟和接受你的思想，或者确切些说，领悟和接受他自己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不是别的，正是他自己的本能明确、充分和合乎逻辑的表现，所以，实质上你没有给予他任何东西，你没有带给他任何新的东西，你只是向他说明了远在他认识你以前就活在他心中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说谁也不能给任何人提供任何东西。如果这对个人来说是正确的话，那末对整个人民来说就更加正确了。只有大傻瓜和不可救药的学理主义者才会认为可以给予人民什么，恩赐人民什么物质福利和新的精神或道德内容、新的真理，随意给予人民生活以新的方向，或者象已故的恰达耶夫在三十六年前所断言的那样，俄国人民是一张白纸，在上面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在最伟大的天才人物中间，至今还很少有真正为人民做了什么事情的人。人民的天才人物都是十分贵族化了的，他们迄今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使少数剥削者提高文化，增强力量和发财致富。被抛弃的、被一切人蹂躏的贫困的人民群众，不得不作出无数的努力去开辟自己伟大而艰难的通向自由和光明之路，结果是前景渺茫，徒劳无益。最伟大的天才人物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社会带来新的东西，而他们自己本身倒是由社会造就的。他们持续不断进行千百年的工作，过去和现在所带来的只不过是为社会生活运动本身所不断更新和扩大的内容的新形式。
　　但是，我再重复一遍，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天才人物没有为人民本身，即为千百万普通无产者做任何事情，或者说做得很少。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发展和人民的进步，都完全是人民自己的事情。这种进步当然不是通过书本上的教育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世代嬗递的、在内容上必然扩大和加深、在形式上不断完善的经验和思想的自然发展（当然是非常缓慢的）来实现的，通过无数艰难而痛苦的历史尝试来实现的。这些历史尝试现在终于使人民群众——可以说是世界各国、至少是欧洲各国的人民群众认识到，他们不能期望从特权阶级那里，从现在的国家那里，从一般政治变革中得到任何东西，他们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社会革命才能获得解放。这一情况本身决定了今天在他们身上存在着的、起着作用的普遍理想。
　　在俄国人民的观念中是否存在着这种理想呢？没有疑问是存在着的，而且甚至不必过远地深入考察我国人民的历史意识，就能指出这种理想的主要特点。
　　第一个也是主要的特点，是全体人民深信，土地，全部土地都属于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来的、用自己的双手劳动使之丰饶的人民。第二个同样重大的特点是土地的使用权不属于个人，而属于整个公社，属于暂时把土地分给个人的村社。与前两个特点同样重要的第三个特点是近乎绝对自治，即公社自治以及由此而来的公社对国家的坚决敌对态度。
　　这就是构成俄国人民理想的基础的三个主要特点。就其实质来说，它们完全符合近来正在拉丁语系各国无产阶级思想中形成的理想，这些国家今天比德意志各邦更加临近社会革命。但是，有另外三个特点使俄国人民的理想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些特点歪曲了人民理想的性质，使人民理想的实现变得非常困难，非常缓慢。因此，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同它们进行斗争；进行这种斗争是可能的，因为在人民本身中间已经存在着这种斗争。
　　这三个消极的特点是：（1）宗法制度；（2）村社吞没个人；（3）信仰沙皇。
　　还可以加上第四个特点，即信奉基督教，包括信奉官方东正教和其他教派。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在我们俄国远不象在西欧——不仅是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而且甚至在信奉新教的国家那样重要。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不轻视这个问题，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在人民面前向万物之主上帝及其在人世间的神学、形而上学、政治、法律、警察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宣讲残酷的真理。不过他们不把宗教问题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深信：人民的迷信自然同人民的愚昧结下不解之缘，但是其根源与其说仅仅在于这种愚昧，不如说在于人民的贫困，在于他们在物质上的困难和他们每天遭受的各种骇人听闻的压迫；宗教观念和无稽之谈，这种对于荒谬邪说的古怪爱好，主要的是一种实际现象而不是理论现象，与其说它是精神上的迷误，不如说它是生活本身、意志和激情对于无法忍受的生活苦难的抗议；教堂对人民来说是一种天上的酒馆，就象酒馆只不过是人世间的一种天上的教堂一样。无论是在教堂还是在酒馆，人们都可以哪怕是暂时地忘掉自己的饥饿、压迫和屈辱，竭力在狂信中或者在酒杯中消解对自己日常不幸的记忆。两者同样都是陶醉。

　　社会革命党人懂得这一点，因此深信：能够消除人民的宗教信仰的，只有社会革命，而决不是所谓自由思想家的那种抽象的学理主义宣传。这些自由思想家先生们是彻头彻尾的资产者，就其方法、习惯和生活来说是无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者，甚至在他们自诩为实证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的时候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生活导源于思想，生活好象是预先存在的思想的实现。因此，他们断言思想——当然是他们的贫乏的思想，应该支配生活。他们不懂，正好相反，思想导源于生活，要想改变思想，就必须首先改变生活。如果让人民过上广阔的人的生活，他们会以其深刻合理的思想使你惊叹不止。
　　自诩为自由思想家的十足的学理主义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他们宁肯去进行理论上的反宗教宣传而不去做实际工作。他们大部分是蹩脚的革命者，并且简直是好虚荣的利己主义者和胆小鬼。此外，就其地位来说他们属于有教养的阶级。他们非常珍视这些阶级的生活中所充满的舒适、愉快、温文尔雅和获取虚荣的精神享受。他们懂得，人民革命就其实质和目的来说是粗暴的和不受约束的，不会不去摧毁他们过着如此美满生活的资产阶级世界。此外，还因为他们绝对不愿意由于真诚地为革命事业服务而给自己招来很大的不方便；他们也不希望引起那些既缺乏自由主义色彩、也不那么勇敢的、但就教育、日常交往、情操和物质享受来说仍然不失为宝贵的保护者、崇拜者、朋友和同志的不满。他们自己根本不希望这种革命，害怕这种革命把他们从显赫的高位上拉下来，使他们立即丧失掉一切既得的利益。

　　然而，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必然要用自己的激进主义惊动资产阶级世界，吸引革命青年，而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吸引人民。这该怎么办呢？既要使资产阶级世界震惊，又不能使它生气，既要吸引革命青年，同时又要避免掉进革命的深渊！对此只有一个办法：竭力用自己全部虚假的革命狂热去反对上帝。他们相信上帝是不存在的，所以不怕上帝发怒。长官，一切长官，从沙皇到最普通警察，则是另外一回事！在社会上有钱有势的人，从银行家和包税的犹太人到最普通的商人、富农和地主，则是另外一回事！要是他们大发雷霆，可就非同小可了。
　　出于这种考虑，他们向上帝无情宣战，用最激进的方式弃宗教的各种表现和各种形式，抨击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谬论和民间的一切迷信，声言是为了科学，当然这种科学是他们自己口袋里装着的科学，是他们各种冗长的著作中充斥着的科学。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一切政治和社会势力却是温顺备至，如果迫于逻辑和社会舆论不得不表示反对这些势力，那末，他们会作得非常谦恭温和，以致只有神经过敏的人才会对他们生气。他们一定会留有余地，表示希望这种势力改正。这种对现今政治和社会势力寄于的希望和信任的能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甚至认为我们的枢密院迟早会变成人民解放机关。（请看不定期刊物《前进》最近一期即第三期的目录，这个杂志将会很快出现在苏黎世。）
　　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些骗子撇开，回过来谈自己的问题吧。
　　任何时候都不应当以任何借口和为着某种目的而去欺骗人民。这不仅是一种犯罪，而且对于完成革命事业来说也是有害的。其所以有害，是因为任何欺骗就其实质来说都是眼光短浅的、卑鄙的和狭隘的，总是要露出马脚的，因而它必然要被戳穿，被揭露；而对于革命青年本身来说，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自发的、胡闹的反人民的倾向。一个人只有在完全诚实的时候，在根据自己深刻的信念说话、做事的时候，他才是有力量的。这样，他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总会知道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他可能会倒下去，但不会使自己的名誉和事业蒙受耻辱。如果我们要想用欺骗的办法去解放人民，我们就必定要陷入困境，走入歧途，迷失方向；而如果我们对人民多少有一些影响的话，那我们就要把人民引入歧途，也就是说我们是按照反动派的意旨和利益行事。
　　因此，由于我们自己是信念坚定的无神论者，是任何宗教信仰的敌人和唯物主义者，每当我们必须和人民谈论信仰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充分地向人民说明我们不信仰宗教，我甚至说，应该讲明我们对宗教的敌对态度。对于人民有关宗教的一切问题，我们应该给予诚实的回答，在必要的时候，即有可能获得成功的时候，甚至应该尽力向他们解释和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然而我们不要自己去寻找这种谈话机会，我们不应该把宗教问题放在我们对人民进行的宣传工作的首位。我们深信，如果那样做了，就无异是对人民事业的背叛。
　　人民不是学理主义者，也不是哲学家。他们既没有功夫也没有习惯同时去研究许多问题。他们如果被一个问题所吸引，就会忘掉其他一切问题。因此，我们的直接职责就是向他们提出主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其他一切问题对他们的解放事业意义更大。但是，这个问题是基于他们本身的状况，基于他们的全部生活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和政治问题，在社会革命意义上是经济问题，在消灭国家意义上是政治问题。要人民注意宗教问题，就等于要他们抛开真正的事业，就意味着对他们事业的背叛。

　　人民的事业完全在于实现人民的理想，实现这种理想要尽可能地在人民本身中间进行根本的变革，采用更好的能够更直接更迅速地达到其目的的方针。我们已经指明主要给俄国人民的理想蒙上阴影的三个不幸的特点。现在我们还要指出：后两个特点，即村社吞没个人和迷信沙皇本身导源于第一个特点，即宗法制度，是它的自然的结果；因此，宗法制度是主要的历史祸害，而且不幸得很，完全是人民的祸害，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同它斗争。
　　这种祸害损害了整个俄国的现实生活，一切变得迟滞呆板，到处都是污泥浊水，谎言充斥，伪善成风，奴性盛行，从而使得生活成为无法忍受。丈夫、父亲以及兄长的专制，使得就其法律经济原则来说本来就缺乏道德的家庭，变成了培养逞凶肆虐、胡作非为、日常的卑鄙行为和淫乱现象的学校。凄凉的坟墓一一这就是对俄国家庭的最好描述。一个善良的有家室的俄国人，如果他真是一个善良的但同时又是意志薄弱的人，那就等于说他是一头善良的、无害的、不会反抗的猪，是一个没有任何明确意识和肯定想法的人，他干什么都无所谓，因而好象是毫不在意，几乎可以同时既行善又作恶。他的行为很少是由目的决定的，而更多地是由情况，由一时的处境，主要是由环境决定的。他在家庭里习惯于顺从，在社会上也就继续顺从，看着风向卑躬屈节。他生来就是奴隶，并且永远是奴隶，而不是暴君，他缺乏当暴君的魄力。因此，他自己不会去鞭打人，但他一定会去拘禁长官想要鞭打的有罪或无罪的不幸者。对他来说有三种主要的神圣的长官：父亲、村社和沙皇。
　　如果他是一个倔强的烈性人，则他必定同时既是奴隶又是暴君。他对于一切地位低于他和听命于他的人，他是一个胡作非为的暴君；而村社和沙皇则是他的上帝。如果他自己是家长，他在自己家里就是一个无所顾忌的暴君，却是村社的奴仆和沙皇的奴隶。公社即是他的村社。公社无非就是他的家庭、家族的自然延伸。因此，在公社中占优势的也就是在家庭中占优势的那种宗法制原则、那种可憎的专制和那种可耻的唯命是从，因而也是那种根本不公正的状况和那种对于任何个人权利的彻底否定。村社的决定，不管是什么样的决定，都是法律。俄国的农夫惊叹道：“谁敢去反对村社！”我们看到，除了沙皇及其居于村社之外或者更确切地说居于村社之上的官吏和贵族，在俄国人民中只有一种人敢于反对村社，那就是强盗。因此，抢劫在俄国成了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俄国最早的暴动者，最初的革命者普加乔夫和斯捷潘·拉辛都是强盗。
　　在村社中只有长老、家长才有发言权，未婚的甚至已婚而没有独立成家的青年人只能执行和服从。但是在公社之上，在所有公社之上的是沙皇，他是总的族长和始祖，是全俄罗斯的父亲。因此，他的权力是无限的。
　　每个公社都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整体，因此，任何一个公社和别的公社都没有任何独立的有机联系，而且也不觉得有这种必要。这是俄国的主要灾难之一。它们只有通过慈父沙皇，只有在他的最高的、父亲般的权力之下彼此联合起来。
　　我们说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幸、显然，这种分散状态使人民软弱无力，使得他们的暴动几乎总是局部性的和缺乏联系的，注定要遭到失败，从而巩固了专制政权的胜利。这就是说，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无论如何要在各个分散的公社之间建立灵活的有关暴动的联系，应该是革命青年的一项主要职责。任务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在动乱的时期，如在伪季米特里内乱时期，在斯捷潘·拉辛革命和普加乔夫革命时期，以及在诺夫哥罗德暴动中，在尼古拉皇帝统治初期，各个公社本身的运动都曾竭力争取建立这种谋求得救的联系。　　公社之多，数不胜数，而它们共同的慈父沙皇又高高在上，只不过稍微比上帝低一点，为的是亲自统治一切。要知道，为了管理世界，上帝需要有天庭的文武百宫、六翼天使、司智天使、大天使、六翼的和双翼的小天使为他服务，沙皇就更加离不开各种官吏。他需要一整套军事的、民政的、司法的和警察的行政机构。因此，在沙皇和人民之间，在沙皇和公社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军事的、警察的、官僚的、必然是严格集权制的国家。
　　由此可见，想象中的父亲沙皇，人民的保护者和恩人是高高在上的，好象在九重天外；而真正的沙皇，鞭子沙皇，盗贼沙皇，害人者沙皇，也就是国家，则占据了想象中沙皇的地位。由此自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事实：我们的人民既崇拜想象中的虚幻的沙皇，同时又憎恨真实的、存在于国家中的沙皇。

我们的人民深刻而强烈地憎恨国家，憎恨它的一切代表，不管这些代表是以什么面目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不久前他们的憎恨还是对着贵族和官吏的，而且有时甚至好象是他们憎恨前者甚于后者，尽管在实质上他们是同样憎恨两者的。但是，自从废除农奴制以来，贵族看来开始破产、衰落并变成原来的纯公务阶层，人民就把对贵族的憎恨注入到对整个官僚阶层的共同憎恨中去了。难道还需要证明人民的这种憎恨是多么合理吗！

　　国家彻底地摧毁了、腐蚀了本来已经被它自己的宗法制原则所腐蚀的俄国公社。在国家的压制下，公社的选举制度本身成了骗局，而由人民自己临时选出的人，首领、村长、甲长和乡长则变成了既是政权的工具，又是被有钱的富农所收买的奴仆。在这种情况下，正义、真理和纯正的仁爱的最后残余在公社里必然都荡然无存了；况且，这些公社也被国家的各种赋税和劳役弄得破产，被长官的专横彻底摧垮。对个人来说，抢劫比任何时候更加成了唯一的出路；对人民整体来说，便只有全民暴动，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智慧的无产阶级，俄国正直的、真诚的、完全忠实的社会革命青年能够做些什么呢？他们无疑应当到人民中间去，因为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尤其是在俄国，在人民以外，在千百万普通工人群众以外，就根本没有生活，没有事业，没有未来。但怎样和为什么到人民中间去呢？
　　目前，在涅恰耶夫不幸出走以后，我们这里关于这个问题的措施和意见好象分歧很大，但从总的思想争论中现在已经分出两个主要的对立派别。一派是比较温和的、带有准备性的；另一派是造反的，力求直接组织人民自卫。
　　前一派的拥护者不相信当前有进行这种革命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不愿意也不能够对人民的苦难总是作为无动于衷的旁观者，所以决定到人民中间去，以便作为人民的兄弟分担这种苦难，同时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际上以自己活的榜样教育和训练人民。有些人要到工厂工人中间去，同他们一样干活，并将尽力在他们中间传播互相联系的精神……
　　后一派则竭力要建立农村移民区，在那里除了要实行我国农民十分熟悉的土地共同使用原则外，还要引进和实行他们还根本不了解的、但经济上必要的集体耕种公共土地和平均分配产品或根据完全公正的原则（不是法律上的公正原则，而是人道上的公正原则）平分产品或产品价值的原则，也就是说要求能力强和身体壮的人多工作，能力差和身体弱的人少工作，不按照工作而按照每个人的需要分配报酬。
　　他们认为，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榜样，主要是用指望组织集体劳动所得到的好处去吸引农民。过去卡贝曾经怀有这样的希望，他在1848年的革命失败后带着自己的伊加利亚派信徒来到美国，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新伊加利亚”，存在的时间不很长。应当指出，对于这种试验的成功条件来说，美国的社会环境要比俄国有利得多。在美国有极其充分的自由，而在我们美好的俄国则是沙皇的统治。
　　然而，我们的“准备派”和人民的和平开导者的希望并不局限于此。他们想在个人充分自由的基础上组织自己的家庭生活，用以对抗作为我们俄国整个奴役制基础的丑恶的宗法制度。这就是说，他们想彻底铲除我国社会的主要祸害，从而直接促进人民理想的改变，并在人民中间传播关于正义、自由和解放手段的实际概念。
　　所有这些设想都是美好的，非常宏伟和高尚的，不过未必能够实现。如果能在某个地方得到成功的话，那也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是根本不足以准备、发动并解放我国人民的一粟。这将需要很多物力和很多人力，而成效将是微不足道的。
　　那些为自己描绘出这种蓝图并真心打算去实施的人，无疑是在闭着眼睛行事，看不见我们俄国混乱不堪的真实情况。可以预先向他们指出，只要一开始执行，各种可怕的、严重的、令人失望的事情就会落到他们身上。因为除了少数的、极个别的侥幸机会外，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不会继续前进，而且也没有力量前进。
　　如果看不到自己面前还有任何别的出路，那就请他们试一试吧，但同时也应该让他们知道，为了解放、拯救我们不幸的受苦受难的人民，这样做是不够的，很不够的。
　　另一条道路是战斗的道路，暴动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而且只期望由此得救。
　　我国人民显然需要帮助。他们处在如此绝望的境地，以致发动某一个村庄都没有什么价值。虽然任何暴动，不管多么不成功，都是有益的，然而局部性的暴动是不够的。应当立即把一切村庄都发动起来。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领导的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向我们证明这是可能的。这些运动向我们证明，在我国人民的意识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理想，他们竭力想实现这一理想。从这些运动的失败中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这种理想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它们阻碍了并仍在阻碍着运动的成功。
　　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些缺点，并且表示相信，我国革命青年的直接职责是反对这些缺点，尽一切努力铲除人民意识中的这些缺点。而为了证明这种斗争是可能的，我们应该指出它在人民本身中间早已开始了。
　　现在几乎每个村庄和每个家庭都在进行反对宗法制度的战争。公社、村社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人民所憎恨的国家政权和官吏专横的工具，因此，反对国家政权和官吏专横的暴动，同时也就成了反对公社和村社专制的暴动。
　　剩下的还有对沙皇的崇拜。我们认为，在最近十年或十二年间，由于好心肠的亚历山大皇帝的英明的爱民政策，这种崇拜已在人民的思想中大大缩小了和削弱了。地主和农奴主贵族已经不复存在，于是亚历山大皇帝便成了把人民仇恨的全部雷电主要集中在自己身上的避雷针。贵族或商人，地主和大富农仍然存在，然而主要的则是沙皇的官吏、天使或大天使仍然存在。但是，官吏是在执行沙皇的意志。尽管我们的农夫为历史所形成的极不合理的对沙皇的信仰所蒙蔽，但他们自己终于开始明白这一点。怎么能不明白呢！在十年期间里，他们从俄国的各个角落派遗了自己的向沙皇请愿的代表，但大家从沙皇自己的口中听到的只有一个答复：“不能给你们别的自由！”不，随你的便吧，俄国农夫愚昧无知，但并不是傻瓜。他们只有变成十足的傻瓜，才会在发生了这么多触目惊心的事实和亲身经历了这么多尝试以后还不开始明白：对他们说来，没有比沙皇更凶狠的敌人了。要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和人民日常生活中充满的一切悲惨痛楚的事实向人民说明，使他们认识，并向他们指出，官吏、地主、教士和富农的暴虐、抢劫、掠夺这些使他们无法生活的暴行，都直接来自沙皇政权，依靠沙皇政权，并且只是由于这个政权才成为可能。一句话，要向他们证明，他们极端憎恨的国家就是沙皇本人，千真万确，不是别的，就是沙皇。这就是革命宣传直接的和现时主要的责任。
　　但这还不够。至今使俄国的全民起义受到阻滞和尚无可能的主要问题，就是公社的闭塞状态和农民地方村社的孤立和分散。无论如何要打破这种闭塞状态，要在这些独立村社之间进行活跃的革命思想、意志和事业的交流。应当把所有的村、乡、可能还有省的优秀农民，把俄国农民界中的先进人物、天生的革命者相互联系起来。在可能这样做的地方，还应当在工厂工人和农民之间建立这种活跃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个人的联系。当然，还要特别谨慎小心，以便每个村、每个乡和每个省的优秀或先进的农民能够了解其他一切村、乡和省的优秀或先进的农民。
　　应当首先使农民中的这些先进人物，并通过他们，如果不能使全体人民的话，那末至少也要使相当大的和最精干的一部分人民相信，对于全体人民来说，对于整个俄国的以及俄国以外的一切村、乡和省来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灾难，因而也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事业。要使他们相信，在人民中间蕴藏着不可摧毁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东西和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至于说这种力量至今还没有把人民解放出来，那是因为只有当这种力量聚集起来，各地同时一起行动的时候，它才是强大的，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力量还没有聚集起来。为了把这种力量聚集起来，必须按照一个统一的计划，以全民解放为共同目的，把各个村、乡和省联系起来，组织起来。为了在我国人民中间形成真正的统一情感和统一思想，必须创办铅印的、石印的、手抄的甚至口头宣读的人民报纸。这种报纸要把在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爆发的一切局部性人民暴动、农民暴动和工广暴动，以及西欧无产阶级进行的重大革命运动，立即告知全国各地，告知俄国的各个角落、各省、各乡和各村；要使我们的农民和工厂工人不觉得自己是孤立的，而且知道，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极广大的人数众多的受着同样的压迫、为了同样的目的、有着同样的争取解放的激情和意志、正在准备总暴动的普通工人群众世界。
　　这就是任务，而且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革命宣传的唯一工作。至于说我国青年应当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则不便在出版物中说明。
　　只想说一点：俄国人民只有当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苦难中、事业中和殊死的暴动中结识我国有教养的青年时，才会承认他们是自己的青年。我国青年从今以后应当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在一切大规模的和最小规模的人民骚动和暴动中不要作一个见证人，而要作一个积极的、先进的、不怕牺牲的参加者。他们应当按照深思熟虑的、预定的计划行动，在这方面使自己的一切行动服从最严格的纪律，以便造成万众一心的局面。没有这一点，胜利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教育自己并教育人民不仅要进行拼命的抵抗，而且要进行勇敢的进攻。
　　最后，我们还要补充一点。我们称之为我们的智慧的无产阶级的那个阶级，在我们这里已经处于社会革命状态，即处于简直是绝望的痛苦不堪的状态的那个阶级，如果不愿意可耻地无谓地死去的话，现在应该充满自觉的社会革命事业激情。现在这个阶级负有成为人民革命的准备者即组织者的使命。他们没有别的出路。诚然，他们由于自己受到的教育，也许想在已经过份拥挤的、十分不好客的人民的掠夺者、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行列中取得某种多少好一点的位置。但是，首先，这种位置已经越来越少，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得到，多数人则只有带着背叛的可耻名声，在贫困中，在卑鄙龌龊的生活中死去。而我们所呼吁的只是那些不打算也不可能背叛的人。
　　他们既然同俄国人民的剥削者、残害者和敌人的世界永远断绝了一切联系，就应当把自己看成是完全属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宝贵资本，看成是必须完全用于人民的宣传工作、用于逐步发动和组织全民暴动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