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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

——复同志的一封信
巴金

(1927年6月11日)


说明〕本文最初发表于《民钟》第2卷第6、7期合刊,1927年7月15日,署名:芾甘。


太一同志:

  你在《民钟》一卷第十六期上致我的信,今日才读到,这两天正想写一点关于恐怖主义的文章,现在趁此机会就将我的意见写下来。是否有误,还望你指教。

  我在本刊十五期发表的杂感,写得太不清楚,意思也不大明了,因此使你觉得我对于你的主张“稍有误会”的地方,这是我自己的不好。

  对于暗杀,我的意见与你的还是不同。我并不反对暗杀,然而我也不像某一些人把暗杀视为唯一的方法。而且实在说来,我之所以赞成暗杀,并非因为它是实现无政府主义,或宣传无政府主义之一个方法。克鲁泡特金所谓“一枚爆裂弹,胜过十万卷书”这句话也不是绝对的,而且也不是指单纯的暗杀。

  我并且不承认暗杀本身与无政府主义有直接关系的。因此我不赞同你所说“无政府党人以杀害有特权者为义务”的话。无政府主义者所反对的是制度而不在个人,制度不消灭,杀了个人,也无用的。你的意思是“在宣传时候往往被有特权者压迫或阻碍我们的进行,我们想完成我们的革命,非把有特权者杀掉不可。”但你要知道假若我们有力量足以起革命,那么我们可以把特权者推翻,用不着暗杀了;若我们没有力量,则纵使杀了一二人,流血数步,事实上新压制者又将起来,而民众仍在下面受苦,我们的进行仍不会有好的现象。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第二被刺杀后,继之而起的亚历山大第三对于革命党的压迫更是猛烈,这便是一个例子。并且当一个革命党,以党的全力注意到暗杀这方面,有时杀一个暴君或显官费了许多精力,失败了许多次然后才得成功,在这种时期中,因为周围形势的危急,这个党必定会把其他的事都荒废掉而且无余力预备以后的事,纵使暗杀成功,革命党亦会到束手无策的地步,没有人再能注意到这暗杀后的计划了。亚历山大第二被刺后的俄国革命党人的举动正是如此,以致新的专制者安然地起来继续与革命党开战。难道俄国革命党当时竟连这个也不明白么?事实上集权的暗杀只能有那样的结果。

  你说“社会革命不能即时实现,……他方面也由于有特权者把坏制度维持下去,来和我们革命者对敌。”你把“个人”看得太重要了。社会革命之不能即时实现,并非由于某几个人之私意所能决定,这是受物质条件之限制的。民众之不觉醒,民众组织力量之不足,这使得现社会延长下去,有特权者的几个人算得什么一回事?一旦暴动一起,军队叛变,在民众的势力下,那时我们会知道有特权者是怎样的无力了,杀也可以,囚也可以,还用得着像从前那样牺牲多数人的生命和精力为孤注一掷之奋斗么?

  若说宣传,暗杀有时反能妨碍宣传。如梭谷逊之刺杀美国大总统麦坚尼,布斯之刺杀林肯,结果对于主义之宣传并无丝毫之利益,反引起一般人对于主义之厌恶。柏克曼之刺杀福利克,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莫斯特异常反对;拉瓦曼之举动(法国无政府党,有炸弹大王之称),格拉佛极端攻击。我虽然同情于柏克曼等,但我也不能说他们的举动与主义之宣传有多大好处。再说一句,就是暗杀是个人行动,其本身与无政府主义无关。

  许多时候以来,人们便把无政府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Terrorist)当作同意义的名词,这种错误的认识对于主义的运动很有妨害。柏克曼自己曾经刺杀过资本家福利克,然而他在从前致中国某同志的信上说:“欧洲大多数有知识的人都不会把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混为一谈了。恐怖主义者在其他的各种政党里都有,这是某种政治的、经济的与乎社会的情形之结果,但与共和党、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学说无关的。”中国人之易把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混为一谈,一方面固由于我们宣传之不得力,但一方面,这也是“地底下的”国家里应有的现象。秘密运动的团体,四围都有敌人,时时都在危险之中,这种变态的生活会使得这团体的分子趋向于恐怖主义,所以这恐怖主义者在“地底下的”俄国特别发达。现在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中,也有不少自称恐怖主义者的人。

  恐怖主义是什么?这并不是很难解释的。日本有人译为天诛主义,这有两种解释:(一)有“替天行道”的意思;(二)指刺杀亚历山大第二的事。但这只能适用于当时俄国的革命党人。照恐怖主义本身来说,这恐怖是指报复政府白色恐怖的赤色恐怖(革命党的恐怖,与现在所谓赤色恐怖不同),那么,恐怖主义就是报复主义,亦即所谓“一命报一命”的主义是也。著名俄国虚无党人司特普尼克在刺杀了麦孙采夫将军后(一八七八),曾刊行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就是《一命报一命》(A life for a life),马沙里克说:“这题目就是恐怖主义者革命的伦理学说。”司特普尼克的意思,现在政府的军警如何厉害地用武力来压迫一切有自由思想的人们,并且杀害他们,那么对于那一群匪徒谁都有权利来以武力保护自己了。他这“一命报一命”的主张,即是有特权者杀了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把那杀人者杀掉;这全是防卫的报复的性质。一八八〇年民意社党加可屋斯基因暗杀运动被捕,在法庭受审的时候,曾宣言:“我们采用这手段(指恐怖主义),是为着保护我们团员的缘故,并非想以此实现我们的目的。”一九〇二年,巴尔马雪夫因暗杀内务大臣西波雅金被处死刑,在受审时,他说他的唯一的助手便是政府。他宣言:“反抗武力的唯一利器便是武力。”一九〇六年,沙恭诺夫刺杀了蒲烈夫后,在监狱中写给他的父母的信说:“我杀了人,手上染满了血。然而这是由可怖的斗争与受苦所致,这是由于见着生活之可悲的实际情形所致。……”这便是恐怖主义的“一命报一命”学说的实行。阿尔金在《俄国革命之灵魂》里解说得很好:“他们是受着内心的驱使的。这样暗杀工作是由于道德情感的兴奋,使他们不忍人民的痛苦和治人者的卑劣行为而不立刻起来报复。”在这里,没有义务的观念,理智没有活动的余地,感情完全占着上风,报复的行动都是如此的。再举事实来证明:麦孙采夫之被司特普尼克刺杀,是因为他劝“沙皇”对于一九三人事件施以加倍的刑罚,彼得堡警察总监因虐犯人布哥路博夫,便被沙苏丽奇枪击,汤播弗省总督残害农民,即被玛利亚司披多诺瓦刺杀,哈尔可夫总督克鲁巴金因同情狱吏虐待犯人,也被人暗杀。这样的事很不少,现在也不能多举。这许多次的暗杀都含有报复和自卫的性质。这“报复”和“自卫”便是俄国恐怖主义的两要点。只要在有政治的自由之国家内,在他们看来,恐怖主义的实行便是不必需的了。所以一八八一年英国总统加非尔德被刺杀后,俄国民意社执行委员会于十月二十三日发表宣言,攻击暗杀者,说“在人民能自由发表他们思想,他们的意见不仅造成法律,而且会使司法的人施诸实行时,在这样的国家内,政治的暗杀无异表示一种专制的趋势,这与我们要在俄国内所破坏的专制正相同……”

  这可见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二而非一了。无政府主义者中也许有恐怖主义者,但这两种主义的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关联。有许多同志要用暗杀手段来实现无政府主义,或以为无政府主义的实际运动只是暗杀,这在我看来是不合无政府主义的原理,对于无政府主义,对于民众并无好处。要实现无政府主义除了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外,并无其他的路可走。

  那么,我便反对恐怖主义,反对暗杀么?不,不然。就恐怖主义的本身来说,它也有它的价值,我非但不否认,而且多少还赞同。

  恐怖主义的要点在“自卫”与“报复”,“自卫”是做戒以后政府的行动,“报复”是报过去的仇。这在“地底下的”组织里是需要的,但在公开活动的公开组织,这便不必需了。所以被动的自卫与狭义的复仇已不适用,在西欧国家内的暗杀事件,这恐怖主义的范围已扩大,而且不纯粹是被动的了。一九〇一年美国大总统麦坚尼被梭谷逊刺杀后,美国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把一八四八年海岑写的一篇论文《以死报死》揭载出来。这“以死报死”使得司特普尼克“一命报一命”的学说更广大了一点。这意思是我把你杀了,我自己也把我的生命来报偿,即“我杀你,人杀我。”与“你杀人,我杀你”的“一命报一命”已不同了。这离开了“自卫”与“报复”,所以没有以前的那样简单;其实行也不是仅由几个单纯的理由所能决定,这不一定经过理智的判断,大都是由连续的感情冲动而起。在这样的事件中掷炸弹放手枪的人都有他不得不“放”,不得不“掷”的苦衷在,我们的毁誉都生不出效果的。因此,对于那些鼓吹恐怖主义,叫人去实行暗杀的同志我觉得他们对于恐怖主义本身还不能明了,与反对无政府主义诬无政府党是专门掷炸弹者的人一样。

  “你为什么要杀人?”从前俄国的恐怖主义者的答复是:“为了自卫和报复。”但若以此问西欧及他处的恐怖主义者,他们的答复便不如是简单了。他们的暗杀行动已不含有“自卫”的性质。他们的答语一定会是:“我看不惯这样的社会,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现在的生活,故不得不走向恐怖主义的境地。”日本古田大次郎的态度便是如此。古田大次郎因实行恐怖主义在断头台上殉了道。他自己答复“我为什么要杀人”的问题道:“为的爱”。

  为了爱而杀人,这是多末奇怪的事呵!我且引用路卜洵的名著《灰色马》里佛尼埃的话来解释:“我知道世界不能用刀枪来救——但须用爱……我心里感得我没有力量为爱之故而活着,我明白我能够而且也应该为爱之故而死。”佛尼埃的话,“须用爱来统治世界”,这是不错,但在这世界上爱已渐渐被铲除了,人造的各种制度使得人们彼此相恨,使得少数人压制多数人,使得多数平民生于忧患,死于痛苦。我们既不能活着使得人们彼此相爱,使受苦的多数人过幸乐的生活,那么,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破坏那制度或维持着制度的人,使得“憎”早点消灭,“爱”早日降临。因为我不能生活在这没有爱来统治的世界上,我没有力量来实现爱,那么我只能为爱之故而死。所以为了爱而杀人,而自己被杀。以我的一命报被杀者的一命,被杀者会感到种种痛苦,然而同样的我以自己的痛苦来报偿。像《灰色马》中佛尼埃在死囚牢里所写的“我的血使我痛苦”,古田大次郎的《狱中记》也是一部血和泪的结晶。

  古田是一个纯真多感的青年,他有那爱他的父亲,他有那爱他的妹妹,他有那爱他的朋友,他对于他们的爱情也是极其深刻。甚至于一只猫一只狗,他也时常想念。这真是一个无所不爱的人!对于他的父亲,七月二日(临刑前一百余日)的日记上他写着:“父亲的信来了。……文中有‘父和同胞会永远把你抱在胸中的’的话,我读的时候,不觉落泪了。”对于他的妹妹呢,七月二十日午后六点钟他在日记上写着:“妹妹们!睡了罢。”只这两段短短的话便是表示出他们的爱情,是血,是泪,我真不忍重读了。对于他的朋友们呢,在他的许多好友中我只举出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在大阪殉道的中滨铁来。中滨铁也因同样的事件在绞首台上牺牲了生命。古田先中滨铁六月死。中滨铁的吊古田的那首长诗在他的个人创作集《黑面包》上发表。我且举出很短的两段,便可表示出他们俩的友情。

“我的眼头燃着灼灼的光辉,
我的心里却结了很厚的冰层;
露么,一滴都没有了。
同志哟!
在这心已干枯了的时候,
难道我的眼也同枯了么?”

“京城之夜——三月,
从北面山袭来的,
烈风一般,严酷的余寒,
尚不能冻灭我们的强烈的火焰;
两人的握手呵,在黑暗中烧燃。
噫,生离么?还是死别!”

  这友情不真是到了“你的‘是’便是我的‘是’,我的‘否’也就是你的‘否’(见中滨铁诗)”的程度么?然而这一切——父亲的爱、妹妹的爱、朋友的爱,他都牺牲了,“为了真实的缘故只得不顾亲之泪与肉身之血,而做下去了。……父哟,请给有理解的爱与你的儿子!”这真是血泪中迸出来的呼声了。

  他的最后是这样的:“他带着一只狗(名‘太郎’)和一只猫(名‘克鲁’,纪念克鲁泡特金的意思)的照片,以及他的妹妹寄他的一片枯叶上了绞首台。那狗、猫都是他生前所爱的。于此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在绞首台上他仍怀着慈爱的心呢。”这样的死比耶稣之被钉十字架、苏格拉底之仰毒药,还要光荣得多。这才真正是为爱之故而死呢!

  他的父亲说:“厚于人情,连猫犬也爱的纯美的心,这时如何了?”这应该去问现社会和同时代生存着的人们。极端的爱而不得不用恐怖主义表现出来,自己无所不爱,而不得不抛弃所爱的一切,杀身成仁,来为将来的人谋普遍的爱的生活。这种人固是有伟大人心之至人,而使得他去这样做的现社会却是应该如何诅咒的了。他的手枪,他的炸弹,不是钢铁和炸药,而是自己的血和泪以及无数平民的血和泪造成的。

  同样,沙恭诺夫在一九〇六年寄他的父母的信中便明白写出:“我做了世界上所有事件中的最可怕的一件了。我杀了两个人,把我的双手染满了腥血。而这由于可怖的争斗与人民的受苦,这由于见着那可悲的生活实际,我才来拿起实力。然而就是这样,我们也不是先下手的人。……请试试了解我并宽恕我罢。让人民批评我及我们的同志(那些被死刑的以及现在活着的),像我的辩护士批评我一样。他说:“这个人所掷的炸弹并不是装满了炸药的东西,而是满载着全体平民的眼泪和痛苦的炸弹。向他们的治人者掷炸弹,平民希望这至少可以消散他们胸中的可怕的‘梦魔’……”

  这满载着眼泪和痛苦的炸弹谁能抵抗?谁又能说掷这炸弹的人是暴徒?这样的人,他自己甘愿受尽无穷的苦痛,牺牲他个人的幸乐的生活来为将来的人建立爱的世界,虽然他的炸弹未必就能有益于爱的世界的建立,然而这种崇高的人格,血和泪结晶的心情,谁也不能不承认是人间最优美的。这样的人谁也不能不承认是世间最优美的人,而他们竟不能把他们的精力应用在建设事业上,在青年时代(大都二十岁左右)便在断头台上送掉了性命。这种社会还不应该改造么?

  这样,近代的恐怖主义已较从前的范围大了许多。除了“自卫”与“报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破坏”。这“破坏”的出发点便是一个“爱”字,——爱而不能得适当表现的爱,因为不能为人们建设爱的世界,故只得来破坏这恨的世界的一丝一毫。这虽然较广大了,但仍是现社会中的种种罪恶造成的。这与无政府主义本身没有什么关系。

  这恐怖主义既是现社会的罪恶造成的,则只要现社会——多数人受苦少数人享乐的社会存在一日,它便不能避免。我们鼓吹也好,反对也好,这毫不会有影响的。

  我个人对于恐怖主义相当赞成,并且对于“恐怖主义者”也极佩服。但我却反对鼓吹和宣传恐怖主义的举动,而且我也反对把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连在一起,说恐怖主义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方法。无政府主义的实现只有靠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暗杀的行动对于无政府主义没有多大好处。因此,对于恐怖主义者我希望他们把精力用在革命的工作上,大家都来一致的干那有组织的群众运动,这才是确切的必胜的工作。

  至于暴动一层,我赞成,但这与恐怖主义无关。

  因为前次的杂感写得不明了,不曾把我的主张详细写出,故趁此机会写了这许多话,这已不仅是答复你个人的了。倘你不嫌讨厌,肯指教我,这是我无任欢迎的。

芾甘 一九二七,六,十一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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