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01年5月第4期
2.1901年7月第6期
3.1901年9月第8期
4.1901年10月第9期
5“为捍卫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而斗争”（1901年10月第9期副刊）
奥列霍沃－祖耶沃（尼科尔斯克镇）。在叙述萨维·摩洛索夫的病院情况以前，我认为有必要先谈几句话来说明一下当地的情况。我们奥列霍沃－祖耶沃的工人，很愿意通过工人的报纸《火星报》，把我们这里有时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情况，介绍给我们本地的工人、其他城市的工人以及别种行业的工人们知道。用不着说，任何一个有觉悟的工人，都非常关心工人的问题，也有很多人虽然自己不是工人，但是对这些问题也十分关怀，同情工人阶级的运动……尽管臭名昭彰的神甫同资本家以及俄国政府的官吏狼狈为奸，用他们的各种狡猾的诡辩使我们处在愚昧无知的境地，但是工人们还是看到自己的可怜的奴隶地位。尼科尔斯克镇上有两个厂主，一个叫维库尔，另一个叫萨维·摩洛索夫。在他们那里工作的，大约有二万五千人，而奥列霍沃的居民，总共才四万人，他们散居在九平方俄里的面积上。人口数量虽然这么密集，但是工人运动却非常静寂和消沉。这种消沉现象主要是由于精神饥饿而引起的。同首都或其他大城市不一样，我们这里买不到书籍，而大城市的工人也绝足不上我们这里来。因此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各地的情况。我们又无法自己去了解，一方面既缺乏勇气，另一方面又缺少这方面的知识。我们的处境和我们的物质情况大抵就是这样。我们丝毫没有加以夸大，这完全符合事实。我们这里有两所医院，一所是维库尔的，另一所是萨维·摩洛索夫的。我打算尽力谈谈萨维·摩洛索夫给工人办的医院。这所医院坐落在一所铸铁厂（专门替上述两家工厂包工）和工人住宅（宿舍）的附近，对工人住宅说来，这是个凶恶的去处，而对病人说来，尤其险恶。摩洛索夫以相当的代价，把医院交给一位“名医”——巴席莱维契大夫。巴席莱维契大夫对待病人，活像个屠夫。他决不白白替人治病，他能巧妙地扒掉病得奄奄一息的工人的身上的皮。茶和糖，病人是享受不到的，只给他们白开水喝，就连白开水，也仅仅供应到傍晚六点钟。给他们吃的东西，非常简陋，份量很少。晚饭，给他们吃些酸汤，或者诸如此类的其他薄粥。病人都饿坏了。只有有朋友送吃食的人，才能不空着肚子。由于病人都吃不饱饭，巴席莱维契大夫从不禁止别人把东西送到医院里来。因而病人家属就带来了酸菜、青鱼、面包、葛瓦斯[1]，总之，样样都有。一锅食物一次能够供几个（四、五个）病人吃。病人的内衣脏极了，经常可以在床单和枕套上发现令人十分怀疑的斑渍。有一个工人谈起他访问这所医院时说：有一次，我上医院去看病人。我走到我的朋友跟前，发现他旁边还躺着一个病人。这是一个青年人，他身上穿着一件肮脏的长衬衣，一条龌龊的短裤衩和两只颜色不同的袜子（一只是白色的，另一只是红色的）。这个病人是腿上有病。我讲话的时候，这个青年的眼睛老是贪婪而又狠狠地盯着我，最后他终于说道：行行好事，给我一块面包吃吃吧，我快要饿死了，没有人来看我。医院里的治疗也是惹人气愤的，他们光用清水和一些廉价的药面。巴席莱维契本人很少替病人看病。他雇了两个大夫，自己只是监督发药。
这里还有一个产科。这个产科对待产妇的冷漠无情的态度，特别受人注目，它只在产前两天才接受孕妇，理由是她们来早了，要多付饭食费。那年十月发生了一件十分气人的事：助产士回绝了一个产妇，把她打发走了，产妇离开医院没多远，就在半路上生产了。
同志们，像你们所看见的，我们在萨维·摩洛索夫医院里的地位，是很不愉快的。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精力都变成了摩洛索夫之流的百万富翁的钱财。摩洛索夫越过越有钱，而我们为了糊口，不得不苟延残喘地生活下去。可是，我们要是落到残废院里，又将怎样呢？在下一封信里，我们还会看到我们可以料想得到的事。
1901年5月，第4期《火星报》
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方面报导了许多关于一些小工厂闹风潮的情况。这些风潮表明，危机所引起的严重的贫困，以及各地社会民主党人所领导的鼓动工作并不是无影无踪地就这么过去的。
过了复活节，舒勃柯夫纺织厂借口调皮捣蛋，开除了十二个工人。这十二个工人要求厂方按照例规发给两个星期的工资，而且一定要达到目的。照例，驻厂检查员不但不支持工人们的合法要求，还企图利用叱责和谩骂来吓唬他们。工人们的坚持精神，迫使这个“法律的守卫者”履行自己的义务，工人威胁地要控告他。
德米特里·布林工厂的工人们，粉碎了厂主剥夺他们休假过5月8日圣约翰节日的阴谋。这家工厂过去逢到这一天，一直是放假的。同时，那儿的女工也想提高工资，但是没有成功。
6月4日那天，А·И·迦莱林工厂的全体工人都跑去找驻厂检查员，要求他撤换工人讨厌的记工员。这个要求提得相当强硬，以致驻厂检查员只好劝告他的上级接受这个要求，而且终于实行了。
卡拉施尼柯夫铸铁厂（有二百个工人）实行减薪，把工人的工资减低了一半。5月1日那天，铸工和厂方之间的紧张局面尖锐到了极点。七十个铸工拿了月薪以后，申明他们不愿意按厂方提出的条件续签雇用合同，要求按照旧条件签约。旧条件是半年一期（现在是一月一期），而且工资按冬季的标准计算。厂方拒绝了工人的要求，扬言要雇佣别的城市的工人来替换他们。铸工们都齐心一致地不肯按原来的条件续签雇用合同，跑去找驻厂检查员，要求他从中调解。被检查员借口老板有权变更雇用制度和工资制度，拒绝工人的请求，毫不干预这件事。厂方开始在舒雅和莫斯科两地招募工人。莫斯科方面应募的工人有十个。雇佣他们的时候，瞒着他们，不让他们知道：雇用他们，是要叫他们去代替罢工的工人。厂方答应他们可以得到优厚的工资，每月可以拿到75－80个卢布，甚至还要多些。可是，莫斯科人一到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便看出招募他们来，是干什么的。他们向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人说明，他们是被骗来的，要是事先知道这儿闹风潮，他们决不会来。“打这时候起，伊万诺沃人和莫斯科人彼此彻底团结起来。而且，莫斯科人马上就去找驻厂检查员，责怪厂方不该把他们骗来。这时候，厂老板害怕事情弄糟，便把一个不好对付的铸工先送回莫斯科去了。”在舒雅雇好的铸工，听到这儿闹工潮，便不肯来了。于是，卡拉施尼柯夫工厂便把一部分紧急订单，交给舒雅的一家匿名的工厂去做。这家工厂的老板和卡拉施尼柯夫工厂的老板是亲戚。卡拉施尼柯夫工厂的工人去找社会民主党的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党委会，要求他们去影响舒雅方面的工人。党委会向这家匿名工厂的工人散发了传单。传单煽起了罢工，工人要求厂方不接受卡拉施尼柯夫工厂的订单。厂方答应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号召工人不要中断工作，同时等待老板回来。老板回来以后，做工的工人得到伏特加酒的“犒赏”，而那些在老板回来以前没有做工的工人遭到了罚款。卡拉施尼柯夫工厂的工潮，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最后还是厂方作了某些让步才结束的——把工资提高到冬季的标准。莫斯科人都回去了，卡拉施尼柯夫工厂的铸工们，替他们筹集了盘缠。通讯员这么写道：“老板的奔忙，结果是给自己的工人介绍了莫斯科人，因而替他们效了劳，并且告诉他们说，本地工人的经济要求比别的城市的工人低得多。”
当然，所有这些反抗的现象，不可能不引起沙皇的走卒的干预。有人写信告诉我们说：“警察最近特别敏感，监视着工人，5月1日那天，到处都是警察。”5月17日到6月18日的夜里，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上空响起了宪兵的警笛声。十九个工人在这次警笛声中被捕了。我们好容易才弄清下列几个被捕者的姓名：Г·里雅宾、H·哥洛霍夫、别洛夫、柯洛廖夫、莽里勃夫、柴洛夫、巴林诺夫、鲍格拉派夫、摩克罗耶夫、沃罗毕尧夫、索柯洛夫、迦拉文。被捕者一部分关在当地的监狱里，有的关在各个工厂的看押所里。许多人都到监狱里去审问。他们盯住三个被捕者不放。地方警察局长和宪兵队长亲自过问案件。他们的工作，做得很不高明，常常逮捕一些目不识丁的人。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我们后来弄明，在动手逮人以前，巴林诺夫曾被人叫去见警察局长。警察局长动员他给宪兵当狗腿子。巴林诺夫说，大伙都认识他，会很快把他活埋掉，因此他不肯干。警察局长答应给他两三支手枪，叫他不必害怕。然而，这点还是不能打动巴林诺夫。过了两天，宪兵队长又把巴林诺夫请去了，答应比警察局长多给五个卢布（警察局长曾经答应给他十五个卢布），要求巴林诺夫供出首脑们。巴林诺夫又拒绝了。这才把他逮捕，而且毫不含糊地怀疑巴林诺夫就是首脑。我们无从知道，巴林诺夫对他没有拿十五个卢布是否感到惋惜，然而我们确信地方警察局长和宪兵队长一定感到很遗憾，因为他们准备出十五个卢布，都没有弄清一个首脑。
大家都要求谨防迦莱林工厂的事务员柯雷契甫（皮肤黯黑、驼背，话音低沉）。过去，有一次他被捕后，把他知道的事全都说了，以致很多人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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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雅城来信，谈到巴甫洛夫纺织厂（约有三千个工人）的令人气愤的情况。这家工厂的老板和他的几个儿子，都是色鬼。其中有一个儿子，淫乱得到了发疯的地步。现在，他的精神已经不正常，染上了花柳病。鉴于这种情况，一个姑娘置身在这里，要很安全地逃避掉这些恬不知耻的俄罗斯资本主义的代表和国家政府的官吏的凌辱，是非常困难的。这里的老板雇佣着一些特别女工，专门替他们引诱年青的花姑娘。巴甫洛夫把他的厂变成了他的一座特殊的宫闱。那些职员也仿效老板和他的卑鄙无耻的儿子，胡搞一气……工厂里空着很多机床，上面都蒙着草席，原因是老板害怕闹工潮，不敢把男子汉雇到自己的厂里来，而女人又由于体力太弱，不能在这些机床上工作。任何一个男工和女工的心里，都对巴甫洛夫工厂里的情形感到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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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一个城市来的消息说，我们城里不久前搜捕过人。逮捕是在深更半夜里进行的。现在，宪兵队长那里存着很多案件。不用说，别的城市里也在捕人，因为他们发现了秘密出版的书报。而我们这里逮人的原因是，他们发现已经检阅过的书刊里有问题，哪怕一本、两本，都是这样。宪兵队长在审判中总是问道：
“你为什么要买这本书？”
“买了看的。”
“你干吗偏要买这种书，而不买别的书啊？”要不就问：“你为什么只看书，而不自己写呢？”或者问：你为什么不像他——舒雅城的宪兵队长那样过荒淫无耻的生活呢？他、宪兵队长总是和厂老板巴甫洛夫醉得像脏猪似的，然后他们就这么当众接吻，同时把他们共有的感情流露在他们的两对使人感到奇怪的眼神上。逢到这种时候，巴甫洛夫总是嘱咐某个鸨婆子（他在自己的厂里养了好几个这样的鸨婆子）去安排一个姑娘，而她把这件事做得就像烤个小鸡似的。俄国资本主义的代表和宪兵当局的代表，都干这种勾当。他们千方百计地要使群众处在愚昧无知的境地。因而，工人决不挟着书本在城里走，为的是不让警察看见撕掉它。他们一看书就问：“这是什么书？”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阅览室的附近。有一次，资本家巴甫洛夫、政府官员、宪兵队长和俄国神甫——凶手叶甫拉庇出门，动身到离舒雅很远的地方去，目的是暴饮一顿。他们真是喝醉了（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人和他们伙在一起），开始胡闹一通，险些打起架来。后来，他们全都强迫叶甫拉庇穿着肥大的僧衣跳舞。然而，喝醉的神甫叶甫拉庇很倔强，说什么也不肯跳。于是，怒气冲冲的朋友们便把这个酩酊大醉的神甫撵了出来。神甫徒步走了九俄里，回舒雅城去〔路上差点滚到河沟里），派出去的马车花了很大的劲，才在第十俄里的里程上赶上这个倔强的神甫，把他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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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列霍沃－祖耶沃方面有人写信告诉我们说：3月19月，尼科尔斯克镇又逮捕人了。洛达柯夫被捕了（几天后，又被放了出来）。织布工人伊凡诺夫、清扫工阿卡冯诺夫的一家都遭到搜查，据说索尔则夫的家也被搜查了。这一次突袭的根源，据我们后来查明，是奸细尼特金（真名：德米特里耶夫）干的。这个德米特里耶夫大约是在八个月前被维库尔—摩洛索夫工厂的新厂长斯柯攀莱夫带进去的。他在斯柯攀莱夫的指示下进行活动，从他那里领取各种费用的款项，德米特里耶夫－尼特金住在工房里的工人中间。他的特征是，现年三十三岁，身量比中等身材略高，体格结实，额角宽大，眼睛灰黑，嗓音温和，说话时额部起皱，神色抑郁。
1901年7月第6期《火星报》
博戈罗德斯克（莫斯科省）的一个工人写信告诉我们说：
当然，俄国拥有若干工人城市，像：圣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基辅、哈尔科夫等。工人在那里过着有文化的生活；社会主义思想在那里也能找到通往工人住宅去的大路、街道和胡同。那里有很多有觉悟的工人，他们正在从事自己的日益增强的事业。那里有知识分子在推动着这个运动……然而，俄国还有一些工人城市，社会主义思想直接通到那里是非常困难的，那里的文化生活被活生生地使劲捏死了。那里，工人过着没有丝毫文化娱乐的生活，他们只能用老板卖给他们的烧酒（现在由官家专卖）来消遣，或者请工人中间擅长弹琴和舞蹈的人来作乐一番。这种地方活像一个小小的死水塘，水面上满布着水草，而且水草一直伸到塘底下，淤积着粘泥，而粘泥又接住抛到死水塘里来的一切东西。格罗霍夫纺织厂（在博戈罗德斯克附近），就可以算在这个范围之内。这里几乎没有文化生活。文化生活只要一产生，就很难立足。这里缺乏知识分子（假定我要在这里用“知识分子”这个词的话，也只能指一些官吏和另外一些没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一批阿谀拍马的小人，所谓“心腹”）。有教养的工人是很鲜见的。有教养的工人在这里受到一点压迫，就离开这里了。而被监视的人也不可能到这儿来，因此这里什么书籍都没有，无论合法的书也好，违禁的书也罢。如果，大城市有个工人到这里来，打算进行宣传的话，立刻就会受到厂方的注意。厂方处理事情，比军事法庭还快：立刻查明，就把他远远地赶出工人宿舍。我们现在想在这里谈谈这些工人宿舍。我的厂主扎哈尔·莫洛叔甫拥有一个男子（独身的）劳动组合——大约有八百人，还有一个女子劳动组合，都为它们建立了宿舍。另外，他还专为有家庭的人盖的宿舍。男子劳动组合占着整整一座三层楼房。尽管房子里没有取暖和通风的装置，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善工人的情况。工人住得非常挤，就是在兵营里、医院里、监牢里也决不会这么挤……床铺有两俄尺[2]宽，当中拦着一块高高的木板，作为每个工人的界线；每张床上放着两个垫褥，或者两条鼓鼓的被服。总而言之，每一部分都得住上一百多口子。床和床之间的距离是一俄尺，床头前放一张小桌子，上面有两个抽屉，桌主把自己的衣服、糖、茶叶放在里面。所有的人都没有箱子。凳子、椅子或者长凳，简直就没有，只能坐在床上。要是工人全都聚齐了，那么每一个角落就会有四个人。那时候，讲话要不让隔壁的人听见，根本就办不到。住工人宿舍虽然算是不花钱，但是每一个卢布工资里却被扣去两个戈比，带家眷的人则被扣去三个戈比。
宿舍里的厕所的位置，放得很不是地方，都在主要的住屋附近。楼下饭堂的紧旁边，就是厕所。厂方竭力不去打扫它。由此可以想象到，这个邻居对饭堂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899年工人们要求在工人宿舍里得到比较宽敞一些的住处。厂方同意了，并且挂出一块牌子，说明每一个人应得多少立方公尺的空间（一俄丈[3]）。厂方在执行这一决定时，迅速从工人中间开除了六十个所谓“不满”分子，而且在这以后又破坏了牌子上规定的标准。
家属宿舍是由若干小房子组成的。每幢小房子里住四户或五户人家，约十三到十五个人。家属宿舍里很不卫生。厂方强迫工人自己出钱买墙壁纸裱糊。在亚历山大宿舍里，一座三层楼高的房子造成五层楼。这幢房子的第一层楼有一半以上的高度是在地平线底下，而五层楼简直是个阁楼。这一年7月，厂方着手修理这些宿舍。工作做得非常巧妙，巧得以致二层楼塌下来，压在楼底下睡觉的人的身上，同时连带把上面的人也给翻下来。我看见一个娘儿抱着吃奶的孩子好容易才从这个戏棚底下爬出来；一个男人也抱着血淋淋的脑袋从另一个地方钻出来。无法再看下去了，得赶快到厂里去。宿舍里的伙食坏透了，一个在大城市里住过的、要不就是在厂里安家的人，甚至愤慨地上厨房里去责问；往往，有人饿了，还是忍着，不肯去吃饭。可是，伙食费却相当贵……扎哈尔·莫洛叔甫在任何吃食上都要净赚二成半或三成的利润。在住房方面，莫洛叔甫从我们的每一个卢布的工资中扣二个戈比，因此每年光从男子劳动组合方面就能赚两千三百卢布，他在伙食上的利润，每人每月按一个卢布计算，一年是九千六百卢布。他一年光从男子劳动组合方面总共大的可以赚到一万两千卢布。1899年，当男子劳动组合的全体成员，对伙食表示不满，要求改善，同时不在老板开设的商店里购买物品的时候，老板便对工人们嚷道：“我要毁掉这些房屋，让你们自己找房去住。”伙食是由两个组长管理的，他们是过去被众人选出来担负这个职务的。他们现在还继续做组长，虽然工人对他们很不满意。不久前，有三个工人表示不满，出来反对组长，但是他们立刻就被解雇了。
* * *
奥列霍沃－祖耶沃的工厂工人的住宅问题。人人都知道，各大城市里的工人的住宅问题，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凡是工资高的地方，那里的住宅问题就会引起很多各种不幸的事件，引起无穷的苦难、疾病、愁闷和丑陋的生活。住宅越是宝贵，住房的每一平方俄尺的租金越高，住屋的设备也就越糟。这种情况对工人来说是非常残酷的。房主除了在每一俄寸[4]的地板面积上向工人榨取暴利以外，对工人的生活，既不给予任何方便，也不给予任何照顾。
我们镇上的人口本来就增多了，而且现在还在迅速地继续增加着。然而，镇上过去就没有过好房子，而目前也还没有。尽管每年都盖了很多新房子。但是，这些房子都盖得很匆忙，很马虎，全都是用洋钉钉起来的。十四、五间屋子只装一个洋炉子取暖，或者装一个只值三个卢布的铁炉子，烟囱从这种炉子上延伸到所有的屋子里去。这样的火炉和烟囱决不能把屋子烤暖。屋子只有在夏天才是干燥的。冬天，衣服都因为屋子潮湿而霉坏，如果湿掉的话，好几个星期都不会干，住在里面的人也经常感到头痛……屋子都用最薄的薄板子做成的活隔扇拦截着。这种板子常常是用坏的大桶和坏的大抽屉做成的，手指头可以从板缝里塞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好多地方的缝隙都很大。墙上糊壁纸的屋子很少，即便某个工人的屋子里糊着壁纸，也是他自己出钱买的和自己糊的。窗子的前面常常挂着窗帘。很多窗帘都能遮住屋子里的景况。当然，也会碰到一些比较体面的屋子。这毕竟是少见的。家家户户的主妇都没有空余时间来料理家务，因为她们在工厂里做工的钟点并不比她们的丈夫少。屋子里的隔扇，哪儿都没有做得和天花板一般齐，按照房主们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卫生。据他们说，这样，整幢房子的空气都会一样，每间屋子也能平均地分配到暖气。根据正面所述的全部情况，可以肯定地说，在大约拥有好几千居民的祖耶沃，决不可能找到一间可以容两、三个人居住、讲话又不会被别的房间里的人听见的屋子。这种情况把某种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限制得几乎不可能进行。
五、六个人决不能聚集在一间屋子里来进行有一定程序和一定规模的组织活动和宣传活动。房租逐年逐年地上涨，引起了工人的极度不满。他们经常去找厂主，交涉房贴的问题。我们这里的一个工厂的厂主发给男女工人每人一个半卢布的房贴，而另一个工厂却发两个卢布。这家厂主付两个卢布的房贴，是由于工人坚持的结果，工人们在这上面达到了目的。当然，住在工人宿舍里的人，什么房贴都拿不到。一个自己租房住的工人虽然可以得两个卢布房贴、而妻子也可以得一个半卢布，但是他还要付出很多的租金。他们两个人如果都在只付一个半卢布房贴的厂主那里工作，那根本是不够付房金的，原因是租金三个卢布的屋子是绝无仅有的，大多数都超过四个半卢布。因此，人人都想住工人宿舍，何况私人房子又离工厂太远。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住宅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厂主们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他们是怎样干预的？他们用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个问题，而工人们又是怎样看待工人宿舍的？大家都知道，很久以来，厂主们就把我们工人兄弟当作是某种半个人性的动物（直到现在，在承包基本建设的包工头那里还存在这种情况），像：粗木匠、泥瓦匠、砌桥匠、马夫，以及烧窑厂和铁路上的掘土夫，等等。因此，厂主给工人们盖的房子都很简陋、狭小，而且十分肮脏。奥列霍沃还有一些旧宿舍。这些旧宿舍和新宿舍比较起来，相形之下，显得很可怜。人住在里面很不舒服，但是厂主们还是不肯把它们拆掉，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单身工人往里面塞。这些是最坏的宿舍，它们的结构，一半是砖瓦，一半是木头。现在有许多宿舍，是按照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上的最新成就建筑起来的。当然，厂主营造这些宿舍，是有他们的打算的。人人都知道，厂主要是不盖宿舍的话，房租就会一倍两倍地往上涨，而工人还要在上工的路上浪费很多时间（现在全部住在宿舍里的工人，至少有二万人光景）。房租一涨，而房贴也将随着增加。假定不住宿舍的工人的数目少去一万二千人到一万三千人，按每人费两个卢布计算，每星期为二万五千卢布，一年将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而这些钱，厂主是非付不可的。因此，厂主盖宿舍，可以长期地用不着付房贴。如果宿舍盖好后，能使用百把年的话，那就太好了，太合算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模范宿舍里的情况。关于这些模范宿舍，可以这么说：它们对工人来说，已经相当好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它们对一个南方的或者彼得堡的工匠来说，不仅感到不舒服，而且还会起恶感）。模范宿舍里装着自来水管子，供应干净的清水；屋子和走廊的墙上都粉刷得雪白；屋子里的窗户很宽大，高达一俄丈以上；走廊和屋子里都装着暖气；任何时候都预备着充足的热水；床都是上好的木材做的，等等。这也就是说，在清洁卫生方面，仿佛一切都很好，似乎很关心满足工人的某些要求。但是，蜜桶里要是渗进一勺柏油，就糟了，何况还不止一勺。第一，屋子的面积太大（大约有三俄丈长，五俄尺宽，而且几乎有两俄丈高），它不是供一户人家住，而是供三户人家住。这三户人家是这么居住的：两户人家的床铺放在屋子的两边，第三户人家住在乡下人的高木床上。说真的，这种高木床是相当大的，人站在上面，头不会碰到天花板。高木床成了悬空的屋子。下面的两户人家，各占半间屋子。这样，宿舍就不止住千把人，而是住一万多人。这种居住条件不断地产生许多不便，引起许多不愉快的事。一间屋子里的邻居常常彼此吵架，甚至动手打架。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某人家的一个人，手不干净（偷窃），以致弄得同住的人家很不高兴。第二，厂主的狗腿子和警察的特务（有公开的和秘密的，宪兵的谍报员也住在这里）经常密切监视着宿舍里的工人，而厂里的行政管理处也竭力事先给工人定好作息时间。因此，每一个人放工回来，只好蒙头睡大觉，就连这点也有人监视。第三，他们还严禁工人三三两两地在走廊上、过道上、屋子里、厕所里聚会，并且禁止他们议论任何事情，居然连凑在一起小声说几句话都不许。他们不是借口公共安宁去挑剔工人，就是无端指责他们破坏公共秩序。第四，谁都不得高声朗读报纸和书籍，甚至不准在自己的屋里对不识字的邻居读书报。第五，禁止任何游戏；甚至同住在一个屋子里的人，譬如为了抽根香烟，也要向邻居征求类似许可的什么话。晚上禁止工人同宿舍内外的人来往和留宿。
尽管有这样的迫害和警察的监视，人们还是愿意待在这种房子里。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租的房子的情况要比这里坏得多，还要额外地多付钱。因此可以理解到，自租房子的人总是渴望着住宿舍，而且常常羡慕那些住宿舍的人……厂主们营造新的宿舍，破坏了祖耶沃地方的房主们的一切主动精神（创举）。他们中间谁都不敢盖新房，害怕厂主们再盖一、两座新宿舍。那时候，成千成千的人都将搬到宿舍里去住，他们的房子便会空闲下来。这种恐惧心理强迫他们完全放弃盖房的打算，要不，他们就得营建上面所说的那种房子。奥列霍沃－祖耶沃人
1901年9月10日第8期《火星报》
奥列霍沃－祖耶沃。有人写信告诉我们说：鉴于《火星报》最近在奥列霍沃－祖耶沃广泛传布，和我们无法从口头上警告所有的同志，我们要求报纸载文叫同志们提防下列几个人：M·阿罔诺夫（助理工匠），矮个子、麻脸、厚嘴唇、脸上有几颗痣、口齿伶俐、说话时唾沫四溅、三十五岁左右、头发淡黄，旧教的传教士，替宪兵队工作，同奥列霍沃的正教传教士尼古拉耶夫过往甚密；И·С·沙波夫，在工厂的食品店的肉食部当门房，肤色黝黑、目光凶恶、说话又低又快、中等身材；В·П·马佐林经常在工厂的厕所里夸夸其谈地罔论社会主义和各种迫害，他打听到什么，便立刻把它说出来。这人比中等身材略矮，说话带鼻音，身体孱弱。我们现在警告符拉其米尔和克略兹姆的人，德米特里·尼特金（见第6期《火星报》），现在已经在符拉其米尔当了警犬。我们这里争先恐后地阅读《火星报》，不论来多少份，全都被人阅读着。《火星报》使工人们都感到运动的强力高涨。大家都纷纷议论第3期《火星报》上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大家都想弄到这份报纸。在个别会议上，工人们希望《火星报》就这个问题再刊登几篇文章。关于圣彼得堡的工人和军警的冲突，议论得很热烈。这些冲突只是整个运动的开端。如果说，这种冲突将来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奥列霍沃的工人现在就没有做错。但是，这种冲突将是极其残酷的，不应当赤手空拳地去对抗武装部队，“木棍和刺刀是同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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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现在我们这里开始迫害所有衣着讲究、外貌聪明的工人。每一个厂主都暗中命令他们的管理人，要他们对待工人，只要从头到脚地仔细打量他们。如果有个工人衣着比较好，那就必须把他赶出工厂。因而，工人们便被迫穿起“瘪三”的衣服。他们很不愿意雇用男工，但却乐意把工厂大门对女工敞开。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女工们还在忍着，没有吭声。博戈罗德斯克方面的扎哈尔。莫洛叔甫特别喜欢雇用比较愚昧的梁赞人。
对工人的监视，日益加紧。有一家工厂的门房不久前在厂门口搜查了一个上工人宿舍里来打算搜集某些情况的工人。这个门房凭什么权利搜查这个工人呢？伊万诺沃的市长捷尔别辽夫在他自己开设的工厂里，利用加班的活计把工人折磨得疲倦不堪；这种加班活计有时候拖长到全夜。布雷林工厂在发工资的时候，千方百计地克扣工人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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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戈罗德斯克。开设在博戈罗德斯克的格罗霍夫工厂，拥有一万三千名工人，是俄罗斯的最大工厂之一，被公认是—座“设备完善”的防治厂，而在关怀工人方面也是受人赞誉的榜样。第8期《火星报》上的一篇通讯，向读者报导过博戈罗德斯克工人现实生活中的一面——住宅情况。我们现在根据该地的几个同志寄给我们的通讯，来谈谈格罗霍夫纺织厂的劳动条件。
那里的卫生情况很糟，而染布车间的卫生情况尤其糟。这个车间由于厂房盖得马虎和修膳不当，干活很不安全：天花板快要崩塌，地板没有钉牢，而且也不去整修它；地板的隙缝有寸把宽（这是故意做了当染水沟道用的）。这种沟道使窒息人的蒸气不断地从地板底下冒上来。通风设备很不够。墙上和天花板都长霉了。“到处都堆着妨碍人走路的垃圾。”——通讯员这样写道。
这一切情况并不是发生在什么偏僻的角落，而是发生在离开莫斯科几十俄里的莫斯科省。政府十分关怀莫斯科省的情况，竭力把它放在“加强保护”的地位上。正像大家所见到的那样，政府在保护而且是加强保护莫斯科省的时候，却忘掉了保护工人的生活和健康。
格罗霍夫纺织厂实行三班制，因此一个工人头天工作十二小时，第二天就工作六小时。纺纱工人在种种严厉的罚款、腐朽的陋规和捏造的情况下，每月平均挣十四到十八个卢布（由于我们的通讯员的报导，一个月以后，工人们开始骂街了）。其他工人（织布工）的工资也不超过二十八到三十个卢布。染布工一天挣四十五到五十五个戈比。
冬天（从10月1日起），纺纱工人的月薪落到了十二到十四个卢布，原因是棉花太坏（这时候，工人们常常被罚款到两个卢布）。雇佣期限将满，各种罚款也激剧增多，任何事情都逼得很紧。“迟到五分钟就得罚款二十戈比，而他们自己却把和机车早开半小时，并且迟停二十分钟。”
如果说，百万富翁扎哈尔·莫洛叔甫对他用强盗手段从工人身上榨取利润这种勾当，毫不感到害臊的话，那他对待工人，就好像对待农奴一样。“我们的老板最喜欢用鞭子打人，到现在他还没有改掉这种强盗习性。”我们害怕在这种“最喜欢”的感情下，扎哈尔·莫洛叔甫在工人殴打他以前不肯改掉他的这种“习性”。老实说，我们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到如今工人还不动手打，从前农奴就曾经用打的办法强迫他们的折磨者——地主改掉这种“最喜欢”的感情。7月18日，莫洛叔甫碰到了四个从城里回来的工人，一个工人的口袋里突出一瓶“官卖酒”。工人正要到浴室去。可是，贵族军人莫洛叔甫像头老鹰似地猛扑过去，用鞭子把其中一个工人打倒在地上，同时破口嚷道：“难道你们要老板跟着不成？你们把钱都花在城里，而不肯在我这里花”，然后他把这四个工人交给门警。总之，扎哈尔·莫洛叔甫先生的工人，都有义务把全部工资“花”在他的商店里，如果违背这个义务，就有被捕的危险。驻厂的检查机构会知道这些吗？难道它已经预料到格罗霍夫的工人有一天会捣掉莫洛叔甫的商店吗？如果这种“家长式”的秩序终究会产生家长式的后果，像许多地方发生过的那样，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过，我们还想继续谈谈莫洛叔甫先生的粗暴的打人行为。“莫洛叔甫常常在机车中间走动，靴筒子里插着鞭子，要是发现哪个纺纱工人在纱锭上落下一个线头，就凶暴地用鞭子抽打他，罚他的钱，还不准他干活。”1899年，莫洛叔甫用鞭子抽打了一个纺纱工人。这个纺纱工人很聪明，上法院去把他告了一状。案子一连转了三个法院，最后，莫洛叔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如果能使一个好工人和自己打成一片，这要比我打这些官司强得多。”莫洛叔甫所豢养的几十个“巡查员”也常常打人。显然，这类“巡查员”的暴行过去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和伯爵里包彼耶尔的庄园里所激起的混乱，还没有迫使莫斯科的懦夫们考虑到，这种“维持秩序”的办法会形成一种既伤人又害己的武器。该厂的医院“简直是在演丑剧，而不是替人治病”。可不是吗！他们用酸菜汤喂病人，居然还用发酸的东西给病人吃！
通讯员谈到工人的情况时说道：“他们并不是胆小鬼，特别是青年人，但是糟糕的是，任何人都是单独地出来提抗议，要求得到厂方有时根本不肯发给他的工资。”
“我们那里也有图书馆。当然，也想去阅读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有人跑去借书，看看书架，然后从一个什么地方抽出一本童话，但是决不能明白说出，他喜欢这本书。这里甚至连杜斯妥耶夫斯基[5]的书都没有，至于什么谢尔贡诺夫[6]和彼萨莱夫[7]等人的书，那就更不必提了。有一次，有个工人问起达尔文[8]的书，但是给他的答复，只是惊奇得张口结舌地望着他。这个图书馆出借的主要是一些竭力想把本来就已经愚昧的工人变成傻瓜的书籍。而宗教道德内容的书籍，青年们是不屑读的。他们确切地意识到这些书籍的愚人和害人的意图……在没有办成秘密图书馆以前，还不可能满足这些人的求知欲望。”
1901年10月第9期《火星报》
哪儿有这种道理？——
你们欺侮我们，
你们的这种行径，
将要受到老天爷的严厉惩治……
（一首工厂里的诗）
我们的工人兄弟在工厂里的处境，是异常艰巨的。他们必须忍受许多五花八门的压榨、勒索和威胁。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迫害，到处都是压榨和罚金，但是收入却是菲薄的，难道对我们的压迫还少吗？尽管从工厂开门那天起，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就此甘心情愿地去忍受。我们奋身起来，反对上面所述的这些暴行，而且要在这一斗争中做胜利者。资本家－厂主恶毒地压榨我们，然而政府当局的迫害，还要厉害。形形色色的、披头散鬓的神甫，千方百计地向我们灌输奴隶的服从思想，假仁假义地责备我们的酗酒和诸如此类的放荡行为。当然，我们对这一切早就习惯了，而且很懂得它们的意义。至少可以用俄罗斯的一句谚语“狗叫”去形容它们。但是，当俄罗斯的一些报刊也出来反对我们工人的时候，我们还是很难过的。“公理到底在哪儿哩？”这好像等于说，不仅资本家和政府，就是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的机关杂志，像《俄国财富》，还有，至少达东诺夫先生，都不是我们的同情者。我们虽然不能一口咬定地这么说，但是我们有根据提出疑问。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而且牢牢记住：“解放工人，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共产党宣言》）。总之，《俄国财富》曾经刊登过达东诺夫先生的一篇文章《俄国的曼彻斯特》（1900年12月）。达东诺夫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谴责我们酗酒，并且责怪我们对这类可以说十分重要的谴责置若罔闻，因此我们决不能再不加答理。当然，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几年前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去答理的，因为《俄国财富》那时也决不会接受工人的抗议，何况是做现在的这种说法。不过，那个时候也许已经过去了，而我们也在努力改好，少让别人指责我们。
我们现在还记得星期日学校的一个女教师，对学生们的答复。有一次，谈话涉及到“自由主义者”一词。女教师在解释这个名词的时候，竭力把自由主义者的个性提到相当的高度，而且从好的方面来阐述它。这里既有教育，也有人道，还有法制，更有充分的自由，以及“自由主义者”的个性所拥有的其他许多优良品质。我在别的一些学生那里听到这种阐述的时候，立刻想起一张报纸说：自由主义者在国外常常（也可能是经常？）进行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在这以后，我很久都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所有优良的品质，都和我们这些向往幸福的人格格不入。这是顺便说说的。现在我们来努力回答达东诺夫先生提出的上述责难，尽可能辩明我们的行为。
达东诺夫先生说，“我们主要的花费，是衣着和伏特加酒。每年这两项，每项都得花三十到七十个卢布”，而“工人的这种花费是从一年的工资一百到两百个卢布中间支出的”。也就是说，一个一年收入一百卢布的工人，在衣着和伏特加酒上要花去六十个卢布。这等于说，这个工人一年内平均每月只要三卢布三十三个戈比，就能吃到肉、面包、茶叶，还能租赁房子，吸烟，洗澡，剃头，并且往乡下寄钱。啊呀，啊呀，达东诺夫先生，你说话太荒唐啦！
要是一个工人每年真能花三十个卢布沽酒的话，那他就能用这些钱买五瓶伏特加酒。结果，达东诺夫先生却说，啃面包、嚼马铃薯、喝麦粥的工人，一天喝一桶酒。因此，你们就讥笑我们，呼我们“酒鬼！”这是否过分呢？！一个工人即使每个星期天花掉一个卢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年得花掉五十二个卢布，而他还得吃饭，除了星期天以外，还有例假。的确，过年过节，倒是买很多酒，在伏特加上花去一大笔钱。逢到复活节和圣诞节，工人总是多喝两杯，但是由此就得出结论说，工人是酒鬼，那就眼光未免太短浅了。应当记着，靠茶叶、面包、马铃薯活着的工人，要喝上一杯是并不那么容易的，尤其是当他们得不到机会去充分干卖力气的活的时候……
达东诺夫先生硬说，酗酒成了一种风气。他是根据禁酒会的种种指责而做出这个结论的。当然，我们工人清楚得很，禁酒会里的许多人是些什么人，而且也知道在制造新风气的情况下，即当沙皇和神甫想当酒店老板、而部长维契当酒保的时候，他们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会是些什么人；只要提醒一下伯爵托尔斯泰从莫斯科禁酒会的荣誉会员中被除名，就足够说明问题了。让那些有教养的先生们去宽恕我吧，——但是我不需要做一个断言，这些有教养的先生决不会当上这些社团的头脑的先知。《火星报》打算尽速让读者了解一个正在加紧根除酗酒的禁酒会……完全正确，达东诺夫先生，不仅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而且在彼得堡、莫斯科、南方，乃至全俄罗斯，都有“请客”的事。这是每一个有教养的工人必须与之斗争的坏事，然而我们不能同意：它是“工厂生活中的一件最可怕的坏事”，尽管别人只是因为一个新进厂的织布工人邀请十到十五个人吃饭，给他们沽上四分之一桶的酒，而可笑地认为他在用这种办法强迫他们酗酒。其实，他们不光在工作以后喝杯洒，还庆贺他的进厂。要晓得，这样的“请客”，工厂里不是每个星期都有的，一年至多碰上一回到三回。说老实话，“鬼并不像禁酒会和达东诺夫先生所画的那么可怕”。
我们要提出几个疑问：为什么我们上面的“请客”就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或者“是工厂生活中的一件最可怕的坏事”？而像文学家这类有教养的人在各种纪念会、宴会、庆祝会上喝的酒怎么也不会少于任何“请客”会上的人，试问，达东诺夫先生，为什么这就不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呢？”当大人先生们“举杯祝好”、接着“碰杯”、“回敬一杯”、然后再“为公爵干杯”，这样无休止地在各种“干杯、碰杯、敬酒”的情况下喝个不停的时候，达东诺夫先生，为什么，这就不算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呢？”这就不算是有教养的上流阶级的“生活中的一件最可怕的坏事吗？”姑且拿部长西彼金来做例子，他为了消磨这个夏天，到处参加宴会，醉得比皮鞋匠（请允许我在同志们面前用这个字眼）还厉害，这完全是真事。工人们亲眼看见他“狼狈”地从摩洛索夫家里参加过酒宴走出来，用一句工人的粗鲁的比喻，他简直是“光着屁股”走的。达东诺夫先生，难道上面说的这些丑事，就不助长“普遍的群众性的酗酒吗？”再说一遍，为什么我们的“请客”就是“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而上面说的其他宴会就不是呢？我们知道这种原因，因此我们不能对这件事默不吭声。
达东诺夫先生，分歧之点，完全在于：你们是有学问的人，尤其是形形色色的大人先生们和诸如此类的禁酒会会员们是在阔气的大饭店、俱乐部、公馆和宫殿里喝酒的，而我们这些穷人的喝酒地点，都是在后院子里和客楼里，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逢到夏天，在干瘪的小草坪上喝酒，嚼着粗淡的下酒菜。谈到酒量，我们是不能特别恭维自己的，因为我们那时面苍白而又体弱无力。你们没有看见酒鬼西彼金先生吗？他清醒的时候，看上去就活像个大铜炉子，如果喝醉了的话，那他就更美啦〔顺便提一下，我们劝他还是少喝酒的好，免得像叶伽契琳娜时代的省长凯莱尔将军那样被酒精烧死）。话要说回来，我们要是在后院子里喝酒的话，我们就不准你们说我们是酒鬼，而把别人称作禁酒会会员。你们看报的时候，也会看到：每一期上都登载着干杯、碰杯、敬酒等字样。文学家先生一辈子手里都握着高脚杯，竭力心平气和的，描写高尚的酒宴。啊，文学家先生们，世上还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吗？！这不由得使人要问：究竟禁酒会在哪儿呢？达东诺夫先生在哪儿呢？而他的眼力又表现在哪儿呢？他为什么不肯说：“教育丝毫没有提高”呢？他们究竟为什么要闭口不说话呢？很简单，他们害怕别人威胁他们，因此他对上面的酗酒只好讳莫如深。而对待工人就是另一码事了。对待他们，什么都可以说，因为工人是被人缚着的，因此干吗不跑到他们跟前去唾他们两口呢？于是五花八门的禁酒会就磨刀擦剑起来，而达东诺夫之流的人也跟着他们呐喊。关于酗酒的事，可以不谈了，但是同达东诺夫先生的公案，还没有完。这就是看到几个工人穿件毛纺的短裤的事。一个工人住在城里本来是乡下人打扮而现在买了件城里衣服穿，就真值得大惊小怪吗？难道达东诺夫先生就认为农民不需要城市服装、老百姓只配永远庄稼人打扮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就等于承认希望在农村中保留简陋的土舍。我在这种情况下不打算把嘲弄服装的罪名放在达东诺夫先生的身上，而是要着重指出两个假设中的一个好的假设。我们早就尊敬的普列汉诺夫谈到工人（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时说过，他们常常在服装方面和知识分子不同，但是有好处（可惜，我现在手头没有这本书，不能引用这位可敬的作者的话）。
总之，比起不爱惜衣服，还不如让衣服穿得漂亮些。老实说，我们这里的住宅问题提得很不妥当，不仅我们居住的城市，而且全俄罗斯都有人起来颂扬它，甚至捍卫它。在很挤的屋子里住惯的工人，使得某些有教养的工人很气愤。这些住惯拥挤房子的人，竟然认为他们住的房子比两、三个人住一间屋子还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习惯住在工人宿舍里很快活，而待在两、三个人住的屋子里，就好像待在监牢里一样。这种环境的生活经过几十年也就习惯了，根深蒂固了，而刚从乡下出来的人除了指望往乡下寄两、三个卢布以外，起初什么都不想，因此他们还准备降低这些条件。群众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就忍受不住孤独，不可能立刻把它当作刑罚看待。米尔新[10]先生在他的著名的作品《世界上被唾弃了的人》中，也描写了这种心理状态。在这个作品中，一个有教养的人忍受不住大牢房里的生活，而认为这是一种刑罚。这个人认为最好待在单人牢房里。但是，要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没有文化的人）待在那里的话，单人牢房反而成了对他的惩罚，而大牢房才能使他高兴。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任何一个有些文化的工人，都竭力想法单独一个人住。如果许多人都住工人宿舍里，大家就分居在单独的房间里，或者两户人家合住在一间屋子里，因而观察家达东诺夫先生就能够在那里的屋子里看到床铺。
达东诺夫先生的眼力，的确令人惊奇。他决不是克雷洛夫[11]寓言中看不见大象的主人公，绝不！达东诺夫先生一到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去拜访工厂，就立刻注意到一块凹地，什么样的凹地呢！——所有的工厂都在那里，你们瞧，达东诺夫先生就有这样的眼力……他把身子转了一圈，发现了很多东西，因而隔了没有一会工夫，他就回头往像风车翼子般的凹地走去，上上下下地走动。这里有厂主、行政当局、全市的市面，等等。但是，我们不想谈这些发现，只是来谈我们工人的事。就这样，他回身没多久，就立刻发现了“达到某种程度的风气的酗酒”，又一回身，就看到工人的睡觉情况，挤得好像阿斯特拉罕的罐头鱼似的，一个人的头竭力往另一个人的脚底下钻。过了一会，他又回身看见工人（全体）都没有丝毫读书的愿望和任何求知的希求。再一回身，他又看到：几个工人“合饮一瓶白酒”。再回身又发现：“警察局的警察破获了某一件案子”，留下了一件撕破的长襟衫。一回身，他又发现一座萧条的剧院、轮圈舞和游荡的观众，以及哪儿都没有一本书。接着，他又回头看到离《俄国财富》很远的铁路。虽然，达东诺夫先生的眼力很尖锐，然而单凭他一个人是发现不完的，而且也不可能把《俄国财富》的篇幅都登完。我们认为，他反映的情况不完全，要知道全部情况中还缺少我们有理由等待观察家达东诺夫先生说的几句话。真的，他会说：“毫无疑问，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都是懒虫”。同时，在我们回过头去指控以前，说不定，达东诺夫先生还会补充一句说，我们“对于知识，根本就漠不关心”。
达东诺夫先生得到了席斯契林先生对他的文章的答复。席斯契林先生向观察家达东诺夫先生指出，他举的数字是错误的，这也就是说，他本来想“捉个猪崽子，但却牵了条大犍牛”。然而，我们却要说，他是常常犯错误的，即便在相反的情况下。譬如，他在谈到读者的人数时说：“读者，年龄在20－30岁的，占23%。”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打哪儿弄来的，不过这点对我们不怎么重要。显然这是从禁酒会的总结报告中摘来的，而禁酒会的总结报告恰好反映了达东诺夫先生所描写的那个时期。下面是按年龄分类的读者表。读者表：
年龄15岁以下的……………………159人
年龄15－20岁的……………………818人
年龄20－25岁的……………………240人 16.41％
年龄25－30岁的……………………160人 10.91％
年龄30－40岁的……………………54人
年龄40－50岁的……………………27人
年龄50岁以上的……………………8人
原来，年龄20－30岁的读者，不是23%，而是27%。而且有很多读者都不是工人，我们可以从下表中看到：
工厂工人……………………1155
手工业者……………………108
商人……………………27
各种行业者……………………95
无业 者 ……………………8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计1466个读者，其中商人、各种行业者、无业者只占13.8%
这个表也清楚地说明了谁是读者。但是，我们如果把读者的人数和书籍的卷数比较一下，就会明白许多人都不是经常的读者的原因了。
读者人数……………………1466人
书籍卷数……………………1496卷
14个月内借出书籍卷次……14211卷次（果戈里的著作占第一位）
老实说，结果，工人只好阅读黄色书籍，这并不是工人有这种口味，而是因为缺乏好书。如果达东诺夫先生打算责备农民吃鹅鸭而不吃面包的话，那么这种责备就和他责怪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的行为完全一样了。达东诺夫先生，您责骂工人对知识漠不关心，但是为了纠正工人这种对知识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您又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达东诺夫先生，您指责工人讥嘲地方自治机构和下级警官，但您又写过文章去说明它的优点吗？什么也没有写！要是一个工人在乡下的教堂－教区办的学校里念书，他会知道地方自治机构的优点吗？什么也不会知道！如果有人写了一本有关地方自治机构和论它的活动的通俗小册子，禁酒会和工厂的图书馆会出借这类小册子吗？不！工人们能从你所说的图书馆里借到这本小册子吗？不！工人们能从你所说的图书馆里借到深孚众望的作家所写的，知识分子能从中汲取知识的名著吗？不！工人们从图书馆里借到的书籍，能使工人们得到真正的知识吗？不！上述五个图书馆的书籍，能使多少有些教养的工人感到兴趣吗？不！你们所写的较好的丛书（公开发行的），工人们能弄到手吗？不！这样的例子是举不完的，不，不，不，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写，什么也不会知道，归根到底，反正是不，以及什么也不知道。就是再说十遍，还是毫无结果。但是，达东诺夫先生却肯定了这些。他的这种胡言乱语站得住脚吗？难道你们就没有千方百计地不让工人到领班、管理员等看书的图书馆里去吗？难道我们这里的文化和独立精神，尤其是高尚的人格，还没有危害到工人吗？难道我们的工厂图书馆不是经常被人当作暗中观察工人可否予以信任的场所吗？至于公共图书馆，我们也有理由肯定，它在这方面也决不是一头无辜的羔羊。难道，公共图书馆就没有竭力、尽可能地在向老百姓歪曲人的本性不是善良的而是卑鄙龌龊的吗？难道，柯马罗甫先生过去和现在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少吗？毫无疑问，公共图书馆里陈列了这类书。可是，公共图书馆里是否出借《俄国财富》呢？我们对这点感到怀疑。工人不大到图书馆去的主要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书不多，另外是因为缺乏他们要看的书，因而也就更不容易从本来就不多的书中挑到它们。要是这些读者常常退出图书馆，那么责任往往也应该由图书馆来负。
我们已经指出了上述总结报告的数字：读者一共是1466人，书是1496本或1074种。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要是所有的读者每人都借一本书，图书馆就只能剩下至多2%的书了。要不，图书馆就得关门。因此，希望看书的人也就迫不得已地甘心满足于各种诲淫诲盗的读物了。我们再来翻阅一下上面的总结报告：宗教－道德的书籍占20％，只有10％的读者借阅它们，文学书籍占60％，但是有66％的读者借阅它们。这种情况好像不能再进一步地去强调它的缺点在哪儿了。大家都看到，达东诺夫不肯承认那些有时上图书馆因为借不到书而等在那里的人，是读者。其次，达东诺夫先生硬说在我们这拥有两万人口的整个区域里没有一份人家屋里有一本书。这显然是弥天大谎，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工人们经常都有自己的秘密图书馆，书籍虽然少，但是所有的书都是精选的，经常都有人阅读。因此，一个真正的读者很少跑到上面所说的图书馆去，其原因，第一，怕受人注目，第二，到那里去也没有希望找到什么好书。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有教养的工人都不得不装傻子。达东诺夫先生决不会知道，其实也没有兴致去打听，符拉基米尔省全省都是和知识隔绝的，尤其是和社会主义隔绝的，听了这话，达东诺夫先生，请你不要害怕！有些人打算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经营书本生意，但是他们老是得不到许可。难道他们就不怕没有买主吗？奥列霍沃－祖耶沃倒有书店，但是那里严禁出卖一些著名的受人欢迎的书，而想买这些书的人碰到的回答总是“没有”和“卖光了”。那里的工人对于图书馆的缺书，经常怨声载道。这种怨声载道是普遍的。
在舒雅城（参看第6期《火星报》的通讯），有一个工人从图书馆里出来，没有走多远，就被一个警察喊住了，问道：“拿的是什么书？”后来，当警察弄清书的性质和出借处以后，才放那个工人回去。如果书上没有同图书馆的印戳，这个工人能这么快拿书回家吗？职权就是监视工人的警察，能够受人信赖吗？宪兵队长在他执行的审问中，责问一个工人：你为什么偏要看这样的书，而不看宗教的书。这是什么原故呢？要是书是一本什么特殊的书的话，那就更要受疑惑了，其实它是政府机关同意了的书籍目录中的书！这一切，工人们以后都知道了，因此一些胆小的人后来走到图书馆门口都打哆嗦；既想借书，又害怕。当黑暗势力反对工人的时候，达东诺夫先生，你可知道工人们所处的是什么样的地位吗？我们再来拿奥列霍沃作例子。那里的地方当局搜查到莱肯特尼柯夹[12]的全集，把它当作禁书销毁了。正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工人决不能在那里的图书馆里借到大部头的书，他们总是说：给人借走了，而管理员们几个月、几个月地把两卷集、三卷集的书放在自己的家里；并且大家常说：工人要是向工厂图书馆借大部头的书，差不多经常遭到拒绝，他们总是说：书被人借走了，其实它仍还好好地放在书架上。贴出惩戒工人在宿舍里高声读书报的告示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对工人的教育的关怀程度了。哪怕为不识字的工人朗读书报，也要受到惩罚。
达东诺夫先生，请您不要因为我离开符拉基米尔省到鲍戈洛德斯克去而动肝火。扎·莫洛叔甫工厂的工人可以看到黄色书籍，因此工人们用不着到图书馆去。图书馆里连杜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都没有，难道除了一些没有价值的出版物和神甫们的愚昧的遗产及欺骗人的书本以外，工人还能借到满足精神需要的巨著吗？满足工人精神需要的方式方法的一般特征，就是这样。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出，工人好像有阅读书本的机会，而人们也在努力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政府、厂主和各界人士都公开承认这种满足的必要性。但是，事情又好像不是这样，实际上他们在咆哮，在质问，在指责：你胆敢念书给不识字的人听？你怎么异想天开地在工人宿舍里朗读起来？把他赶到闹哄哄的屋子里去！……你干吗不看宗教的书，而看这类书？——这类书没有，被人借走了。你是谁，在哪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听到别人责备我们“对知识漠不关心”，难道我们就不憎恨说这话的人吗？达东诺夫先生说，“在所有的图书馆（五个）里，一共有八千册书，借阅这些书本的，大约三千人。”我们有根据不信任达东诺夫先生的这句话，因为据我们知道，禁酒会的一个图书馆有1466个读者，在每个图书馆具有同样数量书籍的情况下（当然不是绝对的），为什么事先就没有把其余的图书馆的读者人数定得差不多相等呢？如果达东诺夫说这些都不对，那也就只好由他的良心了。
我们心中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五个图书馆里哪一个里面都没有好书。如果说它们里面放着五花八门的荒谬书籍供人“挑选”的话，我们也就没有根据说，它们就没有人阅读。只有那些愿意愚昧自己的人，才阅读宗教－道德之类的书。而我们是打心眼里不想看它们的。最后，我来稍微谈谈一所公共图书馆。达东诺夫先生在那里发现，工人们“不肯每月从自己的15到20个卢布的工资中拿出20个戈比来付给图书馆……”请读者原谅，我不认为达东诺夫先生是克雷洛夫寓言中的看不见大象的主人公，而是个目光尖锐、很会观察事物的人。但是，我这么说，心里是非常难过的。因为，我这么说，算是干吗呢？要晓得，读者们，说实在话，他是没有看见大象呀！好啦，就算达东诺夫先生凭空想出了个玩笑！那又为什么呢？看来，看看书，也要花两个卢布，而且还要付四个卢布，作为借书的押金。他们看到工人挣到很多工资感到十分惊奇。可是，冬天，工人每月只能挣到八、九个卢布，而在看书——这是个机会——的押金上就要付四个卢布。……啊呀，达东诺夫先生，这样做，对我们合适吗？真的，我敢担保向你说，这是不合适的！把一半的工资去付借书的押金，我们买面包和白菜汤的钱就会不够，这样行吗？不，你们要是解雇我们的话，我们还是能好歹对付过去的！……老实对你们说，我们弟兄到哪儿都不要紧。有一个人，他很不满意你向我们说过的那些个图书馆。有一次，他想起上述五个图书馆中的一些大部头书，便走进其中一所公共图书馆：“请您无论如何把这部书借给我。”
“没有。”
“那末，这部呢？”“没有。”“可是，这一部呢？”“也没有。”
“好吧，那就请您把达尔文的书借给我。”“你是干什么的？”“工人。”“在哪儿干活？”“你问这干吗？”“那末，你住在哪儿呢？”等等，最后，这个工人全都说了，他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然而书还是没有借到，空手走出这个公共图书馆。大概，后来有人到工厂里去找过他了，不过，他说的不是真名实姓，而是信口捏造的。达东诺夫先生，结果竟然会这样！是不是因为有人告诉您说，本地工人不关心其他地方的工人生活呢？达东诺夫先生，原因准是如此！其实，原因简单得很，您就是花多少时间在附近绕圈子，都是白搭，都是徒劳的！我们心里明白，准是有人对您说，我们本地工人对别地方的工人的生活习惯和其他问题，都不感兴趣。“那儿大概有羊？啊呀，真的，倒把它们给忘了！”达东诺夫先生也把某件相类似的事，提到了恶狠的公堂上。你们硬说工人对知识漠不关心和不愿意看书，就应当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设立一所至少拥有25，000册藏书的图书馆，而且书籍不是按照国家机关制定的图书目录和禁酒会的更糟的图书目录来挑选，而是按照读者定的图书目录来挑选，同时使那里的人不把工人当低等人看待，也不把工人手里的莱肖特尼柯夫的作品当作禁书加以没收，——那时候就能明显看出工人们追求知识的愿望了。替西彼金等人卖力气的达东诺夫之流的先生们，请你们别忘了，前者手里握着一根上面刻着“根据第144条”等字样的棍子，随时准备迎头痛打《俄国财富》和其他刊物，而这些刊物也决不能跪在西彼金的条文面前央求赦免它们的达东诺夫之流先生们的罪名。
达东诺夫先生，请您允许我们问您一下，新闻界方面究竟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呢？有没有一份大报为我们工作呢？如果有，那么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是否买得起呢？定报的工人能否从这份报纸上汲取到大量的知识呢？不！现在我们还没有希望获得一份向工人说公正话、毫不客气地当众说出真理的报纸。像《日光报》之类的报纸，只是践踏工人，愚弄工人。《商报》也千方百计地说工人愚蠢，而收入却很丰富（这是涅撒维希姆先生从一个钳工身上得出的概略结论）。《商报》的论调是：只要皇帝陛下说一句话，地球就会立刻像西瓜似的分为两半，而瓜子也就会像各种贬低高尚道德的告示似的从中撒出来，而主编先生们将会好心地把它们拣起来。皇帝陛下扬弃掉不重要的东西，继续搜刮俄罗斯老百姓身上的脂膏。其结果，俄罗斯老百姓在高尚的道德方面就没有可能得到发展，因而他们甘愿通过不高尚的途径去得到它；另一个结果是，到处都出现秘密出版的读物，其数量无论有多少，都感到奇缺，工人们阅读它们，关心它们，而且把它们藏起来，虽然做这一切都很不方便，而且对自己说来，还常常不无危险。让达东诺夫先生给我们这些什么大部头的读物吧，我们会找到愿意阅读书籍的人，毫无疑问，这些人都对科学和知识感到兴趣。
总之，要是达东诺夫之流的先生们不来注意我们阅读什么，相反的，而是给我们带来什么读物，那就很好了。如果他们不愿意把书籍带给工人，那就让他们把书籍带给在精神食粮上比工厂工人饿十倍的农民。但是，达东诺夫之流的先生们也不愿意管这些精神上饥饿的人。我们这里过去和现在经常都有很多对我们吹毛求疵的人，而正派人，我们是很少遇到的，因而我们竭诚欢迎任何一个愿意在学问上致力的人。请原谅我，我想试问一下：在某个省城里受过相当教育而且具有文凭的知识分子，像县警察局长、检察员、神甫、地主、衙吏、地方上的官长、军官，就念过很多书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打牌、喝酒比起念书要用功得多。可是，表面上，他们好像比工人有教育，而且有的是时间去坑害工人，同时他们住得很宽敞，吃的比工人不知好到哪里。达东诺夫先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至于谈到看戏，只要戏好，演得好，票价便宜，贱价的座位也能听到和看到舞台上的唱做，戏院到处都会客满，这是人所共知的事，用不着去证实它。事实上，这种情况不是经常的。要是达东诺夫先生还没有发现工人的话，那他还有可能在戏院里遇到卷着袖口的工人，像他们在工厂里和出厂时的姿态一样。达东诺夫先生的眼力，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再往下谈。达东诺夫先生说：“还没有找到合作运动的任何征象”。达东诺夫先生没有看到任何征象，但是我们倒发现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它的商店、还有它的章程。席斯契林先生对这点作了回答，然而我们还想就这个问题谈些席斯契林先生没有讲到的话。正是这个时候，在俄国，任何一种正确的合作活动都会使人感到惊讶，要是愿意的话，还会使你感到恐怖。工人们要是在某个地方也异想天开地搞这类名堂，而且没有立刻叫人看出这是纯资产阶级的机构，那他们首先就得表现他们很安分。其实，最高权力机关总是不相信他们的安分。结果，社的章程还没有定出来，而某些个社员倒尝到了当局的厉害。当章程还在衙门里传返的时候，就有人用暴力把余下的社员送到不明的地方去了。在俄国，呈请批核的各种各样的章程，数量很多，但是得到批准的，是微乎其微的。只有省长、厂主、驻厂检查员等等是名誉会员和当然会员的合作社的章程，才能得到批准。而且要人相信，这些合作社具有考虑改善工人生活的基础，同时还强词夺理地说，仿佛地方长官就是老百姓的亲生父母……。
各大城市的工人们经常寻思着要建立工人俱乐部，但是老是得不到许可。因此，工人们不得不徒步到小客栈里去听手风琴或口琴。有教养的老爷先生们在这上面耍的聪明，很不高明。准许建立的合作社经常都处在被查封的恐惧气氛中，人们在集会上发言，必须四面瞅瞅，会不会有什么癞虾蟆或者蝮蛇跳到自己的脖子上。他们还经常为社的基金担心思、害怕政府把它充公和没收。只要一想到罢工和这种社将会帮助它的会员——罢工者，它就自然永远受省长的管辖。显然，达东诺夫先生不知道下面的屡见不鲜的情况：工人们制定了章程，刚签好名送出去，而所有签名的人都被逮捕了，政府当局把他们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果达斯克、符雅斯克等省。这是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某些看不出来的合作运动的征象呢？”我们可以向达东诺夫先生担保说，我们谈这件事，是根据事实，而决不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反对合作社。只要冷静地观察一下实际生活，就不能不承认，在目前政治专横的情况下，合作社对工人的好处，不如对政府那样的好处。任何一个迷恋合作社的热情工人，都应该用这点来谴责自己的白费力气和徘徊不进。合作社决不能把它在政治自由的情况下一年所做的事，在目前政治专横的情况下的十年中做出来，因此我们十分希望，群众们都热衷地下教育（宣传鼓动），而不迷恋合作社。任何人都明白，现有的合作社和消费商店，是些什么东西，不论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在俄国产生的。有些地方，它们的性质，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机构；有些地方，它们是从工人手里收回工资的十分巧妙的手段；有些地方，它们纯粹是官厅机关（衙门）；而在有些地方，很难把它们叫做什么，它们的目的是：把钱拿来，我们来给你们支配！各地合作社的目的，从理论上来说，都是千篇一律的，第一条都是：“本社宗旨，尽可能供应社员以廉价的生活必需品”，等等。正像我们所说的，这是理论上的说法，而实际上是另外一码事。合股商店可以列入第一类情况（譬如普契洛夫厂的联合股份公司就是这样的商店）。最初，先确定多少股券。当然，股东常常都不是工人。只要生意一兴隆，股东们就竭力设法缩减股券，如果办不到这点，就把股券收到少数几个人的手里。那时候，股券的价值就被计算得一个普通工人不可能当股东。
老实说，工人也没有当股东的念头。股东们可以得到优厚的红利，而赊买的顾客如果能得到些什么的话，也只有在比较好的商店里，而且要逢到好年头。商店的业务归几个人管，赊买的顾客丝毫不能过关。另外一种情况是，各个工厂里都有很多由老板出资开办的商店，由管理处经营，全部收入归他们所有。那里的工人要是自己想办个合作社的话，立刻就会被开除出厂，甚至让他们去认识认识西彼金之流的老爷们，后者对待他们决不会忘记采取工厂管理处的威逼手段。工人走进商店，不得不付出他们用血汗换来的金钱，而且态度还要像在厂里一样。因为商店里也有厂里的领导，他们同样能把工人开除出厂，因此工人只好默不吭声，别人给什么，就得拿什么。第三种情况，铁路办的商店，都是官办性质。这些商店的主要收入虽然都是从工人身上得来的，但是它们还不能控制大多数工人，而那些生意不景气的商店则乞求官僚们帮忙。第四种情况，有些商店的管理处和工厂的管理处很难区别，尽管它们是头挑的工厂（像布良斯克地方的工厂）。你们可以设想一下，工厂管理处不喜欢的一个人如果落到商店管理处，将会怎样？工厂管理处如果平静地把他开除出厂，这等于他被剥夺了成为商店管理处成员的权利，甚至被剥夺了商店的普通赊买者的权利。这种情况不仅可能发生在上述工厂里（布良斯克地方的工厂里），甚至会发生在几乎每一座工厂里。第五种情况，奥列霍沃的商店的基金，是依靠工人出资的。任何人想在这家商店里赊买东西，必须确定自己的赊买金额，我们假定它是十个卢布，但要先付，付了钱以后，他才能算是赊买顾客，然而还不能超过金额拿东西。看来，这好像是俄国最新颖的合作社。这个商店的管理人是遴选的。选举时，参加大会的领班、管理员和老资格的管理人，事实上都是决定商店命运的主宰。工人们站在后面，只能随声附和着提出候选人的事务员们的意见……这短短的几句话说明了我们的这些合作社以及工人们在这些合作社中被人强加在身上的义务，丑恶的义务！
此外，各地工人在这些合作社中，总是成为被人尽量天天剪毛的羊群。我们来看着，工人到合作社或公共商店赊购东西时被人盘剥的情况。无论你走进俄国哪家这样的商店里，最好、最嫩的肉，都是留给老板、领班、管理员、监工和狗腿子的。肉骨头、老肉，总之，孬肉，都卖给工人，臭肉和坏肉，也卖给工人。不久前，听说，奥列霍沃有人把生蛆的腌牛肉倾销给工人。正是“倾销”，别人定购两磅，却给秤三磅，等等。工人们吃亏后，马上就停止买肉，这才算救了自己。已经定了肉的人，就不能不拿。要是买户中有人指摘东西不好，就要被他们痛斥。逢到好的情况，他们只从他手中把东西拿走，一边嚷道：你不要，就不该定。最好是，工人默不吭声地一走了事，但是也常常发生很坏的情况：他们记上工人的工号，把工人叫到办公室，对他大叫大嚷：造反、暴动、罢工、吃官司、西伯利亚等字眼，雨点似地落在倔强的工人头上。商店经理硬要把某个工人开除出厂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原因不外乎工人不肯拿坏肉，或者偶尔指责他们剥削人太狠了。还须值得注意的是，想买的东西，常常要等很久。弄错账的事，也常常发生，赊买的人拿了八到九个卢布的东西，但却从他的工资中扣掉十二到十五卢布。工人终日忙碌不堪，最后还被人算错账，钱给压着，一直等到下个月。要是不是错五、六个卢布，只错个把卢布，或者五十个戈比，工人总是会挥挥手算了。难道追查错账对他们来说是愉快的吗？现在的合作商店的最大的罪过就在于：它们恰恰违背自己的宗旨，出卖的货物，常常都不是质量好的，而价钱经常比私商还昂贵得多。譬如，上面提到的（布良斯克）商店的某些货物价钱，比私商贵20%到25%，而贵5%到10%——这是我们这儿的最平常的现象。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商店卖的货物毫不比私人商店便宜，相反的，私人商店的货物还打2%到5%的折扣，合作社是不打折扣的。奥列霍沃的消费商店卖肉也比私人铺子贵，而且不登记三等的，这也就是说，大家公认它是二等。对待赊买顾客，到处都很粗暴。凡是衣着讲究、有些地位的人，都能经常享受到优先权……这一切都是崇高的合作思想在我们这里产生的结果。
合作社在外国某些地方对工人有便利有帮助，但是我们这里只要抽打工人的皮鞭子存在一天，各地合作社商店就不会得到工人的同情，就没有工人想从合作社得到的甜果子，这是不足为奇的。因此，达东诺夫之流的先生们便大谈起缺乏同情和意图……还没有完！谈到合作社，我们的西彼金之辈们会说，我们这里是许可建立合作社的，没有反对它们的任何障碍。他们（西彼金之辈）什么勾当都干，甚至阻挡高尚的思想，而且无所不用其极。譬如，不久前，一个宪兵队长说，省长阁下先生乐意批准莱维茨基的劳动组合，甚至很表同情，因此工人们不必害怕追究。他说，决不追究这件事。斯符雅托波尔克·米尔斯甚也说，“干吗不在那里（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办个什么工人联盟呢？”我们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就轻易地批准工人的联盟？况且，他为人是十分谨慎的……如果说，政府过去小心而又及时地歪曲过合作社的意义，阻挠过高尚的思想，现在则因为感到工人联盟必将到来，而顺着合作社的错误和失败的道路去引导它，从而麻痹合作社的优点，那么我们就险些犯了错误。这些就是他们的虚伪的同情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加倍小心，而且密切注意，及时看透一切情况。这点能否完全办到，很难说。达东诺夫先生结束他的文章时说：“渴求光明和文化的心愿，也的确是从外部进入工厂的。”达东诺夫先生，您有没有考虑到，光明是从军队中进入工厂的吗？是士兵把文化带进工厂的吗？如果说是对的，那么显然达东诺夫先生把飞廉（一种植物，学名Carduus—译者）当作桑叶了。我来举个例，一个工人，曾经看见过工厂里的“造反”，或者他不是直接目睹者。现在，他要到军队里去服兵役。他离开自己的同志，去当兵了。有一次，这个士兵写信来说：“我没有荒掉我的本行，我们这里像我这样的人，大的有十个”……哎哟，其实简单得很，原来，知识是这么走进士兵的脑袋里去的。应当说明，现在工厂里也有不少人去服兵役。这些人要求寄些书他们，最好抓住机会给他们寄些违禁书籍。让他们瞧瞧我们工人知道些什么。我还要说一件事：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派出的工人，并不比伊凡·福罗洛夫（达东诺夫先生提到的城市）派出的知识分子差。虽然，也许他们不能做诗，或者是一些您所不知道的人。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还有许多有学问的工人，尽管这里还不包括任何不可靠的人。像一所大学把部分“光明和文化”输送到俄国各地去的情况一样，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同它的工人也把“文化的光芒”射到俄罗斯的各个角落去，结果，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和大学有些相似（是等量齐观的）。一个维护工人的工人
1901年10月第9期《火星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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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饮料。——译者
[2] 一俄尺合0.71公尺。——译者
[3] 一俄丈合2.13公尺。——译者
[4] 每一俄寸合4.445公分。——译者
[5]Ф·М·杜斯妥耶夫斯基，1821——1861年，杰出的俄国作家，《罪与罚》等小说的作者。——译者
[6]Н·В·谢尔贡诺夫，1824——1891年，俄国著名的政论家，社会活动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译者
[7]Д·И·彼萨莱夫，1840——1868年，杰出的俄国批评家，唯物主义的哲学家、革命民主主义者。——译者
[8]Ч·Р·达尔文，1809－1882年，伟大的英国学者，进化论—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译者
[9] 列宁第一个指出了巴布石金的文学天才，而且备加赞扬。巴布石金的这篇文章由H.K.克鲁普斯卡娅写在她的宣传小册子《列宁是党刊的编辑者和组织者》中：
“……符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只想从工人方面得到通讯，他还打算叫工人替《火星报》写文章。按照符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嘱咐，我写信给巴布石金（我们和巴布石金很熟，巴布石金过去在星期日夜校我的那一组念过书，同时参加符拉基米尔主持的那个政治学习小组）：“我们对您有一个要求。您到图书馆里去借《俄国财富》杂志，从去年12月份借起。那上面有个叫达东诺夫的人，写了一篇粗暴的文章，评论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他竭力把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描绘成不懂得团结、没有要求、没有志向的人。席斯契林在那上面反驳了达东诺夫。达东诺夫又写了一篇更粗暴的文章，接着《俄国财富》“便宣布中止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您要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如果必要，您可以买几份必需的《俄国财富》，由我们出钱），并就这个问题撰写论文或短文（我本来在信上建议您写“短文’，符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改为“论文或短文——H.K.），您要尽可能收集很多事实材料。很需要刊登在《火星报》（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或者登在《曙光报》上，他希望厚厚的科学杂志上能出现工人的论文）或者《曙光报》上，从一个熟悉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生活的工人立场上来反驳这些荒谬议论（伊里奇把“工人”这个词强调了三遍——H.K.〕。”“这篇反驳文章，巴布石金写好了，集成一本小册子，作为1901年10月第9期《火星报》的副刊登了出来，标题是：“为捍卫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而斗争”，署名：“一个维护工人的工人’。——俄文版编者
[10] 米尔新，俄罗斯诗人П·Ф·雅克鲍维契（1860——1911年）的笔名。——译者
[11] И·А·克雷洛夫，1769——1844年，俄罗斯伟大的寓言作家。——译者。
[12] Ф·М·莱肖特尼柯夫，1841——1871年，俄国的民主主义者，作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