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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1895年在国外
巴·波·阿克雪里罗得
1926年
这是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对列宁的回忆，《列宁全集》俄文第二、三版第一卷从《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通信案》（1926年莫斯科版）中摘选出来，作为附录收载。
“生活的教师”（叶·伊·斯庞蒂）走后没有儿天，我这里又来了一位新客人，也是个青年人，个子不高，外表很平常。他自我介绍说：
“我叫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不久前从俄国来。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1]。在日内瓦，他向您问候。”
青年人交给我一本厚厚的书——一本题为《关于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资料》的文集。这本书不久前在俄国出版，经书报检查机关裁决，已经被没收甚至烧毁了。书中有普列汉诺夫、司徒卢威、波特列索夫、克·土林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我知道在筹备出版这本文集，我自己也为它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俄国生活的最主要需要》），但是由于生病没有能够按时写完。
青年人在我这里坐了一会儿，谈了谈俄国的状况，便站起来有礼貌地说道：
“如果您允许的话，明天我顺便到您这里来，我们再谈谈。”
晚上和夜间我通读了乌里扬诺夫带来的这本文集。我的注意力被克·土林（这个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在这里碰到）那篇内容丰富的文章吸引住了。这篇文章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土林在文章中批判了民粹派和司徒卢威的《评述》。这些文章还有些不严谨，也许甚至还比较粗糙。但是在这些文章中可以感到一股热情，一团战斗的火焰，可以使人感觉到马克思主义对作者来说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革命斗争的武器。阅读这本文集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快乐。我想，在俄国终于出现了一本合法的文集，它不是单纯地具有抽象的纯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而是具有革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社会民主主义精神。
但是，在土林的文章中有些倾向是我所不能同意的。作者分析了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问题，却抽象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脱离时间和空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并没有对俄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点详细加以研究，而把问题说得好像我们是在西欧生活似的。特别是，土林正是这样看待社会主义者对自由派的态度问题的。
但是文章的这一缺陷并不妨碍我对文章产生总的良好印象。
早晨，乌里扬诺夫就到我这里来了。“您看过文集了吗？”
“看过了。应该说我感到很大的满足。俄国终于产生了真正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土林的文章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
“土林是我的笔名。”——我的客人说。于是，我就向他说明哪些地方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说：“您的倾向是明显的，与我为这本文集所写的那篇文章的倾向正好相反。您把我们对自由派的态度同西欧社会主义者对自由派的态度相提并论。我恰好给文集准备了一篇题为《俄国生活的需要》（原文如此——译者）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指出，在现今的历史时刻俄国无产阶级的当前利益与其他社会进步分子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在我们工人面前，也像在其他社会进步分子面前一样摆着同样的一项迫切的任务：争取条件使他们广泛的主动性能够发挥出来。确切些说，这就是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俄国实际生活迫使我们大家接受这项任务。因为书报检查的条件不允许用真实的语言来表达这项任务，所以我用如下的公式来加以概括：俄国的实际生活要求“为广泛的社会主动性创造条件”。
乌里扬诺夫微笑着回答说：
“您知道，普列汉诺夫对我的文章也提出了完全和您一样的意见。他形象地表述了自己的思想，说：‘您把背转向自由派，而我们却面向他们。’”
坐在我面前的这位青年同志同那些我在瑞士与之交往的人们之间存在的深刻的意见分歧不由得令人注意。有那么一个叫做格罗佐夫斯基的人从维尔纳来，毫无知识可言，但竟认为学习有损于自己的尊严。而乌里扬诺夫无疑具有才能，也有自己的思想，同时表现出愿意检验这些思想，愿意学习并愿意了解别人是怎样想的。
乌里扬诺夫一点也不自负和虚荣。他甚至没有告诉我，他在彼得堡写得不坏，并且已经在革命小组中享有颇大的威信。他实事求是严肃认真，但又很谦虚。
他凭者合法的护照到了瑞士，打算也这样合法地返回俄国。他经常同我会面，这就引起对他的注意。当时我们还想就许多问题交换一下意见。因此我们约好离开苏黎世到农村去住几天，在那里我们就可以整天在一起，而不会招来任何人的怀疑的目光。
我们来到了距苏黎世有一个小时路程的阿弗利特尔恩小村庄。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一个星期。这是五月份，天气非常好。我们整天散步，一起在楚格附近爬山，同时总是不停地谈着使我们俩激动的问题。
我必须说，同乌里扬诺夫的这些谈话对我来说是一件真正高兴的事。我现在还常常想起，认为这是我在“劳动解放社”的生活中最愉快、最欢乐的时刻之一。
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对自由派的态度问题。最后，乌里扬诺夫声言，他承认“劳动解放社”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正确的。
我向乌里扬诺夫讲了我会见“生活的教师”的情况。原来这两位同志是一起从俄国来的（我只是记不清他们是从莫斯科一起来的还是在彼得堡碰见的）。
我向乌里扬诺夫谈了他的那位同志给我留下的双重印象：一方面，深深地热爱工人，对无产阶级事业忠心耿耿；另一方面，思维简单得令人吃惊。
乌里扬诺夫说：“您知道他对我说的那些同您有关的话吗？他说，‘您一定要在苏黎世逗留，到阿克雪里罗得那里去，只是不要把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对他讲’。”
我确实被“生活的教师”的这些话所感动，认为他的这些话表明我同他的谈话不是一点没有效果。
我对乌里扬诺夫说：“我很高兴您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但请您解释一下，您的这位同志期望于我们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用‘鼓动’来烦扰我。”
“要知道他说的是经济鼓动。”
“真是见鬼！为什么他不能直截了当地跟我说是怎样一个问题！”
“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关于这点近来在我们俄国有很多议论。我带来一本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小册子。您从这本小册子中可以了解到我们是怎么谈的。”
我说：“经济鼓动无论同我们的纲领，还是同我们节劳动解放社所捍卫的策略不仅不矛盾，而且相反，在理论上还是受这一策略所制约的。全部问题在于怎样进行这一鼓动。”
“怎样进行呢？”乌里扬诺夫反问道。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给您解释这一点。就拿列舍特尼科夫笔下的塞索伊卡[2]来说，或者更好是拿居住着很多塞索伊卡的整个村子来说。这是一些极其无知的人，一开始就同他们谈论政治自由问题和宪法问题或者谈论‘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他们直接同高利贷者，同富农发生冲突。这就给您提供了广泛进行经济鼓动的基础。他们刚想试试反抗富农，马上就遇到富农的保护者——乡长。而乡长，这已经是政权的代表者，是政府当局的第一个阶梯。塞索伊卡同乡长的冲突导致他们同更高的上司发生冲突，比如先是同区警察局长，尔后是同县警察局长，如此往上推。鼓动员以这些冲突为例不难使塞索伊卡概括地理解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同现存的国家政权之间所存在的对抗关系。如果我们在工厂居民当中进行鼓动，那么在那里事情就更简单：无论从哪里开始——从工匠、工厂主还是从工厂视察员——我们总是要碰到警察的于涉，而这样斗争就自然而然地从经济方面转到政治方面……”
我同乌里扬诺夫还谈到了在反对专制制度的全国性运动中摆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面前的那些特殊的历史任务。
我应该承认，我在国外还是第一次遇见对这个问题表现出如此钻研精神和兴趣的青年同志。
谈话还涉及了我们的国外“反对派”以及“劳动解放社”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联合会”之间的关系。
关于这一点我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暂时还只处在萌芽状态。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它的渠道的扩大，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有时只是在表面上理解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的人入党。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就很容易产生离心力、意见分歧和各种倾向的斗争。因此，为了运动的利益，保存我们的‘劳动解放社’这一独立的单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将维护革命的传统和运动在理论上的稳定性。‘劳动解放社’和俄国同志们之间未来的相互关系问题与这个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想象不出我们那种在任何可能情况下都会很好的相互关系的方案。在高潮期间领导中心应该在俄国，而在低潮时期被迫侨居国外的从事革命运动的人可以在我们‘劳动解放社’旁边找到避难所，并同它一道工作。”
为了说明我对我们“劳动解放社”的任务的看法，我给我的交谈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是一支小小的队伍，它处在高山上，位于一个安全的地方，同时山谷中还继续进行着战斗。我们从山顶上可以观察战斗，由于我们占据着有利地形，我们能够很容易地通观整个战场，估计总的形势。但是，斗争的细节和山谷里的情景我们就看不到了。这些细节只有我们那些直接进行战斗的同志才能注意到。对事情最重要的是：在军队和被它派到山顶上去的那支队伍之间必须建立最紧密的联系和相互的监督。”
乌里扬诺夫同意我的意见。只是过了八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上，我才看到他怎样很有独创精神地修改了关于国外中心和俄国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思想。自然，我们说的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作的情况，其中包括彼得堡的工作的情况。
我对乌里扬诺夫说：“如果你们小组已经同工人多少有了一些稳固的联系，那么你们应该尝试一下把它们建成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并取一个固定的名称（比如‘劳动解放协会’）。必须使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工人都知道你们的存在。在这件事情上决不允许采取吹嘘和骗人的做法。不要把自己的团体目前还未具有的声望硬加在它的头上。不要使它的工作广泛地宣扬开来。您知道，不仅需求引起供给，而且也可以倒过来。当大家都知道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存在时，无论是先进工人，还是那些愿意积极工作、具有革命情绪的马克思主义者知识分子都会倾向于它。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你们小组的吸引力将会增长，它可以首先成为积聚力量的中心，然后成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只是你们小组必须及时地、鲜明地反映俄国正在发展着的工人运动和普遍的革命运动的一切现象。”
我们之间的这次谈话是在1895年5月进行的。而在这一年底或在下一年初在彼得堡就发表了关于当时所发生的罢工的宣言，上面的署名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自从乌里扬诺夫在我们当中出现以后，我们终于开始或多或少地同俄国建立了正确的联系。
乌里扬诺夫还从柏林（他是从瑞士去那里的）给我寄来了使我感到很大兴趣的各种材料和手稿。后来，他回到俄国以后还经常给我写信，把有关彼得堡工人生活情况的材料告诉我。
到1895年底，我们之间的通信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收到乌里扬诺夫的信，我已经开始感到不安，这时从俄国传来了消息：乌里扬诺夫被捕了。
但是我们同俄国的联系并没有由于乌里扬诺夫的被捕而遭到破坏。
注释：
[1] 格·瓦·普列汉诺夫。——译者注
[2] 塞索伊卡是费·米·列舍特尼科夫（1841—1871年）的长篇小说《波德里替村的人们》的主人公之一，是愚昧、无权、贫困和劳动过度的农民的形象。——译者注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