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路易·阿尔都塞 -> 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第二十节 葛兰西眼中的领导权
要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问题并不容易，首先是因为我们必须在他的词汇和他自以为是地发展出来的各种矛盾的形象背后，发现他的意图是什么，他想说什么，但这都没有成功地令人信服。在国家问题上，葛兰西几乎没有借鉴马克思和列宁的任何东西（除了领导权一词），却借鉴了克罗齐、让蒂尔和莫斯卡的很多东西，而他自然是以自己的方式使用他们。现在更加困难的是，自1947年以来，托里亚蒂让葛兰西成为了国际关注社的官方理论家，无数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党的政策制定者等都重视葛兰西的术语，这些术语几乎成了巴别塔术语，只不过，事实上，这些术语是由另一座塔控制的，国际关注社的政治观察家们就在这座塔上监视着语言的偏差。带着所有这些保留意见，在我不得不接受与神圣不可侵犯的语言有关的一些偏差的条件下，我将试图解释为什么葛兰西试图超越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和国家的“绝对局限”（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的方式（以一些犹豫和矛盾为代价）不是最好的。
但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去葛兰西毫无征兆地召唤我们的地方，让我们面对一个简单得令人吃惊的问题。他读过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我将在别处详细论述），并从他那里了解到，君主（真正的古典君主，或共产党的“现代君主”……）既是“人，又是兽”，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半人马一样，他教育统治人的人。因此，是人和狮子。力量（狮子）和道德、伦理（葛兰西从〔……〕那里了解黑格尔，尤其是从克罗齐和詹蒂莱那里了解黑格尔，他喜欢谈论伦理）。在此基础上，在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分析得非常好的矛盾之后（在他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的文章中），葛兰西邀请我们进入了他的国家问题。
他手中的牌并不多：他有国家及其两个“时刻”或“要素”，即武力和领导权或共识。他有“市民社会”，对他来说，市民社会是由整个“领导权机器”构成的，但不知道它们靠什么运转（汽油发动机靠汽油运转，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靠意识形态运转，但领导权机器靠什么运转？就这些！）葛兰西不能无视“基础设施”的存在，不能无视生产及其国家条件（法律、货币、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控制，也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阶级斗争），但他没有谈到这一点。显然，对他来说，除了在简单地唤起权力和领导权中对阶级斗争的某种呼应之外，用括号括起来的剥削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基础结构和国家条件、国家问题可以而且必须自己解决。葛兰西不喜欢引用它，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对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区分基本上是马克思的机械经济主义错误。
要理解国家、武力、领导权、领导权机器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就必须了解这一保留。我不打算详谈这个几者游戏中的词语替换和位置替换的小游戏：我要谈的是本质。
关键在于，在葛兰西那里，武力的“时刻”最终是由领导权的时刻所引导的。葛兰西为力量提出了一系列等价物：强制、暴力，自然还有专政（在意大利党的葛兰西传统中，这就是杰拉塔纳所熟知的花招的作用所在），专政在其操纵的这一时刻与阶级专政或阶级统治毫无关系，而是国家“时刻”的特征之一，它有两个“时刻”。同样，葛兰西为领导权提出了一系列等价物：共识、协议、自由同意、非暴力领导，以及领导权的所有可能方面（主动的、被动的等等）。为什么要在任意决定的概念上做这些“工作”，这些概念更多来自政治学家莫斯卡，而不是马克思和列宁？对他来说，苏联的“专政”政治形式、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以及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都代表着巨大的失败。
在我看来，葛兰西所提出的“国家理论”，或者至少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而提出的“国家理论”，更像是对当代国家的“性质”、“构成”或机制的政治考察，目的是在重现1917年模式的希望破灭之后，在这些国家被帝国主义的发展（即工业和金融的集中）所造成的变革所打上烙印之后，为工人运动确定一种策略。
在这种政治“听诊”的框架内，葛兰西的研究不断地改变公式，自相矛盾，最后把一切都归结为领导权的范畴，这可能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是，鉴于他的抽象性，他并不准备让自己充满真诚的内容确定下来。尽管如此，“市民社会”的定义、“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导权机器、“政治社会”（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别和随后的确定，以及最后把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纳入领导权这个单一范畴的真正原因、也就是支配这些奇怪的理论概念的原因，在著名的运动战理论（1917年俄国冬宫式的正面进攻）和阵地战理论（从远处保护国家的“市民社会”的战壕和碉堡长期建立在那里）中可以找到支配这些奇怪的理论概念的原因。
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通过把沙皇国家描述为对“凝胶状”的市民社会来说“过于强大”来降低1917年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非同寻常的复杂性，这是一种难以辩护的过度简化。但是，葛兰西认为，这种过分简单化（也就是想当然地认为所有关于俄国社会和俄国国家落后的古典胡说八道都是对的）是必要的，它是提出另一条“政治路线”的保证，即阵地战，即长期的、逐步征服“堡垒和战壕”的战争，这些堡垒和战壕构成了一个良好的正常国家的冰川，在这个国家里，武力和霸权之间保持着“精确的平衡”，在这个国家里，“领导权受到强制的保护”。
长期斗争的战略是必要的，以确保工人阶级运动对其同盟者（这是列宁使用领导权一词的意义），对不仅来自工人阶级，而且来自农民工和生产或就业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要素的领导权，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典论断。因此，这种斗争的目的是在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中征服地位，即征服葛兰西限制性地称为“市民社会”的那些“社团”（工会或其他），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葛兰西提出的新观点是，领导权可以代表由以下方面构成的整体：1）”市民社会”（这是它的范围）；2）作为武力或强制的国家；3）由国家整体运作产生的效果（也称为领导权）。
换句话说，在葛兰西的图式中，领导权被刻画了两次，甚至三次。第一种领导权是私人“领导权机器”（学校、教会、工会等）的领导权，它使国家权力以及随后的统治阶级权力被人们无暴力地接受。我们要记住，第一种领导权（H1）是国家与武力并存的两个时刻之一。第二种领导权（H2）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本身的领导权效果，也就是在好的国家中，武力和领导权（H1）“平衡”结合的效果：在这种领导权概念中，武力并没有消失，而是被领导权很好地“包围”，融入了领导权（H2），以至于在限度内，武力不需要显示自己，也不需要行使自己。这就是善的国家，道德的国家，它作为一个善的有机体发挥作用，它的“有机知识分子”使“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机器发挥作用。但还有第三种领导权：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使政党不使用暴力就能领导它的党员和盟友，不使用暴力就能把它的影响扩大到党外，并在一定限度内……扩大到整个“市民社会”，甚至“政治社会”。如果按照这个推理的结果，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都可以在领导权的层面上进行：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同盟的领导权，另一方面是统治阶级通过其国家行使的领导权，最后是统治阶级从其国家（“市民社会”）的武力和领导权的统一中获得的领导权效果。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权冲突”的说法是合理的，或者更进一步说，如果两个领导权合二为一，那么就有必要说“领导权危机”，就好像领导权是一个实体，它吸收并概括了“社会”的所有冲突和矛盾。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可以认为，在整个阶级斗争中，我们最终面对的只是领导权内部的一个矛盾，而这个总结了所有斗争的终极矛盾，仅仅由于它的危机就可以被推翻。
显然，在这种巧妙而含糊的“蒙太奇”中，葛兰西可以被理解为在谈论阶级斗争，那么，在这个层面上，“领导权”一词指的是阶级统治，即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这种“解读”将授权对葛兰西进行“左”的解读，对葛兰西进行列宁主义的解读。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对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阶级斗争的现实保持奇特的沉默，而在这一图式中，阶级斗争只是以领导权效应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样做的代价是对没有物质基础的领导权的绝对唯心主义，对它的武力机器不作任何解释，而武力机器却参与了领导权效应。
事实上，这种误解使大多数葛兰西的评论者陷入了“右”的解读，而且，葛兰西几乎完全把基础设施掩盖在了私人“市民社会”这个武断的概念之下；因此，他也掩盖了阶级的再生产和斗争，掩盖了阶级的不同层次和其中的利害关系，掩盖了国家，而国家的力量被认为是无效的，是领导权效果的完美结合。因此，在这个流动的模式中，在抽象的“领导权”中，一切都处于危险之中。“领导权”不仅是最高的果，而且是最高的因，因为它是自身的因，同时又是自身的果，因为它的因是不言而喻的。“领导权”具有这种非凡的力量，因为只要它陷入危机（或者说它总是处于危机之中），统治阶级的统治就会动摇和崩溃。
如果要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说，葛兰西在他的所有名篇中的理由，与其说是无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国家的论述，与其说是无视《资本论》，不如说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把基础设施、再生产、阶级斗争中发生的一切都看作是可以放在括号里的，即看作是恒定不变的现实。“领导权始于工厂”这个揶揄性的小短语并不能抵消这个结论，因为如果我们在关于国家的“重复论述”中追随葛兰西的话，就会发现他所说的领导权并不是从任何地方开始的，因为它就没有“开始”。
那种认为只有在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危机”中才能破译基础设施、再生产、阶级斗争以及法律〔和〕国家（武力+领导权）中发生的一切的观点，那种认为可以破译生产的全部可怕的物质性质的观点，甚至是必要的观点、剥削、生产中的阶级斗争、强制和法律实践的可怕的物质性、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在名为“领导权“的专有现实中（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一种奇怪的唯心主义。
但领导权一词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最初，它指的是一种“领导”，既不是专政，也不是强制，更不是统治。它意味着一种自由共识的效果。此外，这种自由共识的效果可以由好的国家（“伦理国家”）和坏的国家（野蛮的武力+凝胶状的市民社会）来产生，就像葛兰西笔下和他的思想中不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区别一样。同样，这种共识也可以由“力”以同样的方式产生，不管是赤裸裸的“力”还是被甜言蜜语所掩盖的“力”，不管是通过华丽的辞藻还是漂亮的诡辩，还是通过自由揭露和自由认同为真实的真理。很久以前，卢梭在谈到躲藏在森林里的小偷时说过：“他的左轮手枪毕竟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劝阻、说服和共识的力量，他还说，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的诡辩也产生了同样的欺骗共识的效果。但是，在这个层面上与葛兰西争论是太容易了。
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去探究克罗齐和詹蒂莱所接受的古老的黑格尔思想，即国家本质上是一个教育者，人只有通过强制才能成为人，即培养人，而强制是可以被捍卫的；但大众文化（die Bildung）是人类可以作为终极任务向自己提出的理想。这就使我们开始理解葛兰西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句唯心主义名言的奇怪自满：“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奇怪的是，葛兰西并没有背离黑格尔-哥罗根的观念，即文化是人类的终极目的，因而也是人类的终极任务。正如在黑格尔和克罗齐那里一样，国家完全是这一任务和目的的预定“工具”。这就解释了国家向领导权升华的过程，在葛兰西的许多文本中，包括他关于国家的小短文中，领导权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作用。要把“没有受过教育的”或修养很差的人，或修养很差的人，变成有修养的人，变成被赋予了“教养”（Bildung）的人，无疑需要一定的强制，从根本上说是强制。这就是为什么“力”出现在国家中，而葛兰西从来没有觉得有必要说明它在哪里，它的主题是什么，它是如何行使的。但“力”之所以如此低调，只是因为有比使用它或展示它更好的事情可做：领导权（第1项）要好得多，因为它实现了与“力”相同的“训练”（葛兰西的用语）结果，而且成本更低，更能预见到“文化”本身的结果。在领导权（即“市民社会的机构”）中，人们的学习不需要暴力，只需要承认……真理。葛兰西在领导权概念中升华的正是这种怀旧情绪（在第二种意义上），他把自己寄托于实现普遍的自我文化理想的教育国家，这一概念当然不能免去任何目的论体系所不可或缺的“中介”，但它本质上是“无暴力”的，尽管并非没有“痛苦”。在这种自我文化（Selbstbildung：自我训练、自我教育等）中，一切“力”的克服（Aufhebung）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得以实现，于是很明显，“力”从作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统一体”的国家的最终“定义”中消失了，从作为领导权的国家中消失了，最后只从领导权中消失了（国家本身被“克服”了）。葛兰西就这样表白了他最深刻的思想，但令人高兴的是，他的其他思想却掩盖了这一点。
坚持葛兰西的工人政党概念是没有用的。作为“现代君主”，它的目标和任务是共产主义的“规范社会”（！）。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它必须作为一个党发挥其国家前的作用，教育它的追随者和它的“领导权”所覆盖的群众。党，就像任何国家一样，必须培养人，以便在革命完成、党“成为国家”之后，在这个规范的社会中实现人类终极的胜利，在这个社会中，党的领导权将一直统治着社会，直到它被普遍文化转化为自发文化的预期结果——自由和自由联合的个人的无限发展——所取代。
如果接受葛兰西的这些概念，也并非没有后果，我只想指出其中的三个。
第一个后果是，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是一个“特殊的机器”，它有一个特殊的机构，注定要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为其阶级统治服务，确保其阶级统治并使之永久化这一基本思想上时，国家的具体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就消失了。实际上，在“领导权=武力+共识”或“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等公式中，国家的具体现实消失了。如果仅仅从领导权的影响的角度来处理阶级斗争的现实，那就显然不需要仔细研究作为“特殊机器”的国家的性质和职能，特别是不需要仔细研究国家的武力机关（军队、警察、其他秩序力量、司法机关等等）（在这里，很难认为这些机关的职能是稳定的！）。这并不十分严重，除非我们假设所有这些现实都可以被视为无效，因为它们在政治上和历史上已经被中和了。这里又出现了刚才的预设。我是说，在葛兰西那里发生的一切，就好像基础设施及其影响被认为是无效的或不变的、中性化的，因为在国家层面上，与我所引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名言相反，国家的决定不再是根据生产关系来考虑的。在这里，一切都发生了，就好像葛兰西在推理，但这次是关于国家的，是在国家机器发挥恒定作用的绝对假设上，也就是说，事实上，它已经被中和了。
但是，假定国家是中性的（这个公式，大家都会同意，很容易向资产阶级的国家是中性的观点转变……）是非常容易的。矛盾的是，这个结果可以从一个被法西斯国家判处最严厉监禁、写在学校笔记本上的人的言论中得出……如果这很容易，那就不是很严重。在《资本论》的推理中，马克思假定了这样那样的常数，然后又假定了这样那样的另一个常数，但这只是为了一个推理，在打算证明的那一刻之后，他又回到了他的中性假设，这正是因为有关的常数不是中性的。但令人惊奇的是，葛兰西从来没有回到中性化的前提，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国家。这无疑证明了，而且他所使用的历史例证的多样性更证明了这一点，即他心目中的国家要素模式和国家在这些要素的差异中的统一性，无论平衡与否，他都将其视为每一个可能的国家的本质，尽管自相矛盾的是，他所考虑的是现代国家，而所有这些国家都是非常不同的。
这个案例的论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葛兰西通过谈论“领导权危机”，从而把领导权作为国家的最后定论，把国家机器的物质性质问题掩盖在领导权的夸夸其谈之下。
这些道路自然会导致把意识形态还原为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导致意识形态理论的不存在（除了作为人的群体的“凝胶”之外，没有提到阶级），导致一个空洞的概念——“文化”概念的理论价值被抬高，而且，文化概念所指定的、至少直接地说在意识形态概念中找不到的具体要素也没有被赋予意识形态。我们可以想象用文化概念取代意识形态概念的后果，包括政治后果；意大利党的知识分子就是活生生的证明。如果说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直接名称，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和必要形式，那么文化的概念则直接导致了精英所有制的大公主义（在党内，就像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一样），它拥有自己的“生产”价值（“创造者”）和品尝价值（“鉴赏家”、“业余爱好者”等）。我不坚持，因为这太容易了。
葛兰西对国家和私人“市民社会”的模糊性，以及国家向领导权的升华，还可能带来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传统上所说的政治的自主性或“政治性”。我所做的不过是给这个论题起了一个哲学的名字，这在葛兰西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是必须的，因为我已经说过，简而言之，领导权（意义二）作为“政治社会”（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体的升华，必然是作为“自因”（causa sui）而被赋予的，是作为现实而被赋予的，它自身包含着一切，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但是，这种“领导权的实践自主性“是在其“本质”的实践自主性中再现出来的，因为对葛兰西来说，领导权是政治的顶点、总结和高峰。葛兰西是完全政治化的，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已经看到，他是这样思考未来工人运动（至少在我们的社会中是这样，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武力和领导权之间存在着公正的平衡”—在第1条的意义上）的战略的政治问题的，他操纵和调整了从资产阶级政治学中借来的概念，并以他自己的方式为阶级斗争增添了色彩。葛兰西在他对国家及其两个阶段的思考中，尤其是在他对领导权的思考中，始终是政治性的，而且是普遍政治性的（“一切皆政治”）。所不同的是，葛兰西在他的领导权终极理论中，实际上真正坚持认为，对他来说，政治（以及作为政治代理人的政治人）是“自因”（causa sui），是独立自主的，或者说是命中注定的。“一切皆政治”与“政治的自主性”并不矛盾，因为，从领导权对整个国家现实（以及上层建筑和基础设施本身）的升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这个无所不包的领导权的自主性——“一切皆政治”——与一切政治的自主性相同一，从而毫无疑问地宣告了“政治的自主性”。
关于这种政治或政治的自主性的论断，特别是关于它不能被理解为党在阶级斗争中相对于群众的自主性，也不能被理解为领导政治家在党的生活中的自主性，等等，我们有很多话要说。但事实是，这个反常的论断把我们推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另一个“绝对局限”的门槛上：它无法思考“政治”。有人会说，如果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确实充满了“政治”，那就是悖论。是的，它充满了政治，充满了政治分析。但是，除了列举和描述的形式之外，我们的理论家从来没有给我们提供过分析的开端，来回答这样的问题：政治可以是什么，在哪里可以找到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它与非政治形式的区别是什么，以及如何称呼这些其他形式？如果我们不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就有可能长期处于“所有母牛在黑夜里都是黑的”，而且，就颜色而言，我们可以肯定我们的手不会是白色的。
因为谈论政治就是对党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党内，除了政治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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