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节国家的宏观神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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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国家的宏观神秘化

　　当我们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上层建筑，首先是关于国家（因为这一点决定一切）的这些“局限”时，给了一些补充性的说明，即使坚持这些说法，也不足以使我们摆脱这些“局限”。一旦“障碍”（不管它有多少）被揭开，我们就会发现无穷无尽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需要细致的具体分析，而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展开这些分析，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试着提出这些问题。
　　就拿国家的“分离”这个简单的问题来说吧，我们已经看到，国家尽可能地“分离”于阶级斗争，但这是为了能够安全地、“全方位”地介入阶级斗争，以维护和延续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这是国家分离的第一层含义，恩格斯认为国家“凌驾于阶级之上”时也肯定了这一点：国家不是“凌驾于阶级之上”，因而不是凌驾于阶级斗争之上，而是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干预阶级斗争，为统治阶级服务。
　　但是，这个公式脱离了它的解释，可能是虚幻的，甚至可能“接近”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国家的一贯定义：那么，国家“凌驾于阶级之上”就意味着，它与斗争中的任何阶级都没有关系，无论是从它的性质还是从它的职能来看都是如此，相反，它是一个中立的机构，它“凌驾于”阶级之上，就像裁判员凌驾于两支球队或两个阶级的对抗之上一样，它限制他们的过激行为和斗争，使“共同”、“一般”或“公共利益”取得胜利。
　　在这一假设中，国家机构由中立的公务员组成（黑格尔的想法是，通过客观的竞争招募最优秀、最有“修养”的公务员，他们自己接受中立法庭的审判，并由中立的总统主持）。这些公务员只有一个目的：“公共服务”。尽管有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但总体而言是可行的。“公务员”这一概念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德国哲学家胡塞尔都将哲学家定义为“人类的公务员”、众所周知，法国哲学家布伦希维奇（曾被贝当当作犹太人开除并受到迫害）有一天宣称，既然警察的职能是执行公共秩序，而尊重公共秩序〔是〕理性的职能之一，那么没有什么比警察更令人尊敬和放心的了….。他是一个纯粹的康德式的灵魂，但却不能“预见”某些“观念”。
　　国家“分离”论的这个版本，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内占主导地位的解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可以通过大量的论证得到滋养，而这些论证不会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不仅来源于“具体的证据”（睁大眼睛看！），还来源于恩格斯的某些公式，至少可以说，这些公式被曲解了。是的，人们或多或少地说过，国家保证基本的公共服务，水、煤气、电力、邮政、交通、卫生、教育等等。是的，国家干预投资事务（在法国和意大利，国家是最大的金融力量）。是的，国家干预劳动力价值问题，并在合作伙伴（雇主/工人）之间进行“仲裁”，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它都是根据“整体利益”来“决定”自己，或者在两种不同或相互矛盾的利益之间进行“仲裁”。它之所以能够承担并保证这种仲裁者的角色，是因为它肩负着客观的“公共”任务，在某种意义上，它“凌驾于阶级之上”。想一想中东亚洲的那些非同寻常的社会，它们被赋予了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有人称之为水利生产方式：为了让农民（他们是唯一的生产者）能够生活和工作，他们需要建造巨大的水库、水调节器、管道、水循环和水分配系统。这不是任何人、任何团体、任何阶级（如果有的话）所能做到的，就像埃及或墨西哥金字塔的建造一样。只有“凌驾于群体之上”、“凌驾于阶级之上”的国家才有足够的官员和军人来征收足够的实物税，并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让他们承担巨大的工作。实现公共服务。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只满足于说国家是“独立的”、“凌驾于阶级之上”的描述性的国家概念是多么“短小”（因而是没有生命力的）：这种概念“成熟”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的国家理论，成为阶级矛盾的客观仲裁者。在现实中，要看清楚一点，就必须发挥再生产的作用。国家不是“独立”的，不是“凌驾于阶级之上”的，只是为了保证统治阶级统治条件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不仅是“社会关系”条件的再生产，归根到底是“生产关系”条件的再生产，而且是生产关系和剥削的物质条件的再生产。
　　剥削不是在“主体间关系”中进行的，也不是在虚无缥缈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它是在物质条件中进行的，而物质条件决不是任意的，而是现行生产方式所要求和产生的物质条件。举一个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如果有人认为，从罗马道路到我们各国的高速公路，国家一直在修建的大路，都是为了享受在大路上行驶的乐趣而修建的，那他是在自说自话。就像后来的铁路等一样，这些大路总是根据目的和方向（甚至是“地图上”的目的和方向）修建的，其军事或经济目的与当时的统治形式和剥削形式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些公路也用于度假，而高速公路在其军事用途相对中止后，如今主要用于货运卡车和度假，这也成为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用途，这一事实不仅没有排除其真正目的，相反，还以一种不可预见的支持（这些“度假”同样有助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加强了其真正目的。在法国，铁路被“国有化”，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这既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也是出于“现代工业”的需要，即资本主义剥削的典型物质形式（还有其他形式！）。火车/卡车/飞机之间的野蛮竞争、差别价格政策（大宗货物价格低，私人货物价格高）、有计划地关闭所谓的“次要利益”路线等等，可以更好地说明“通信政策”的经济政治冲突中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但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的高级官员（如同法国天然气公司、电力公司和核能公司的高级官员一样），那些协助部长和政府做出决定的人，最终由整个国家的政治工作人员做出决定的人，并不掩盖通信政策中需要“次要利益”的事实、他们并不隐瞒有几种“技术”解决方案的事实，但政治决定总是干预选择其中之一，然后用“技术”论据进行欺骗性辩护，尽管它具有深刻的政治性（这种阶级政治越来越公开地是一种国际阶级政治）。
　　那些共产党人，除了倾向于把国家定义为公共领域的公共服务之外，（出于不承认的原因）就不能再想到国家，他们也许是在哄自己；如果他们为了公开为这些童话辩护，需要相信他们所捍卫的论点（职能创造机关！），那也没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他们证明了（我在这里既不是说他们的恶意，也不是说他们的开明的神秘化）对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顽固无知。阶级斗争不是在天上进行的，它是从剥削开始的，而剥削的最强大的部分，而且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部分，是在生产中进行的，因而是在物质中进行的，是在厂房、机器、能源、原料、“工作日”、产线、劳动节奏等等的物质中进行的。要将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就需要运输工具的物质性、金融和技术信息的物质性等等。为了实现这一切，需要铁路、陆运、空运和海运；为了实现这一切，需要公共电信服务和邮局柜台（邮局柜台也有“普通大众”不知道的特殊分级收费）；为了实现这一切，需要按下开关，放出电来照亮我们的房子；所有这一切也是私人生活的“现代”物质条件的形式，也就是说，私人生活从其大规模分配的角度来看，是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另一种形式（儿童、学校，也是一种“公共服务”，对不对？教会或体育，也是“公共服务”，对不对！电话、电话亭、电视，也是“公共服务”，对不对？这不仅不奇怪，而且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
　　公共“服务”是国家自称的“公共服务”的宏观神秘化所采取的形式，为了应付现代形式的阶级斗争，国家不得不把它的服务公开化，并使之成倍增加、如果像博卡拉那样，在这里援引利润率的下降趋势来说明，正是由于“资本贬值”的影响（对现有的可以剥削的劳动力来说，资本太多了），国家才不得不接管这个亏损的“部门”，使它作为亏损的公共服务部门来运转，那就完全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的意义，而这个理论实际上是阶级斗争上升趋势的理论。我们必须特别警惕那些假装的理论论证，它们只是为了把从上层得到的政治观念装扮成“理论”，从“国家”必须越来越多地掌管最近让给私人部门或直到最近还不存在的部门这一事实中，暗示或支持“国家”必须越来越多地掌管最近让给私人部门或直到最近还不存在的部门、从国家“扩大”的现实来看，国家越来越“社会化”，或者说正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借用列宁的一个不幸的提法（但你必须看一下当时的背景：在克伦斯基时代，“灾难”迫在眉睫！），宣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厅。但是，让我们把这种无稽之谈留在那里吧，这种无稽之谈只存在于Wunscherfüllung〔欲望的满足〕的状态中，正如费尔巴哈和弗洛伊德在谈到梦时所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