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节为什么说国家是一个“特殊”的机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路易·阿尔都塞 -> 局限中的马克思（1978）

　　如果我们想保留我们已经获得的东西，即国家是“特殊的机械”，是“特殊的机器”，是统治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工具”；如果这个“工具”不仅必须“脱离社会”，必须“脱离市民社会”，而且必须“脱离”阶级斗争，以便作为“工具”尽可能多地介入阶级斗争，即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以最好的方式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同时尽可能多地摆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如果国家是一个阶级国家，由统治阶级引入阶级斗争，以统治它的被剥削阶级，使它的统治、剥削和压迫的条件永久化：那么，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列宁在1919年著名的斯维尔德洛夫讲演中十多次重复的“特殊”这个形容词。国家是“特殊的”，是“特殊的机器”。这个坚持得如此明显的形容词到底想说明什么呢（不是想，而是说明）？
　　它首先表明，国家是由一种完全不同于社会上所有其他机构、组织或团体或社会其他部分的金属制成的。它是唯一由这种“特殊”金属制成的。它进一步表明，它的职能与社会机构或组织的职能完全不同。
　　事实上，国家不“生产”任何东西（除非有真正的制造业或公共部门，但这并不是它的生产职能），事实上，国家在流通中什么也不做（公共部门中的商业公司除外），尽管它铸造钱，没有钱就没有流通。国家不生产任何东西，但却征收税款，用来支付军队、警察、公务员、“公共”开支和对托拉斯的援助等，国家不生产任何东西，但却大量花钱，这些钱是通过直接税，尤其是间接税，从生产者和其他群众那里榨取的。另一方面，国家“司法”，它有宪兵、警察、地方法官和监狱。国家“管理”和管理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能：与其他职能不同。可以证明：对于那些喜欢组织结构图的人和更严肃的人来说，可以证明国家的职能既不像私人公司，也不像教会，也不像政党，尽管相反，政党的“职能”可以像“国家”或“像国家”，等等。
　　然后必须认识到，“国家主体”所使用的“特殊金属”与国家运作的非常“特殊”但非常精确的〔形式〕之间不仅存在着非常“特殊”的关系，而且存在着非常精确的关系。
　　国家的“躯体”是由一定数量的机构组成的，这些机构的形式并不完全相同。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将对它们加以区分：

　　1．公共权力机构（或镇压机构）由国家的“硬核”、对外或（e）对内干预的武装力量组成：军队、各种警察部队、宪兵、CRS、机动卫队，此外还必须加上司法和监狱官员及其代理人，以及一整套纪律或惩戒机构，包括精神病学、医学、心理学、教学等。
　　2．然后是政治机构，由国家元首、政府机构、省市区县机构和所有主要行政机构组成，这些机构以“公共服务”为职业，只是国家政策即阶级政策的执行者。
　　3．最后，我建议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点我会再谈。

　　这样的列举，甚至把国家内部的三种形式区分为“机器”（Apparatus）或“机械”（Machine），都不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机器的“特殊”之处。我们有必要在马克思和列宁未触及的“领域”中进行更仔细的研究。
　　一些社会学家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已经清楚地看到，“国家机构”的“特殊”性质与上层强加给下层的特殊关系有关。支配这些关系的原理是尽可能广泛的等级集权，这样一切都从上而下，任何官员都不能采取主动，除非他知道他的上级会“掩护”他。也许有人会说，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生产企业吗？这是不准确的：在生产企业中，主动性的余地大得多，而且还受到解雇或内部的制裁或惩罚。甚至有人认为，公务员的任期制看似解放了公务员，但却强化了等级制度和行政服从的形式。高级公务员“直接”从部长或省长那里接受命令，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负责执行政策的高级技术人员，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坚持这一政策，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在“公共服务”或“技术”意识形态的掩护下执行这一政策的。命令以“行政”的缓慢方式逐级下达，由于几个部委和几个“大机构”在同一问题上的联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复杂性。事实上，军队、警察部队、宪兵队、CRS、机动卫队、司法机构、法律界、教师等等，这些机构中的一些实际上是封闭的，甚至几乎是秘密的。每个机构都倾向于在自己规定的领域内工作，以避免与其他机构发生冲突，这种意识形态被称为“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团队精神”几乎无处不在，甚至在本身就是分工的教学领域和“地方行政机构”中也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里的分工非常严格（人们知道私法领域的法学家与公法和行政法领域的法学家是完全分开的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器，它由“特殊”的机构组成，这些机构在自己的纪律和自己的“团队精神”的自豪感中自我封闭：可以肯定，只有当国家本身被内部的分隔、机构的分隔和它们的“团队精神”的分隔所分隔时，它才能很好地脱离阶级斗争。
　　但这不是根本原因。要发现这一点，就必须看一看国家的“武装力量”，看一看它的有形力量，而这种力量只是部分可见的。如果说国家是一个“特殊的机器”，这就意味着，与社会上的任何其他组织不同，它“靠公共力量运作”。当然，一个大的资本主义集团可以有它的私人民兵，一个工会或政治组织可以有它的“秩序力量”，但坚持这样的比较是不严肃的：这些力量是“私人的”、弱小的，而且并不总是“合法的”。而国家则拥有成千上万的武装人员，他们或是在训练中等待时机进行干预，或是每天都在干预社会、公共和私人生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接受过肉搏训练，虽然“平时”他们尽可能少地使用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存在和武装程度有所降低，也不意味着他们的人数和纪律性有所降低。请记住列宁的症状所在：“国家是一群武装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武装力量中的一部分，即军队，是看不见的。但其他部队每天都能看到，并不断进行干预。警察每天都在干预，宪兵也是如此，狱警、某些精神病院的护士等等。当你想到遍布全国、贯穿国家所有活动的巨大的控制、制约和监视网络，当你意识到这个巨大的网络的物质条件是合法的公共武力的存在，它拥有武器、监狱、各种监视机构时，你就会意识到，武力在国家中所起的作用可能被低估了。
　　毋庸置疑，这正是国家机器“特殊”性质的本质原因：在国家机器内以国家机器的名义运作的一切，无论是政治机器还是意识形态机器，都是由这种武装的公共有形力量的存在和在场默默支撑的。这种有形的力量并不完全是可见的和活跃的，它常常只是间歇性地介入，或者是隐蔽的和不可见的，这也是它存在和行动的形式之一。利奥泰说：为了不使用武力，有必要显示自己的力量，从而明确指出，只要部署（军事）武力，就足以通过恫吓取得通常使用武力所能取得的结果。还可以进一步说，为了不使用武力，也可以不显示自己的武力。当赤裸裸的武力威胁或法律的力量对特定情况下的行为者明显造成压力时，就没有必要展示武力；隐藏武力可能更有用。因此，1968年5月朗布依埃树下的军车。他们的缺席在“减少”1968年巴黎骚乱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读读格里莫省长吧，他说得很清楚。对资产阶级来说，军车的行动是一件冒险的事情：阿尔及利亚的部分特遣队的叛乱就是这样。
　　因此，如果说列宁之所以说国家是“特殊的机械”、“特殊的机器”，既是指支配国家职能者或代理人的等级关系的机制，也是指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公共的、武装的有形力量，这种力量是国家的核心，影响着国家的一切活动，那么，这种解释也许可以解决国家机器的特殊性问题。然而，这并不能解释马克思和列宁坚持谈论机械，尤其是机器的原因。
　　我提出以下假设，我无意强词夺理，尽管我显然是让他们说出他们所允许的假设，即使他们没有明确地这样说。我直接用肯定的语言表达了这一假设，就好像它已经得到了验证，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因此，我要说，国家是十九世纪〔……〕发现蒸汽机、电磁机等之后强而有力、精确意义上的机器，也就是说，是一种人工装置，它有一个由能量I驱动的发动机和一个传输系统，整个装置的目的是将一种确定的能量（A）转化为另一种确定的能量（B）。
　　这种机器首先是一个人造装置，由发动机、传动系统和机器能量转换的执行或应用机械组成。就机床（或机床工具）而言，这个主体是物质的，包括各种“特殊”的金属部件，它们确保将能量A转化为能量B，并通过工具（通常非常多）将其应用于工具加工的原材料上。
　　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概括说，每台机器，能量转换的场所和手段，都有一个特殊的物质“机体”，由特殊的“金属”制成，都作为能量转换的条件，机器的机体作为一个机械，与它所执行的能量转换功能“分离”。事实上，以蒸汽机为例，机器的金属“本体”与把水变成蒸汽、把蒸汽变成水平运动和圆周运动的煤是完全不同的，与工具及其在原料（棉花等）上的“运作”也是完全不同的。机器的物质本体与它在转化过程中消耗的能量物质的“分离”是机器存在和运转的绝对条件。当然，机器的主体（由不同金属制成的不同部件）在生产过程中也需要能量，但只有当先前的能量完成了它的工作并固定在机器的主体中时，机器才存在：先前的能量不再作为能量介入机器的运行，因为它已经消失在它的结果中：消失在锅炉、活塞、皮带、臂和轮子中，能量转换就是通过它们进行的。
　　我们现在可以转向状态机器，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说机器、理解到它有一个身体，最重要的是，理解它把什么能量转化为其他什么能量。
　　国家有一个物质的“身体”，我们已经知道：它的存在是通过国家是一个机器，而且是一个“独立的”机器这一事实向我们揭示的。于是，国家的“分离”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国家是“独立的”，因为它必然有一个躯体，随时准备产生能量的转化。我们还可以理解，这个物质的躯体是特殊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普通的躯体，而是“不同于其他”的躯体，是由“特殊金属”雕刻而成的，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国家代理人、军队、治安部队、警察和各行政部门的公务员的躯体的“特殊”性质来了解它。关键的问题是：能量的转化，以及国家机器对能量A的转化所产生的能量B的性质。
　　我想说的是，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可以有两种定义。首先，我们可以说，国家是一个动力机器，就像人们所说的打击乐器，印刷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机器是由它所产生的能量（B）来定义的，而能量（B）是前一种能量（A）转化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的是能量转换的结果，而且明确指出，国家是一个权力生产机器，原理上是合法的权力，这不是因为与合法性的道德特权有关，而是因为，即使是专制的，或是“独裁的”，实际上，国家总是有兴趣在必要时依靠法律，在必要时例外，甚至“随心所欲”地违反或中止法律。这对她来说更安全，因为法律也是控制它自己的镇压机器的一种手段。我们都惊愕地知道，最暴虐、最狂热、最可怕的国家都给自己制定了法律，给他们的恐怖和灭绝政权制定了法律；我们知道希特勒制定了关于犹太人和灭绝犹太人的法律。我们还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苏联那样严格遵守自己的法律，在苏联，镇压是有法律选择性的，因此受到保护，因为这是法律所要求的。在这种关系中，国家是生产法律权力的机器。事实上，当国家机器生产的权力与具体事物发生直接关系时，整个政治机器，就像整个行政机构一样，都在花时间生产法律权力、法律、法令和命令，而这些法律、法令和命令都是在适用范围内确立的。我刚才说过，国家不生产任何东西：从生产物质产品的意义上说，这是正确的。但国家机器的大部分活动是生产法律权力，即法律、法令和命令：国家机器的其余活动是控制法律、法令和命令的执行，由国家官员自己执行，他们又受以审计法院为首的监察机构的控制，自然也受法律约束的公民的控制。
　　但是，仅仅把状态机器定义为动力机器是不够的，因为能量B（动力）并没有提供关于产生动力的转化能量（A）的任何信息。那么，被状态机器转化为（合法的）动力的能量A是什么呢？很难说清，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复杂。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再次进行比较，我将说，国家，就第二种关系而言，就它所转化的能量而言，就在它的发动机中“运作”并使其运转以确保其转化为能量B的能量而言，是一种力量机器或暴力机器，就像人们所说的蒸汽机或汽油机一样。
　　在此谈谈蒸汽机。卡诺说的不是蒸汽机，而是火机（或者说“火机”）。因为构成进一步转化的“发动机”的能量A是“火”、热、“热量”，而不是蒸汽。是热能，通过把水转化为蒸汽，利用蒸汽的动能，带动活塞运动，“使发动机运转”。从气体的动能到活塞的“运动”，正确地说，顺序并没有改变，能量是相同的，还是动能，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在稳定状态的煤和燃烧的煤之间，发生了能量的跳跃和变化。
　　让我们回顾一下上面引用的马克思关于机器的文章。当时，马克思几乎只对机器工具感兴趣，也就是说，只对能量转化的最后延伸感兴趣：更确切地说，他只对运动的转化、动能的转化感兴趣，这种转化在过程的最后，当运动被传递到工具时可以观察到，而在机器工具中，工具是由人的手增殖的。事实上，马克思对机器本身并不感兴趣，他说：“机器本身创造了自己的运动能力”（！），并指出，机器的能量是“外在的”（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还是“内在的”，这没有什么区别。人就像瀑布一样，只是从外部推动机器工具。当发动机在“内部”时，就像蒸汽机一样，对马克思来说，事情并没有改变。他不问发动机内部发生了什么，而是平静地、不无道理地写道：从生产技术的角度来看，使生产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不是蒸汽机，而是机床。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马克思对机器工具不感兴趣，但很可能对机器国家感兴趣，尽管马克思有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正在进行的这种比较，原因很简单，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如果国家机器是权力机器，它就把以前的另一种能量——力量能量或暴力能量——转化为权力能量。那么，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力量或暴力的能量A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是阶级斗争的力量或暴力，是尚未转化为权力、尚未转化为法律和权利的力量或暴力。
　　为了避免在这里援引形而上学的力量（叔本华所珍视的“意志”或尼采的“权力意志”与我们所关心的意义完全不同，等等），让我们立即指出，“力”或“暴力”不是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的，“力”代表最强的，“暴力”代表最暴力的，因此，“力”和“暴力”代表一种冲突的差异，在这种差异和冲突中，最强的代表“力”，也就是“力”，最暴力的代表“暴力”，也就是“暴力”。在他们操纵的这个剧场里，有些人希望看到纯粹的力、纯粹的暴力产生适合他们的迷人效果。但我们谈论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中，一个阶级并不强大和暴力，而是因为它占统治地位，因为它对另一个阶级（也是一种力量）施加它的力量和暴力，而它必须压制另一个阶级，进行无情的斗争，使自己比它更强大。这种力量对抗（力量关系是一个概念，因为它是静态的、可数的）的相对稳定的结果（并由国家再现其稳定性）是，事实上，重要的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拥有的动态的过剩力量，正是这种过剩的冲突力量，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构成了能量A，它将被国家机器转化为权力：转化为法律，转化为法律和规范。
　　正如马克思能够说“在西服中，裁缝消失了”（他和他用来裁剪和缝纫的所有能量），在国家中，力量和暴力对抗的整个世界，阶级斗争中最严重的暴力，消失了，有利于它的特殊和唯一的结果是：统治阶级的力量，它并不表现为它是什么：因为它自己的力量就超过被统治阶级的力量，不需要更多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或暴力被国家机器转化为权力。
　　这样，我们就会明白，在新的意义上，国家〔是〕一个独立的机器。因为从只有统治阶级的力量进入国家并在国家中得到承认的那一刻起，阶级统治就在国家中并由国家认可了——更重要的是，它是国家的唯一“动力”，是在国家中转化为权力、法律、法规和规范的唯一能量。是的，只有统治阶级的力量才能进入国家，并在国家中得到承认，而这是通过暴力的“分离”实现的，这种“分离”使统治阶级的力量进入国家，既是对阶级斗争的彻底抛弃和否定，又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阶级斗争的条件。每一个国家都是为了维持这种绝对的、暴力的否定而建立起来的，它的躯体就是“为此而生”的，这一点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但只是描述性的，而我们现在只看到了产生这些令人不安而又令人震惊的效果的理论原因。
　　国家不仅在它的躯体上否定这个“地下世界”，从这个“地下世界”中产生的必然是淹没一切的统治阶级的力量：这种意识形态以千百种形式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否认国家的阶级性质，以便通过国家官员（或与国家有利害关系的党派，或与这种幻想同流合污的党派）信誓旦旦的嘴脸，以保证邮政、铁路、医院和烟草为借口，喋喋不休地宣扬“公共服务”、国家-公共服务的美德！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废止、遗忘和政治压迫行动。正是这一行动巩固并确保了国家的“分离”，而统治阶级最需要的就是国家的“分离”，不仅在意识形态上，甚至在实践中，以确保其领导权的延续。只有武力（=过度的武力）或暴力（=过度的暴力）才能在国家中得到体现，只有它们才能被国家转化为权力，或者只有统治阶级才能进入国家，以便把自己的武力转化为权力、这些原因是阶级的原因，它们被“公共服务”意识形态不幸但有用的嘲弄所掩盖，它们如此牢固地固定在国家机构的本质中，以至于尽管它们是明确的，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们仍然是“秘密”，“隐藏”在整个社会大厦之下。这种“拜物教”，仿佛是偶然的，马克思并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