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列宁和哲学（一九六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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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和哲学^[1]

　　我很感谢贵社肯邀请我来，向贵社提出一份自贵社创立来就用一个不念旧的名词即communication^[2]来称呼而且以后无疑还将长久地继续这样称呼下去的报告。

一

　　一位科学家在一个科学协会面前提出一种communication是理所所当然的。交流和讨论只有在它们是科学的时候，才有可能。可是哲学方面的交流和哲学方面的讨论呢？
　　哲学方面的交流这个说法肯定会使得列宁大笑，憨厚地和爽朗地大笑，当年喀普里（Capri）的渔夫正是根据这种笑声认出了列宁和他们属于同一类并且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人。那正好是在六十年前，即在一九〇八年。列宁当时在喀普里的高尔基家里作客。他喜欢高尔基为人宽厚，赞赏他才能出众，但是仍然把他作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待。高尔基邀请列宁到喀普里去，是要他同一小批高尔基所赞同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即召回派（Otzovists）进行哲学方面的讨论。一九〇八年，第一次十月革命即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受到镇压，处于低潮。在「知识分子」中，包括在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混乱。他们中的一些人组成了一个在历史上以「召回派」之名出名的集团。
　　在政治上，召回派是左派，赞成激进措施：召回党在国家杜（Duma）中的代表，拒绝一切形式的合法行动并且立即诉诸暴力行动。但是这些左派的声明掩盖了右派的理论立场。召回派醉心于一种时髦的哲学，或者说哲学的时髦——由著名与地利物理学家马赫（ErnstMach）从形式上现代化了的「经验批判主义」。这种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的哲学（马赫并不是无名小卒：他在科学史上留下了鼎鼎大名），同彭加勒（Henri Poincare）那样的科学家和杜恒（Pierre Duhem）、莱伊（Abel Rey）那样的科学史家所编造的其它哲学并非毫无相似之处。
　　我们正在开始理解这种现象。当某些科学经历重大革命的时候（那时是数学和物理学），总是会有职业的哲学家出来宣布「科学的危机」（或者说是数学、物理学的危机）已经开始。这些哲学家的声明可以说是正常的：因为有那么整整一批哲学家成天在预言，也就是在等待这些科学咽最后一口气，以便给它们作哲学的临终圣事，ad majorem gloriam Dei。^[3]
　　但是更奇怪的是，同时有一些科学家出来谈论科学的危机，并且突然显示出惊人的哲学才能。他们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哲学家，虽然实际上他们所作的任何时候都只是一种哲学的「练习」：他们以为自己说出的都是启示，虽然实际上他们只是在重复那些来自哲学不能不认为是过去之物的陈腔滥调和古董。
　　我们是干哲学这一行的，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有「危机」的话，那是这些科学家们在面对着科学的成长时把它当成了科学的转化，因而使自己陷入了一种可见的和惊人的哲学危机，就像人们说一个小孩发生了发烧的危机一样。只是他们本能的、日常的哲学变得对他们自己说来可以感知的罢了。
　　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及其一切副产物，波格丹诺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Bogdanov）、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Vasilyevich Lunacharsky）、巴札罗夫（Vladimir Alexandrovich Bazaroy）等人的哲学，就展现这样一种哲学危机。这种危机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为了给这种情况提供点现在的概念，在所有别的措施相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某些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和语言学家今天忙着围绕着「情报理论」（information theory）编造的哲学，就是这同一类的小小哲学「危机」，不过这一次是令人惬意的罢了。
　　那么，这些科学家的哲学危机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他们在哲学上总是具有同样的倾向：他们把旧的经验主义的或形式主义的，也就是唯心主义的论点重新拿出来，加以现代化：因此他们总是把矛盾指向唯物主义。
　　所以，召回派是经验批判主义者，但是既然他们（作为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就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去掉那种批判以前的形而上学即「辩证唯物主义」，而且为了成为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它必须最后给自己补充一种它一向缺乏的哲学，即经科学家们改造和证实了的这种模糊的新康德主义唯心哲学：经验批判主义。这个集团中的某些布尔什维克甚至要把宗教的「真正」人文意义加到马克思主义中去，为此，他们自称为「造神派」。不过这一点我们可以不管。
　　所以，高尔基的目的是邀请列宁去与召回派哲学家们讨论哲学。列宁提出了他的条件：亲爱的马克西莫维奇（Alexei Maximovich），我很高兴看到你，可是我不愿参加任何哲学讨论。
　　当然，这是一种策略态度：因为布尔什维克流亡者的政治团结是最重要的，他们不应该被哲学上的争论分裂开来。但是我们能够在这一策略中看出远远超出于策略之上的东西，即那种我想把它叫作哲学的「实践」的东西，以及实践这个东西哲学意味着什么的意识，一句话，即看出哲学分裂这一无情的重要事实的意识。如果说科学使人团结，并且不是通过分裂达到团结，那么哲学则使人分裂，它只有通过分裂才能达到团结。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列宁的放声大笑了：根本没有哲学交流这种东西，根本没有哲学讨论这种东西。
　　我今天要做的就是评论那次放声大笑，它本身就是一个话题。
　　我冒昧地希望，这个话题将把我们引导到某个地方。
　　它使我立刻向自己提出那个别人也一定会提出的问题：既然任何哲学方面的交流都是不可能的，那么我能在这里说出一番什么样的话呢？它显然是对哲学家们说的话。但是，正像穿袈裟的并不都是和尚一样，听众也不能决定谈话的性质。因此，我的谈话将不是哲学的。
　　然而，由于与我们在理论史中达到的程度有密切联系的必然原因，这将是一次在哲学范围内的谈话。但是这个在哲学范围内的谈话将不完全是关于哲学的谈话。它将是，或者更正确切地说，将尽可能是一次讨论哲学的谈话。这意味着，你们的协会在邀请我来提出一个communication时，已预料到了我的愿望。
　　我希望我能将一点讨论哲学的东西，也就是一点关于哲学理论的粗浅想法交流给你们，如果能那样的话，那么我要说的话也就的确能配得上communication的称呼了。这个哲学的「理论」就是以某种方式预示着科学的东西。
　　我要求你们这样来理解我谈话的题目：列宁和哲学。但不是列宁的哲学，而是列宁讨论哲学。事实上我相信，我们应该归功于列宁的东西，也许不完全是史无前例的，但肯定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我相信我们应该归功于列宁的东西，是能够谈论预示着将来有一天会成为哲学的非哲学理论的一种言说之起点。

二

　　如果列宁对我们现在这个话题的最大功绩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也许能够在这里先来迅速地解决一下在学院派哲学（其中也包括法国学院派哲学）与列宁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悬而未决的争论。因为我也是一个学院派，并且也在教哲学，列宁给学院派扣的「帽子」，如果适合我的话，我也是应该戴的。
　　就我所知，除了把一本杰出的小书献给他的列斐伏尔以外，法国学院派哲学对他是不屑一顾的，尽管他领导了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革命，并且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我们的同胞彭加勒、杜恒和莱伊等人的著作进行了长篇认真的分析：就不必再说其它的了。我希望被我遗忘了的任何名人学者会原谅我，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把共产党人哲学家和科学家写的文章除外，那么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论述列宁的篇章真是凤毛麟角：只有沙特（Jean-Paul Sartre）刊登在一九四六年《现代》（Les Temgps Modernes）杂志上的《唯物主义和革命》（Materialisme et Revolution）一文，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辩证法的历险》（Ad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一书中的某些片断，还有李凯尔（Paul Ricoeur）刊登在《精神》（Esprit）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李凯尔在上面最后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怀着敬佩的心情谈到《国家与革命》，但是看来他并不研究列宁的「哲学」。沙特说恩格斯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不可想象的」，就是说，是一种荒诞不经的东西（Unding），一种连简单思维的考验也经受不住的思想，因为它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批判之前的、康德之前的和黑格尔之前的形而上学；但是沙特慷慨地承认，这种哲学可能有柏拉图「神话」的作用，能帮助无产者成为革命者。梅洛—庞蒂则用一句话把它打发掉了：列宁的哲学是一种「权宜之计」。
　　指控最近一百五十年的法国哲学传统，即使注意到了一切必要的分寸，对我说来也肯定是不得体的，因为法国哲学把这一过去掩埋在沉默中，这种沉默更值得予以公开的指控。它必定真是一种难以经受住考察的传统，因为直到今天，没有一个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敢公开来写它的历史。的确，要有点勇气才敢承认，法国哲学从得比朗（Maine de Biran）和古赞（Victor Cousin），经过腊韦松（Felix Lachev Ravais son-Molien）、哈麦林（Octave Hamelin）、拉希利埃（Jules Lachelier）和布特鲁（Emile Boutroux），到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布伦希维克（LEon Brunschvicg），之所以能从它自己的历史中被拯救出来，是全靠像孔德（Auguste Comte）和涂尔干（Emile Durkheim）这些被它坚决反对的，或者像库尔诺（Antonie August in Cournot）和库屠腊（Louis Courturat）这些被它完全忘却的少数伟大人物；全靠一些严肃认真的哲学史家、科学史家和认识论专家，他们不胜其烦地、默默无闻地培养了使部份法国哲学在最近三十年中得到复兴的人物。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名字；请原谅我在这里只提到已经故去的嘉维叶（Jean Cavailles）和巴歇拉尔^[4]。
　　总之，这个在一百五十年前是笃信宗教的、唯灵论的和反动的，然后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保守的，最后在很晚的时候才是自由主义的和「人格主义的」（personalist）法国学院派哲学，这个突出地忽略了黑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哲学，这个只有在几十年、有时甚至更短的时间以前才开始认真阅读康德，然后是黑格尔和胡塞尔（Edmund Husserl），甚至才开始发现有弗勒格（Gottlob Frege）和罗素（Bertrand Rusell）存在的学院派哲学，为什么会对列宁这个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和政治家感兴趣呢？
　　除了压在这个严格科学传统上的过于沉重的阶级压力，除了它的最「自由主义的」精神对「列宁的不可想象的批判以前的哲学思想」所做的谴责外，我们所继承的法国哲学还抱有这样一种信念，即它无论从政治家还是从政治那里都不可能有任何哲学的东西可学。只举一个例子，只是在不久以前，一些法国学院派哲学家才开始研究伟大的政治哲学理论家马基亚维利（Niccolo Machiaveli）、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aza）、霍布斯（Thomas Hobbes）、格劳修斯（Hugo de Groot）洛克（John Locke），甚至鲁索（Jean-Jacques Rousseau），「我们的」鲁索。只是在三十年以前，这些作家还被作为无用的东西抛弃给文学批评家和法学家。
　　但是，法国学院派哲学坚决拒绝向政治家和政治，从而也拒绝向列宁学习任何东西，并没有做错。凡是涉及政治的一切对哲学都可能是致命的，因为哲学是靠政治生存的。
　　当然，如果学院派哲学读过列宁的著作的话，不能说列宁没有足够地回敬了它，而且「只有多没有少」！请听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是怎样援引德国无产者狄慈根（Josef Dietzgen）的话来谈这个问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会说狄慈根「完全是一个人」靠自学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因为他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

　　「狄慈根眼里的哲学教授是『高谈理想的福利并用生造的唯心主义来愚弄人民的有学位的奴仆』。『正如魔⻤是神的死对头一样，唯物主义者是僧侣教授的死对头』。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对宗教信仰的万能武器』，它不仅反对『僧侣所宣传的那种人所共知的、正式的、普通的宗教，而且反对沉醉的唯心主义者所宣传的清洗过的、高尚的、教授的宗教』。在狄慈根看来，自由思想的教授们的『不彻底性』还比不上『宗教的诚实』，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还『有一个体系』，还有不把理论跟实践分开的完整的人。对于教授先生们说来，『哲学不是科学，而是防御社会民主主义的手段』。
　　『那些自称为哲学家的教授和讲师，尽管主张自由思想，但总是或多或少地沉溺于偏见和神秘主义……他们形成了一个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动集团。』『为了循着正确道路前进而不致被任何宗教的和哲学的谬论所迷感，必须研究错误道路中的错误道路（der Holzweg der Holzwege），即研究哲学。』」^[5]

　　这段话虽然说得很无情，但它还是设法把「自由思想者」和「完整的人」加以区分，后者即使信仰宗教，却有一个不只是纯思辨的，而且是铭刻在他们实践中的「体系」。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它是用列宁援引狄慈根的一句令人吃惊的话作为结尾，那决非偶然：我们需要循着正确道路前进；但是为了循着正确道路前进，必须研究哲学，即「错误道路中的错误道路」（der Holzweg der Holzwege）。老实说，这表示，如果不研究，如果最终没有一种作为错误道路的哲学理论，就不可能有正确道路（在科学中，尤其是在政治中）。
　　最后，而且比我刚才提到的一切理由都更为重要，无疑是由于下面这种原因，使列宁让学院派哲学感到难以忍受，而且为了不致伤害任何个人，可以说，如果不是让一切哲学家，就是让绝大多数哲学家，不管是学院派与否，都感到难以忍受。他在过去和现在，在这一场合或那一场合，在哲学上让每一个人（显然也包括我自己）都难以忍受。之所以令人难以忍受，基本是因为，不管对他的哲学的批判以前的性质和他的某些范畴的粗略表述可能有什么看法，哲学家们感觉到并且明白，这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他们感觉到并且明白，列宁根本不在乎他们有什么反对意见。他不在乎，首先是因为他对它们早有预见。列宁自己曾说过：「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在这方面修养很差」（一九〇八年二月七日给高尔基的信）。他会说：「我知道我的提法和定义是含糊的，未经琢磨的；我知道哲学家们要指责我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但是列宁补充道：「问题不在那里。我不仅不谈他们的哲学，而且也完全不像他们那样谈哲学。他们谈哲学的方式只不过是把宝贵的聪明才智用去进行哲理上的反复思考。而我以另一种方式对待哲学，我像马克思所打算的那样按照实际情况来实践它。正因为如此，我相信我是「辩证唯物主义者」。」
　　这一切都写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里，或是直接写出来，或是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作为哲学家的列宁使得大多数哲学家难以忍受的原因，这些哲学家不想知道，也就是说不愿意承认，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不是真正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论述是不是在形式上无可非难，他们是不是关于康德的「自在之物」说了蠢话，他们的唯物主义是不是批判以前的，等等。因为所有这些问题现在是，而且一向是在一定的哲学实践内部提出的。真正的问题正好在于列宁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哲学实践，而使这种传统的实践成了问题。
　　这种不同的实践包含有某种类似哲学存在方式的客观知识的承诺或轮廓。这就是把哲学看成是Holzweg der Holzwege的知识。但是哲学家和哲学所最难以忍受的事情，也许正是这种知识的观念。哲学所不能忍受的，是能够改变哲学的传统实践的那样一种关于哲学的理论（即客观知识）的观念。这样一种理论对哲学可能是致命的，因为它是靠它的完全否定生存的。
　　因此，学院派哲学不能容忍列宁（完全同马克思一样），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是同一回事。一方面，它不能忍受它可能有东西要向政治和政治家学习的观念。另一方面，它不能忍受哲学可能是一种理论即一种客观知识的对象的观念。
　　加之，胆敢提出关于一种哲学理论对真正自觉的和负责的哲学实践极为必要的观念的，还是像列宁这样的政治家，一个「天真汉」和哲学自学者，那就显然太过份了······。
　　在这里，哲学，不管它是不是学院派的，也没有做错：它对于这种看来偶然的邂逅，包括一个普通的政治家向它提议什么是哲学知识的起源，做出这样顽强的抵制，那是因为这种邂逅正中传统哲学只是思索着的要害，正好击中最敏感的地方，难以忍受的地方，忌讳的地方——正是在这个地方上面，哲学为了在它的理论中认识自己就必须承认：它只是政治的某种外衣、某种延续、某种思考。
　　列宁碰巧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同样碰巧，他能够这样说，只是因为他是一个政治家，而且不是随便什么样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领袖。正因为如此，列宁为哲学思考所不能容忍，正像弗洛伊德为心理学的思考所不能容忍一样——我这样说是经过仔细考虑的。
　　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列宁和固有的哲学之间有的不仅仅是误解和偶然冲突，甚至也不仅仅是在这个成为革命领袖的小学教师和小律师的儿子曾率直地宣布哲学教授们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教育系统中充当向青年学生灌输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教条（不管是批判的还是后设批判）的思想家的这时候，使他们的感觉受到了伤害而作出的这种反应^[6]。在列宁和固有的哲学之间还有一种特别不能忍受的关系：即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在它忌讳的地方，即在政治这一点上被触到了痛处的这种关系。

三

　　但是，在我们能看清楚列宁和哲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达到这个地步之前，我们必须往后退一退，而且在讨论列宁和一般哲学之前，我们必须先确定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因此必须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状况问题。
　　我不希望在这里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轮廓。我没有资格这样做，因为有一个带决定性的原因：我必须确切地知道我打算写某某东西的历史的这个某某到底是什么，我也必须能够知道这个某某有历史还是没有历史，也就是说，它是有权有历史还是没有权没有历史。
　　我不想描述（即使很简略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我想按照历史上相继出现的一些作品和著作，证明一种对症解读的难题（une difficalte symptomatique）的存在。
　　这种难题引起了一些著名的争论，它们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人们给这些争论最常取的名称标志着这种难题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什么？是科学还是哲学？马克思主义在实质上是哲学，即「实践哲学」吗？但是那样的话，马克思提出的科学要求又是什么呢？相反，马克思主义在实质上是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的科学吗？但是那样一来，它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或说得更正确一点，如果我们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之间的古典划分，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这个划分：是按传统方法还是按新的方式呢？或说得更正确一点，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或说得更正确一点，什么是辩证法，它仅仅是一种方法呢还是是全部的哲学呢？
　　这种引起了这么多争论的难题，是一种对症解读的难题。我想要用这点来表明，它证明现实有一部份是神秘的，我刚才提到的那古典的问题是对它的某种处理，也就是某种解释。很概括地说。这些古典的说明只是用哲学问题（questions）的方式，从而是在我所说的哲学思考的范围之内来解释这种难题的。然而毫无疑义，一定要按完全不同的方式，按照probleme（问题提法）^[7]的方式，也就是按照客观（因此科学）知识的方式来思考这些难题和这些难题不能不引起的这些哲学问题。无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理解这样一种概念混淆，这种概念混淆已使得人们用不成熟的哲学问题的方式来思考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的重要理论贡献，即坚持有某种完全可以产生出哲学作用的问题提法，但只是在它本身归根到底不是哲学问题的限度内才是如此。
　　如果我有意使用了这些预先包含有某种区别的名词（科学的probleme，哲学的question），这不是为了评判那些有这种概念混淆的人，因为我们都有这种概念混淆，我们很有理由认为这种概念混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混淆的这种情况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一些必然的原因，一向是而且至今仍然是陷在这种概念混淆之中。
　　因为最后，只要看一眼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剧院，就可以看到它上演着一台非常独特的戏。假定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搁置一边（我知道这是要求一种有些人认为难以接受的让步，尽管我提出的论据很有力），假定我们同意马克思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决心「把他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因此是他思想中的一种决裂和转变，那么，当我们考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断裂」的第一个迹象，一八四五）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Anti Dithring）（一八七七年）之间发生的情况时，我们就不能不对长时间的哲学空白感到吃惊。
　　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宣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简单的话似乎承诺将有一种新的哲学，一种不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的哲学。况且，半个多世纪以后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接着葛兰西都是这样理解它的，他们两人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上说成是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实践哲学」。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句带有预言性的话并没有马上产生出任何新的哲学，无论如何没有产生出任何新的哲学言说，完全相反，它只是开始了一个长时期的哲学沉默。这一长期的沉默只是被一次完全像是未被预料到的偶然事件所公开打破的，这就是恩格斯的一次突然的介入：他被迫与杜林进行意识形态的搏斗，这位盲目无知的数学教员当时正开始对德国社会主义产生危险的影响，恩格斯为了防止这位数学教员的「哲学」著作带来的政治后果，不得不跟着他进入他自己的「领域」。
　　所以，这里的确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形势：一条似乎宣布了哲学革命的提纲。然后是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哲学沉默。最后是恩格斯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把一些即就的哲学论战篇章作为对马克思科学理论出色的概括引介，发表出来了。
　　应不应该得出结论，当我们把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理解为是宣布一次哲学革命时，我们是一种怀旧的哲学幻想的牺牲品呢？又是又不是。但是在说不是以前，我想应该首先严肃地说是：是，我们基本上是一种哲学幻想的牺牲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宣布的东西，是使用着宣布与一切「解释」性哲学决裂的必要哲学语言，是某种与新哲学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新的哲学、历史的科学，马克思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为它奠定最初的、仍然极其脆弱的基础。
　　因此，紧接在第十一条提纲的宣布之后的哲学的空白，是科学的充实，是紧张、漫长而艰苦的劳动的充实，这种劳动把一种史无先例的科学摆在书架上，马克思为了这一种科学献出自己整个一生，直至他永远也不能完成的《资本论》的最后草稿为止。正是这种科学的充实首先能够最深刻地说明，即使第十一条提纲带有预言性地宣布了一件将在哲学上留下自己痕迹的事件，它也不能产生出一种哲学，而是必须宣布彻底废除一切现存哲学，以便给马克思科学发现的理论酝酿工作以优先地位。
　　大家知道，这种对哲学的彻底废除清清楚楚地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在那部著作中说，必须清除一切哲学幻想，着手研究实际现实，撕碎哲学的帷幕，最后如实地看待现实。
　　《德意志意识形态》把对哲学的这种废除建立在这样一种哲学的理论上，这种理论把哲学看作幻觉和神秘化，或者甚至看作梦，这种梦是由我将称作具体人们的现实历史的白昼残迹构成的，这些白昼的残迹具有包含着被颠倒的事物秩序的纯粹印象存在。哲学像宗教和伦理一样，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没有历史，似乎在其中发生一切实际上发生在它之外，即发生在唯一现实的历史、人们的物质生活史中。科学则是通过破坏那些掩盖现实的各种意识形态把它揭示出来的行动所获知的这个现实本身，而在这些意识形态中首屈一指的就是哲学。
　　让我们在这个戏剧性的关键地方停一停，探究一下它的意义。第十一条提纲所宣布的理论革命实际上是一种新科学的基础。使用巴歇拉尔的概念来说，我相信我们能够把开始这一新科学的理论事件看作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断裂」。
　　马克思创立了一种新的科学，就是说，他在以前只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地方制定了一个新的科学概念体系。马克思在以前只有历史的哲学的地方创立了历史的科学。当我说马克思在以前由历史的哲学垄断的领域中组织了科学概念的理论体系时，我是在使用一个隐喻，而且它只不过是隐喻而已：因为它暗示，马克思是在同一个空间，即历史的空间，用一种科学理论取代了各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实际上，这个领域本身是被改组了的。
　　但是在作了这个重大的保留以后，我建议暂时仍然使用这个隐喻，而且甚至给它赋予一种还要更加确切的形式。
　　如果我们果真考虑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科学发现，那么看来我们可以把我们称作科学的东西作为一些局部的构成同我们将称作伟大理论大陆的东西联系起来。我们现在已经拥有的间隔，使得我们能够不用预料无论是我们还是马克思都无法「在自己锅中炮制出的」未来，而扩大使用我们这个经过改进了的隐喻，并且说，在马克思之前，持续的认识论上的断裂向科学认识只开拓了两个大陆：希腊人的数学大陆（由泰勒斯或那个神秘名字所表示的人们开拓的）和物理学大陆（由伽利略及其后继者开拓的）。像由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的认识论上的断裂所创立的化学这样的科学，是在物理学大陆内部的一门地区性科学：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那里的。像生物学这样的科学也成为物理学大陆的一部份，它在十年前才刚刚通过与分子化学结合结束了它的由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门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开始的认识论上的断裂的第一个阶段。现代形式的逻辑学成为数学大陆的一部份，等等。另一方面，很有可能弗洛伊德的发现已开拓了一个新的大陆，我们才刚刚开始发现它。
　　如果这个隐喻经得住对它扩大使用的考验，那么我们就能提出下面的命题。马克思通过认识论上的断裂为科学认识论开拓了一个新的、也就是第三个科学大陆，历史的大陆，这一认识论上的断裂最初的、仍然很不确定的开端先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宣布的，后来写进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显然，这一认识论上的断裂不是一种瞬息即逝的事件。甚至有可能，人们可以通过递进法，在涉及到它的某些细节的地方赋予它一种过去的预感。无论如何，这一断裂在最初的迹象中变得可见了，但是这些迹象只是一种无穷无尽的历史开端的开端。像任何一个断裂一样，这一断裂实际上是一种持续的断裂，在它内部可以看到各种复杂的改组。
　　事实上，这种影响到基本概念及其理论成份的改组，人们可以在马克思依次写成的这一连串著作中具体地看到：一九四七年的《共产党宣言》和《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一八五九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八六五年的《工资、价格和利润》（Wages, Price and Profit），一八六七年的《资本论》第一卷，等等。在列宁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不幸被社会学家们忽视了的那部叫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of Russia）的无与伦比的经济社会学著作中，在《帝国主义论》（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中等等，又有其它的改组和发展。不管我们是否承认这个事实，我们今天仍然处在由这个断裂所标志和开拓的理论空间中。像开拓了其它两个我们所知道的大陆的其它两个断裂一样，这个断裂开创了一种永远不会结束的历史。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应该把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看作是宣布一种新的哲学，而应该把它看作是宣布与哲学决裂，以便为建立一种新的科学扫清道路。正因为如此，从彻底废除一切哲学到那次产生《反杜林论》的哲学篇章的意外「偶然事件」为止，有一段漫长的哲学沉默，在这期间只有新的科学说话。
　　当然，这种新的科学是唯物主义的，但是任何科学都是这样的，正因为如此，它的一般理论被称作「历史唯物主义」。这里的唯物主义完全只是科学家对其对象的现实的严格态度，这种态度使得科学家能够理解恩格斯所说的「不带任何外来附加物的自然界」。
　　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有点古怪的说法（因为我们并不用「化学唯物主义」的说法来指化学）中，唯物主义这个词语既表示同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行决裂，同时又表示为历史建立科学性。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历史的科学。如果有某种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可能在某一天诞生的话，那么看来它必定是在那种是把哲学改组同招致这种哲学改组的科学革命分隔开的漫长间隔以后，从这种科学的孕育过程中诞生出来的，这种科学肯定是现有各种科学的一个很独特的姐妹，但是不管它如何古怪，仍然是它们的一个姐妹。
　　的确，为了更深入探讨这种哲学沉默的原因，我想要提出一个关于科学和哲学之间关系的论点，而只限用于经验事实来说明。列宁曾用这样一个基于经验事实的评语做他的书《国家与革命》的开头：国家并不是一向存在的，国家的存在只在阶级社会中才可以看到。同样，我要说：哲学并不是一向存在的；哲学的存在只在包含着被称作科学或许多科学的东西的世界中才可以看到。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一种理论的学科，也就是观念的（ideelle）和论证的学科，而不是经验结果的总汇。
　　这里就是我对这个论点所做的经验事实的简略说明。
　　为了使哲学诞生或重新诞生，必须有一种以上的科学存在。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只是从柏拉图才开始，它的诞生是由希腊数学的存在造成的：它被笛卡儿弄得乱七八糟，它的现代的革命是由伽利略的物理学造成的：它被康德在牛顿发明的影响下进行了改铸：又被胡塞尔在头一批公理体系激励下进行了改造，等等。
　　我只提出这个还需要受到检验的论点，目的是要以仍然是经验的方式指出，归根到底，黑格尔说哲学要等黄昏到来时才会起飞，并没有说错：科学是在黎明时诞生的，那时已经生活漫长的一整天了。因此，哲学总是落在使它的最初形式诞生出来和在它革命中再诞生出来的科学后面漫长的一整天。这漫长的一整天可能持续几年、几十年、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
　　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科学断裂的震动并不使自己立即被感觉到，它要改组哲学还需要时间。
　　毫无疑问也应该得出结论，哲学孕育的工作是与科学孕育的工作密切联系的，是交错在一起的。很清楚，新的哲学范畴是在新的科学的工作中制定出来的。但是下面这种情况也是真的，即在某些场合（确切地说：柏拉图、笛卡儿），被称作哲学的东西也充作使新的科学概念所需要的新范畴得以确定的理论实验室。例如，伽利略物理学碰上亚里士多德的原因——这个「认识论上的障碍」，不正是在笛卡儿主义中制定出了它所必要的新因果性范畴吗？如果我们此外再考虑到，我们所熟悉的伟大哲学事件（从柏拉图以后的古代哲学，从笛卡儿以后的现代哲学）都是与希腊数学和伽利略物理学这两个科学大陆的开拓所产生的诱因有明显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能够就我认为我们能够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宣布（因为这一切仍然是根据经验事实的）某些推论。有三点推论：
　　第一点推论。如果马克思真的为科学认识开拓了一个新的大陆，那么他的科学发现就应该在哲学中引起某种重要的改组。第十一条提纲也许早了一点，但它的确宣布了哲学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看来可能是这样。
　　第二点推论。哲学只是靠落后于科学的诱发而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落后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看来的确是这样。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反杜林论》之间的三十年荒芜时期证明了这一点，后来的某些漫长的停滞时期，我们和许多其他人仍然在踏步不前的时期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点推论。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已落后了一段距离，我们有机会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孕育中为制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找到比我们可能预期的更为先进的理论因素。列宁曾说，我们应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寻找他的辩证法——他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资本论》必定包含某种用以完成或锻造新的哲学范畴的东西：它们肯定在《资本论》中以「实践状态」起着作用。看来可能是这样。必须解读《资本论》，把它们找出来。
　　白昼总是漫长的，但是幸运的是，它已经快到了尽头了，看：黄昏即将来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起飞了。
　　如果把这几个推论作为指导线索，它们就会给我们的关怀和希望以及我们的某些思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理出一个头绪来。我们现在就能够理解，马克思尽管迫于贫困、忙于科学工作和政治领导，他没有写出他梦寐以求的辩证法（或哲学），其最终原因，不管他当时可能怎么想，并不是他没有「找到时间」。我们现在就能够理解，恩格斯在突然被迫（像他说的那样）「在哲学问题上发言」的时候，不能够使职业哲学家们信服，其最终原因并不是一场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论战的即就性质。我们现在就能够理解，《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哲学上的限制性的最终原因不仅仅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制约有关。
　　我们现在能够来谈这个问题了。马克思不能找到的时间、恩格斯在哲学上的仓卒上阵、使列宁被迫只是用敌人自己的武器回敬敌人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规律，其中每一项都是很好的借口，但是它们加在一起并不成其为理由。
　　最终的原因是时机尚未成熟，黄昏尚未来临，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恩格斯或列宁都还不能写出马克思主义所缺乏的伟大哲学著作。如果说他们的出现的确迟于这种著作所依赖的科学的话，那么对哲学来说，他们三个人都仍然多少来得太早了，哲学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没有必要的落后是不能诞生出来的。
　　从这种必要的「落后」的概念出发，一切应该变得很清楚，包括像青年卢卡奇（Gybogy Lukacs）和葛兰西这种人以及其他许多没有他们那种天赋的人的误解——他们对这种哲学诞生之迟缓感到如此不耐烦，以致他们宣布它很早以前，从一开始，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起，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本身开始之前好久就已经诞生了，他们为了向他们自己证明这一点，干脆宣布，既然每一种科学都是「上层建筑」，而且每一种现存的科学由于是资产阶级的而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就只能是「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一种哲学，一种黑格尔以后的哲学或「实践哲学」。
　　从这种必要的「落后」的概念出发，其它许多困难，甚至马克思主义组织及其失败和危机的政治历史中的困难，也能变得很清楚。如果真的像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所声称的那样，阶级斗争史——实际上是人类史——上的最伟大事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统一，那就很清楚，这种统一的内部平衡可能受到那些被叫作偏向的理论失误的威胁，不管这种理论失误多么微小；我们就能够理解，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接着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列宁只是叫作各派的「色彩」的东西展开无情的理论争论的那种政治意义，因为正像列宁在《怎么办？》中说的那样，「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所以，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它现在这个样子，既是科学又是哲学，而且这个哲学必然落后于科学，科学在其发展中又受到这种情况的阻碍，我们就可能不禁要认为，这种理论上的偏向从根本上说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因为阶级斗争对理论和在理论中的影响，而且也因为理论本身内部的混乱（decalage）。
　　事实上，如果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过去，我们就能够叫出那些会导致无产阶级巨大历史性失败（譬如说第二国际的失败）的理论偏向的真正名称。这些理论偏向叫作：经济主义、进化论、唯意志论、人道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等。从根本上说，这些偏向是哲学偏向，从恩格斯和列宁开始的伟大工人领袖都是把它们作为哲学偏向谴责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非常接近于理解这些偏向之所以甚至压倒了那些谴责它们的人的原因了：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落后这一点，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必然的吗？
　　更进一步说，如果情况是如此，而且甚至在今天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危机之中也是如此，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尽可在历史所指派和信托给他们的任务面前浑身打颤——因为对那个任务盼望已久，它一旦到来时就显得突然。如果真的像许多迹象表明的那样，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落后可以部份地被克服，那么这不仅将使过去得到阐明，而且也许还将使未来得到改造。
　　在这被改造了的未来中，将一视同仁地对所有会不得不生活在政治上刻不容缓和哲学上停滞落后的矛盾中的人们作出公正评价。将对最伟大人物之一的列宁作出公正评价。这公正评价就是：他的哲学著作那时将是完善的。完善的意思，就是完成和改正了的。我们肯定应该对这个就政治而言幸运地生达其时，而就哲学而言却不幸出生得过早的人表示我们的敬意。毕竟，谁能选择自己的出生日期呢？

四

　　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已向我们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落后于历史科学的原因，我们现在就能够直接来谈列宁和他的著作了。但是这样一来，我们的哲学「梦」就将消失：事物并不像梦那样简单。
　　让我先提出我的结论。不，列宁并没有对哲学说来出生得过早。任何人都不会对哲学说来出生得过早。如果说哲学落在后边，如果说这种落后是使哲学成其为哲学的东西，那么怎么可能落在一种没有历史的「落后」后边呢？如果我们无论如何还要继续谈论落后，那么正是我们恰恰落在列宁后边。我们的落后只是犯错误的另一种叫法。因为我们在哲学上弄错了列宁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列宁和哲学之间的关系肯定是在哲学之中、在把哲学作为哲学构成的「游戏」内部表达的，但是这些关系并不是哲学的，因为这个「游戏」不是哲学的。
　　我要力求以简明而系统的、从而必然是非常概括的形式来说明这些结论的理由，同时把列宁的伟大「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作为我分析的对象。我将把这一说明分成三部份：
　　1．列宁的伟大哲学论点。
　　2．列宁和哲学实践。
　　3．列宁和哲学中的党性。
　　在论述每一部份时，我都要设法表明哪些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中的新东西。
　　1．列宁的伟大哲学论点
　　和任何人一样，我所说的论点是指在哲学论述中所记录下来的列宁所采取的哲学立场。我暂且不管提供学院派哲学不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挡箭牌或借口的反对意见，如：列宁的范畴术语、他作为参照的历史背景和甚至他某些无知的表现。
　　这是一件本身就值得予以特殊研究的事实：甚至在那篇将我们骤然带回到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和狄德罗（Denis Diderot）那里去的令人吃惊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代绪论》中，列宁在许多方面将自己置于十八世纪经验主义的理论空间中，也就是置于一种「正式」是批判以前的哲学的问题设定中，因为一般认为哲学从康德起「正式」成为批判的。
　　只要我们注意到了这种参照系的存在，只要我们知道它的结构的逻辑，我们就能够把列宁的一些理论表述统统解释为是这种逻辑的结果，包括他为了使经验主义的范畴术语转过来反对经验主义而加在它上面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曲解。因为，如果他的确是在客观经验主义（列宁甚至说「客观感觉主义」）的问题设定之内思考，如果在这个问题设定内思考的事实常常不只是影响他的思想的表述，而且甚至影响他的思想的某些活动，那么任何人也不能否认列宁真的思考了，也就是系统而严密地思考了。这种思考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它陈述了某些论点。这就是按其赤裸裸的本质陈述的论点。我在其中挑出三个：
　　第一个论点，哲学不是科学。哲学与科学不同。哲学范畴与科学概念不同。
　　这是一个主要的论点。让我指出它的命运攸关的决定性的一点：物质的范畴，这的确对唯物主义哲学和对所有希望它得救、即希望它死去的哲学生灵来说都是一块试金石。现在列宁明确地说，哲学的物质范畴和科学的物质概念之间的差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来极为重要：
　　物质是哲学范畴。^[8]
　　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种特性分不开的。^[9]
　　可见，物质的哲学范畴是关于存在的论点和关于客观性的论点结合在一起的，决不能同物质的科学概念的内容相混淆。物质的科学概念说明跟科学的历史状况相应的关于这些科学的对象的知识。物质的科学概念的内容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即深化而发生变化。物质的哲学范畴的意义则不发生变化，因为它不适用任何科学对象，而是肯定一个对象的任何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物质的范畴不能发生变化。它是「绝对的」。
　　列宁从这种差别中引出的结论是极其重要的。首先，他恢复了当时所谓「物理学危机」的真实情况：物理学并没有处在危机中，而是在发展中。物质没有「消失」。只是物质的科学概念在内容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它在将来任何时候都要继续发生变化，因为知识的过程就其对象本身说来是无穷无尽的。
　　物理学的假科学危机只是一种哲学的危机或恐惧，意识形态家们在其中公开对唯物主义进行攻击，即使他们当中有些人也是科学家。当他们宣布物质消失的时候，我们应该听到他们未说出声来的希望：唯物主义消失了！
　　列宁谴责和打败了所有那些以为自己的时运已到的昙花一现的哲学科学家。这些人物今天还留下什么呢？谁还记得他们呢？我们至少必须承认，列宁这个哲学门外汉至少有很好的判断力。哪个职业哲学家能够像他那样毫不犹豫或迟延地、那样充满信心地在一场看来毫无希望的战斗中完全单枪匹马地对所有的人作战呢？我倒希望有谁能给我举出一个名字来——除了胡塞尔之外，他当时是列宁反对经验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客观盟友，但是他只是一个暂时的盟友，而且是不能与列宁配合的盟友，因为胡塞尔作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相信有他自己要去的地方。
　　但是列宁这个论点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当时场合。如果说绝对必须把物质的哲学范畴同所有科学概念加以区分的话，那么那些把哲学范畴作为科学概念应用于科学对象的唯物主义者们就是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例如，那些把物质和精神或物质和意识这种范畴对立作为概念使用的人，十之八九要陷入同义反复，因为「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即在哲学中）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即在科学中），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10]
　　我不能深入探讨其它范围极其广泛的结果，例如，按列宁的观点，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差别必然开拓出一个关于知识史的理论的领域，又例如，列宁在他的理论中宣布了所有真理（应理解为一切科学知识）的历史局限性，他把它看作是一个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差别的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就是用一对范畴同时考虑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差别，又考虑关于建立科学史理论的必要性）。
　　我只要求你们注意下面这一点。把哲学和科学、哲学范畴和科学概念加以区别，实际上就是采取一种反对一切形式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彻底哲学立场：反对甚至某些唯物主义者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反对自然主义、反对心理主义、反对历史主义（关于这一点，参看列宁反对波格丹诺夫的历史主义的激烈论战）。
　　必须承认，对一个很容易被人根据他的一些提法把他视为批判以前的和康德以前的人物的哲学家说来，这不是很坏的，更确切地说，这甚至是令人惊异的，因为很清楚，在一九〇八年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未曾读过一行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而只满足于贝克莱和狄德罗。然而，由于某些奇怪的原因，他在当时「无所不批」的哲学的宗教大合唱中表现出了对他的实证主义对手的「批判」意识和出色的战略洞察力。
　　最令人吃惊的是，列宁居然能够正是在一个作为参照的经验主义问题设定的领域中采取这种反经验主义的立场。在用经验主义的基本范畴思考和表达自己的同时能够成为反经验主义的，这肯定是一种反常情况，肯定要给任何准备考察它的真诚的哲学家提出一个小小的「问题」。
　　这是不是碰巧表示，哲学的问题设定，它的范畴说明和哲学表述的领域同所采取的哲学立场相对无关呢？这是不是表示，在看来构成哲学的东西中基本上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呢？真奇怪。
　　第二个论点。如果哲学不同于科学，那么在哲学和科学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由唯物主义的客观性论点展现。
　　这里有两点是基本的。
　　这一点涉及科学知识的本性。包含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意见，在《哲学笔记》（Philosophical Notebooks）中被继续提出、阐明和深化了：它们的意见完全符合列宁在他的科学实践概念内部所表示的反经验主义和反实证主义。在这方面，列宁也必须被看作是一个以真正实践家的身份谈论科学实践的见证人。只要读一读他在一八九八年和一九〇五年之间论述《资本论》的文章和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分析，就足以看出，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家的科学实践，是经常伴随着他的哲学文章只是以一般化形式呈现的敏锐的认识论思考。
　　列宁所揭示的——而且在他这样做时所使用的又是可能被他的经验主义参照材料所污染了的范畴（如反映范畴）——就是科学实践的反经验主义、科学抽象的决定性角色，或者更确切地说，概念系统性的角色以及用更一般的说法，理论本身的角色。
　　在政治上，列宁以批判「自发主义」闻名，应当指出，这种批判不是针对人民群众的自发性、创造性和聪明才智的，而是针对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在颂扬群众自发性的幌子下，利用它来从事错误的政治。但是人们一般不了解，列宁在他的科学实践概念中恰好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列宁写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他同样也可以写道：「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科学知识的生产。」他捍卫科学实践中的理论需要同他捍卫政治实践中的理论需要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反自发主义于是采取了反经验主义、反实证主义和反实用主义的理论形式。
　　但是，正像他在政治上的反自发主义以最深刻地尊重群众的自发性为前提一样，他在理论上的反自发主义以极其尊重知识过程中的实践为前提。无论在他的科学概念中还是在他的政治概念中，列宁一刻也没有陷入理论主义。
　　这一点使得我们能够理解第二点。唯物主义哲学在列宁眼中是与科学实践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这个论点应该从两层意义上理解。
　　首先，在第一层意义上，这是极其古典的一层意义，它说明我们在把一切哲学同科学联系在一起的关系的历史中所能经验地观察到的东西。对列宁说来，科学中发生的事情是哲学所特别关心的。伟大的科学发现引起哲学中的重要改组。这是恩格斯的著名论点：唯物主义随着每一个伟大科学发现而改变形式。恩格斯为自然科学发现（细胞、进化、卡诺Nicolas Leonard Sadi Carno原理等）的哲学结果而入迷，但是列宁以更好的方式捍卫了这同一论点：他表明，使得唯物主义哲学必须改组的决定性发明与其说是出自自然科学，不如说是出自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
　　在第二层意义上，列宁举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据。这里他不再谈论一般哲学，而是谈论唯物主义哲学。后者特别关心科学实践中发生的事情，但是是以它自己特有的方式，因为它在它的唯物主题论点中展现科学家们关于他们科学对象的存在和他们知识的客观性的「自发的」信念。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不断重复说，大多数自然科学专家是「自发的」唯物主义者，至少这是他们自发哲学的倾向之一。列宁在反对科学实践的自发主义的各种意识形态（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同时，承认在科学实践的经验中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其重要的自发唯物主义倾向。他这样就把需要用以思考科学知识的特殊性的唯物主义论点同科学实践者的自发唯物主义倾向相互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表达同一个关于存在和客观性的唯物主义论点。
　　让我预先说，列宁坚持肯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证明这里我们正讨论到一个决定性的波节点（nodal），如果可以的话，我将把它叫作第一号波节点。
　　但是，正是在提到科学家自发哲学的当中，出现了将使我们看到完全不同性质的另一个决定性波节点的某种重要的东西。
　　第三个论点。这里列宁又是接受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中所阐述的一个古典论点，但是他赋予它前所未有的意义。这个论点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倾向之间的古老斗争史看作是哲学的历史。必须承认，就其粗率的程度来说，这个论点是跟大多数职业哲学家的信念直接相抵触。如果他们打算阅读列宁的著作（他们总有一天必须这样做），他们就都会承认，列宁的哲学论点并不像传闻的那样粗浅。但是我担心他们会顽强地抵制这最后一个论点，因为它势将伤害他们最深刻的信念。它显得太过于粗俗，只适用于公开的、即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争论。说全部哲学史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那就似乎把哲学史的全部财富看得太不值钱了。
　　事实上，这个论点等于宣称，本质上哲学没有真正的历史。一部只不过是两种基本倾向之间的倾轧一再重复的历史是什么呢？斗争的形式和论据可能变化，但是如果整部哲学史只是这些形式的历史，那么，只需把它们归结成为它们所代表的不变的倾向，就能使这些形式的变化成为一种没有输赢的游戏。说穿了，哲学没有任何历史，哲学是那样一个奇怪的理论场所，那里真正发生的是「无」，除了这种对「无」的重复以外什么也没有。说在哲学中发生的是「无」，是说哲学不通往任何地方，因为它是条走不通的胡同：它所开辟的道路，正像狄慈根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以能很久说过的那样，是Holzwege，即走不通的错误道路。
　　此外，这是列宁实际上提出的东西：他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头几页起就说明，马赫只是重复贝克莱，他用来与这点相对的是他自己对狄德罗的重复。更糟的是，可以看出，贝克莱和狄德罗是相互重复的，因为他们关于物质—精神这一对立是意见一致的，只是对它的用语安排得不同罢了。他们的哲学的「无」，只是在一个不变的范畴对立（物质—精神）中的这种用语倒转的「无」，它在哲学理论中就代表在这一对立中对峙的两种对抗倾向的游戏。因此，哲学的历史只不过是这种来回重复的用语倒转的「无」。此外。这个轮点将给关于马克思把黑格尔倒转过来的著名说法恢复意义，恩格斯甚至说黑格尔只不过是先前的一次倒转而已。
　　在这一点上，必须承认列宁的坚决主张绝对没有任何限度。至少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因为在《哲学笔记》中他在这一点上的语调有了变化），他抛弃了哲学力图用以思考其「对象」的一切理论上的色彩、差别、独创和微妙之处：它们都只不过是诡辩、吹毛求疵、教授的遁词、迁就和妥协，其唯一目的在于掩盖全部哲学所从事的争论中的真正本质，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基本倾向之间的斗争。就同在政治上一样，没有第三条道路，没有权宜之计，没有折衷立场。基本上，只有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所有不公开宣布自己站在某一方面的人们，都是「差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康德、休谟David Hume）。
　　但是，因此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说，如果哲学的全部历史只不过是对完成同一场斗争所使用的论据的重新考察，那么哲学就只不过是一场倾向斗争，即康德所说的Kampfplatz，然而这样一来，它又把我们抛回到意识形态斗争的完全主观性中去了。这就是说，在科学有对象的意义上，哲学严格说来没有对象。
　　列宁说到这种桯度，这证明列宁是一个思想家。他宣布，正像不可能证明（或拒绝：狄德罗为此感到恼火）唯心主义的原则一样，不可能证明唯物主义的最终原则。之所以不可能证明它们，是因为它们不能成为知识的对象，这里所说的知识类似那种能证明自己对象属性的科学知识。
　　就这样，哲学没有任何对象。但是，现在一切都各得其所。如果说在哲学中什么也不发生，那正是因为它没有任何对象。如果说在科学中确实有某种东西发生，那是因为科学有对象，科学能增加对其对象的知识，这就给予科学一种历史。因为哲学没有任何对象，在哲学中也就什么也不能够发生。它的历史的「无」只是重复它的对象的「无」。
　　在这里我们开始接近与这些著名倾向有关的第二号波节点。哲学只是重新考察和反复思考以范畴形式展现这些倾向的基本冲突的论据。是它们的在哲学中说不出名称的冲突，维持着那种在吵吵嚷嚷的哲学「剧场」中演出的无止境的无效的倒转，即物质和精神之间基本范畴对立的倒转。那么这种倾向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在它在这一对立的用语之间建立的等级制秩序中：这是一种宰制的秩序。听列宁说吧：

　　「波格丹诺夫胆怯地避开恩格斯，装作只跟别尔托夫（Beltov）争辩，对上述定义表示愤慨，因为，你们要知道，这类定义『原来是简单地重复着』下面的『公式』（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忘记说：恩格斯的公式）：对哲学上的一个派别说来，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对另一个派别说来，则恰恰相反。所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都喜出望外地重复着波格丹诺夫的『驳斥』！可是这些人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对于认识论的这两个根本概念，除了指出它们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实际上不可能下别的定义。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这首先就是把某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广泛的概念里……现在试问，在认识论所能使用的概念中，有没有比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感觉、物质的和心理的这些概念更广泛的概念呢？没有。这是些广泛已极的概念，其实（如果撤开术语上经常可能发生的变化）认识论直到现在还没有超出它们。只有欺诈或极端愚蠢才会要求给这两个广泛已极的概念『系列』下这样一个『定义』，这个定义不是『简单地重复』二者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11]

　　这种在形式上是发生在哲学中、哲学的明确言说中的「无」的倒转，不是无效的，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废除的效果，废除先前的等级，以相反的等级来取代。因此，哲学在这些统率全部哲学体系的最后范畴中最关键的东西，是对这种等级的感觉、对这种将一个范畴置于统治地位的感觉，这是在哲学中的某种令人不禁想到夺权或者掌权的东西。在哲学上，我们应该说：掌权没有对象。掌权，这依然是一个纯粹理论的范畴吗？夺权（或者掌权）是政治上的，它没有对象，它有一个赌注，确切地说即政权，还有一个目的，即那个政权的作用。
　　这里我们应该停一下来看看列宁与恩格斯相比有什么新的贡献。他的贡献是很大的，如果我们真正愿意来估量这种常常只被看作是一种意见色彩的东西的作用的话。
　　说穿了，虽然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著作时表现令人惊叹的天才，然而他的思想不能与列宁的相比。他常常只是设法把一些论点并列出来，而不是从它们的关系的统一中去思考它们。
　　更糟的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摆脱《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某种实证主义论点。因为他虽然推荐系统地研究哲学，却认为哲学必须消失：哲学只是手艺人的实验室，过去在那里铸造了科学所必要的哲学范畴。这种时代已经过去。哲学已经完成它的任务，现在它必须让位于科学。既然各门科学在科学上能够提出它们的关系的有机的一元体系，就再也不需要自然哲学或哲学史了。
　　给哲学还留下什么呢？一个对象：辩证法，自然界的（但是由各门科学提供）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这样就只剩下了能够与科学史分离开来的思维规律。这样，哲学就不是与科学真正分离开的，由此就产生了实证主义，当恩格斯说做一个唯物主义者就是「不带任何外来附加物的」，像自然界本来的样子那样承认自然界时，这种实证主义就暗暗钻进了他的某些提法，尽管恩格斯知道，科学是一种知识过程。正因为如此，哲学不管怎么样的确有一个对象：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对象却是纯思维，这不会使唯心主义感到不高兴。例如，凭借恩格斯权威的李维•史陀（Claude Levi-Strauss）〔注：即列维-斯特劳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今天还做些什么呢？他也是在研究思维的规律或者说结构。李凯尔已向他正确地指出，他是康德减去先验主体。李维•史陀没有否认这一点。的确，如果哲学的对象是纯思维，就可以求助于恩格斯，并且发现自己是一个减去先验主体的康德主义者。
　　这同一个困难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哲学的对象（即辩证法）叫作逻辑。哲学真的能够把逻辑的对象作为它的对象吗？看来逻辑现在正愈来愈远离哲学：它是一门科学。
　　当然，同时恩格斯也捍卫两种倾向的论点，但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一方，倾向斗争和完全由科学进步决定的哲学进步为另一方，这是很难放在一起思考，也就是说它是很难思考的东西。恩格斯力图这样做，但是即使我们准备不按字面理解他（对一个不是专家的人，是最不能这样要求的），也极其明显，他缺少某种本质的东西。
　　这就是说，他缺少对他思维很本质的东西，即使他能够思考。只是由于列宁，我们才能够看到这是缺少什么东西的问题。因为恩格斯的思想所缺少的，正好是列宁所提供的。
　　列宁提供了一种深刻连贯的思想，在其中有许多彻底的论点，无疑勾勒出了空缺的东西，正好是有关的空缺的东西的轮廓。在他的思想的中心是这样一个论点，即哲学没有对象，就是说，哲学不能只是用它与科学保持的关系去解释。
　　我们正在接近第二号波节点。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那里。
　　2．列宁和哲学实践
　　为了达到这第二号波节点，我将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即哲学实践的领域。研究列宁不同著作中的列宁的哲学实践将是有趣的。但是这要以我们已经知道哲学实践本身是什么为前提。
　　既然是这様，那么就有那么很少的几次，列宁由于哲学论战的需要，曾被迫对他的哲学实践做过类似定义的说明。这是说得最明确的两段话：

　　「你们会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这种区分是不确定的。我告诉你们：这种区分正是这样『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化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12]
　　「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者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13]

　　还有别的段落肯定了列宁的立场。很明显，这不是一些草率的或孤立的说明，而是一种深刻思想的表述。
　　因此，列宁把哲学实践的最终本质规定为对理论领域的介入。这种介入具有双重形式：就它关于一定范畴的提法说是理论的：就这些范畴的作用说是实践的。这种作用包括在理论领域中在被宣布为正确的思想和被宣布为错误的思想之间、在科学的东西和意识形态的东西之间「划清界限」。这种划线的效果是双重的：在它有助于一定实践（科学实践）的意义上是积极的，而在它使这种实践防止某些意识形态概念（这里是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概念）的危险的意义上是消极的。列宁的哲学介入所产生的效果至少是如此。
　　在这种划清界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两种基本倾向相互对峙的情况。是唯物主义哲学划这条分界线来保护科学实践不受唯心主义哲学的攻击，保护科学的东西不受意识形态的东西的攻击。我们能够把这个定义一般化，说：一切哲学都在于划一条主要的分界线，借以击退代表对立倾向的各种哲学的意识形态概念：这种划线行动也就是哲学实践中的赌注，是科学实践，科学性。这里我们重新发现我们的第一号波节点：哲学与科学的特殊关系。
　　我们也重新发现用语倒转的吊诡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哲学的历史在它所产生出的「无」中化为乌有。这个「无」并不是无效的，因为它有科学实践、科学的东西及其对手意识形态的东西的命运作为赌注。不是科学实践被科学介入所利用，就是得到它的帮助。
　　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哲学能够有历史，然而在那历史中又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每种哲学的介入取代或者改变现存的哲学范畴，从而产生出那些显现出哲学史的存在的哲学著述中的变化，这种介入正好就是我们已经指出其始终存在的哲学的「无」，因为划线实际上就是「无」，它甚至不是线，也不是划，而只是被划分的简单事实，也就是被采取的一段距离的空白。
　　这一距离在哲学著述的差别中，在它的被改变了的范畴和资料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但是这一切改变本身就是「无」，因为它们只是在它们自己的存在之外，即在把对抗的倾向同科学实践，即它们斗争中的赌注分开的那段距离或非距离中行动。
　　所有在这种空无的划线行动中能够真正成为哲学的东西，只是它的替换作用，但那是相对于科学实践和科学的历史而言的。因为有科学的历史，而且哲学战线的界限是按照科学场合的变化（即按照各门科学及其问题提法的状况），按照这些变化所引起的哲学机器的状况而被替换。因此必须一再重新思考表示科学的东西和意识形态的东西的词语。
　　因此，与其说是有哲学的历史，还不如说是在哲学中有历史：一种空无的划线的无限重复的替换的历史，但这种划线的效果是真实的。可以在一切伟大哲学家那里，甚至在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在那个总结了全部哲学史的哲学家黑格尔那里读到这种历史而大获教益。正因为如此，列宁赞了黑格尔的著作，赞叹不已——但是这样读黑格尔的著作也是列宁的哲学实践的一部份。作为唯物主义者解读黑格尔作品，就是在他内部划分界限。
　　无疑我超出了列宁著作字面的意义，但是我不认为我未曾忠实于他。无论如何，我只是说，列宁给我们提供了某种东西，我们能够开始借以按哲学实践的本质来思考它的独特形式，并且回过头来给古典哲学伟大著作中所包含的许多提法赋予一种新意。因为，柏拉图就已经以他自己的方式讨论过在「形式之友」和「地球之友」之间的斗争，宣布真正的哲学家必须知道怎样区分、切开和划分界限。
　　然而，还留下一个根本的问题：在哲学史中相互对峙的两大倾向是什么呢？列宁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粗野的答复（une répon sesauvage），但仍然是一个答复。
　　3．哲学中的党性
　　这个答复包含在关于哲学中的党性的论点中，这个论点是很闻名的，而且必须说，对许多人说来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党性」（partisanship）这个词听起来像是一个就是政治口号中的词语，其中的党意味着政党、共产党。
　　但是，只要稍微仔细读一读列宁的著作，不仅是读《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且尤其是读他对历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将会看到这是一个概念，而不仅仅是一口号。
　　列宁只是指出，一切哲学按其基本倾向的作用都是带党派性的，通过展现基本倾向的哲学来反对对立的基本倾向。但是同时，他也指出，绝大多数哲学都千方百计要公开声明、并且证明它们不是党派性的，因为它们不必是党派性的。
　　例如，康德认为：他所说的Kampfplatz对其他的、批判以前的哲学是适用的，但是对批判哲学就不适用了。他自己的哲学在Kampfplatz之外，在别的某个地方，它给自己指派的职责正是从那里以维护理性的名义对各种形而上学的冲突进行仲裁。自从哲学存在以来，从柏拉图（θεωρειν）到胡塞尔的作为「人类公仆」的哲学家，甚至到某些著作中的海德格，哲学的历史也被这种重复宰制着，这是重复这样一个矛盾：对自己的实践进行理论上的全面否定，又在连贯的哲学言说中作出巨大的理论努力来纪录这种全面否定。
　　列宁对这个似乎构成绝大多数哲学的惊人事实的答复，只是三言两语谈到这些相互对峙的神秘倾向在哲学史中始终存在。按照列宁的观点，这些倾向最后与阶级立场，从而与阶级冲突有关。我说有关（en rapport），是因为列宁没有说得比这更多，此外，列宁从未说哲学能够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所说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为了不致超出列宁的声明，我们能够说，按他的观点，哲学展现阶级斗争，即政治。哲学展现阶级斗争，其前提是一种要素，借重（aupres de）这个要素政治因而才被展现出来：这个要素就是科学。
　　第一号波节点：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第二号波节点：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一切都以这两重关系为转移。
　　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下面的命题：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对一定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哲学在理论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同科学一起展现政治：反过来，哲学在政治中，同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一起展现科学性。这种展现是怎样被支配的，是由什么机制保证的，能够被什么机制歪曲或揑造并且通常总是被歪曲的，列宁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显然深信，归根到底任何哲学也不能超出这个条件，避开这一双重展现的限制。换句话说，他确信，哲学作为第三个要素存在于某个地方，即存在于构成这个要素本身的两个主要要素即阶级斗争和科学之间。
　　只要再说一句话就够了：如果说第一号波节点即科学这一要素能够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第二号波节点即政治第一要素则不能在他那里找到，尽管他提到了哲学中的倾向斗争。换句话说，列宁不仅仅是恩格斯的评论者；他在称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域中提供了某种新的具有决定性的东西：这是恩格斯所缺少的东西。
　　只要再说一句话，我们就能够结束了。因为对哲学的这种双重展现的知识，只是一种哲学理论处于初步摸索阶段的开端，不过它的确是一种开端。任何人也不会否认，这种理论是一发萌芽状态的理论，它在我们认为只是一种争论中的东西中甚至连轮廓也没有被勾勒出来。至少列宁的这些意见，如果被接受的话，会产生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它们会把这种问题换成一种问题提法，并且使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脱离开一向总是全面否定真正实践的那种对哲学实践的沉思。
　　列宁就是这样回答了第十一条提纲中的预言，而且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这样做过，甚至恩格斯也没有。他自己以他的哲学实践的「风格」作了回答。这是一种在弗洛伊德所说的粗野分析的意义上的粗野的实践（une practique sauvage）。这种实践不为它的活动提供理论凭证，它使得「解释」世界的哲学尖声号叫，它可以被称作全面否定的哲学。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是一种粗野的实践，但是什么东西不是从粗野开始的呢？
　　事实是，这种实践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新在它不再是那种只不过是全面否定实践的沉思（在那里，哲学虽然不断「在政治上」介入那种关系到科学真正命运的、在科学所建立的科学的东西和威胁着科学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并且不断「在科学上」介入关系到各阶级命运的、在有助于各阶级的科学的东西和威胁着它们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之间的斗争，然而它顽强地在哲学「理论」中否认它在以这些方式进行介入），新在它是一种已放弃了全面否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按照实际情况行动的实践。
　　如果的确是这样，那么我们当然可以猜想，这一史无先例的效果为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所引起，并为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所想到，决非偶然。因为，如果说哲学的诞生是由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门科学引起的，那么这是发生在希腊，一个阶级社会中，我们知道阶级剥削能如何扩大其影响，因此不应该感到惊讶，这些影响也采取了统治阶级用以全面否定其统治事实的那种在阶级社会中古典的形式，即在哲学上否定政治宰制哲学的形式。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只是由马克思产生出来、由列宁加以应用的这种阶级统治的机制及其一切影响的科学认识。在哲学中引起了那种动摇否定幻想的非凡替换，在这种否定幻想中，哲学为了要人们相信，也为了要它自己相信，对它自己说，正像它凌驾于阶级之上一样，它也凌驾于政治之上。
　　结果，只有在列宁那里，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中的那个预言的句子才能够最终获得实体和意义。（迄今为止）「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是不是承诺将有一种新的哲学？我认为不是这样。哲学不会被废除：哲学将仍然是哲学。但是如果知道哲学的实践是什么，知道哲学是什么，或者开始知道这些，那么哲学就能被这种知识慢慢地改变。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科学：一种很独特的科学，但的确是一种科学。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的贡献中的新东西，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
　　这种新的哲学实践能够改造哲学。此外，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改造世界。只是有助于而已，因为创造历史的不是理论家、科学家或哲学家，也不是「人」，而是「群众」，即在一个单一的阶级斗争中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阶级。

一九六八年二月

附带说明：

　　为了避免对于哲学教师和他们所教的哲学所做的这种谴责的意义有任何的误解，应该注意这篇著作的日期和其中的某些说法。列宁在响应狄慈根的话时，是把哲学教师作为整体谴责的，并不是毫无例外地谴责所有的哲学教师。他谴责他们的哲学，而不是一般地谴责哲学。他甚至建议研究他们的哲学，以便能够在哲学中确定和实行一种与他们不同的实践。因此，这是一种包括三点的看法，在其中，日期和环境最终不改变任何实质。
　　1．哲学教师是教师，即在一定教育制度中就业，从属于那个制度，总的说来发挥灌输「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的社会作用的知识分子。至于在学校和其它机构中可能有一定量的「游戏」，使得个别教师能够使他们的教学和思考反对这些固有的「价值观念」，这并不改变哲学教学作用的总的效果。哲学家是知识分子，因此总的说来是从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小资产者。
　　2．正是因为如此，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哲学教师总的说来甚至在其「批评」自由中也是这种哲学的代表者或支持者）从属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起就把这种意识形态定义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受唯心主义宰制的。
　　3．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哲学教师以及他们所教的或以他们自己个人的方式复制的哲学所处的这种地位，并不排除某些知识份子能避开宰制知识分子总体的限制，如果是哲学家的话，则赞同唯物主义哲学和革命理论。《共产党宣言》本身已提到这种可能性。列宁重新提到了这一点，并且补充说，这些知识分子的合作对工人运动是不可缺少的。一九〇八年二月七日，他给高尔基写信说：「知识分子在我们党内的作用日益降低：知识分子从党内逃跑的消息在在皆是。这帮混蛋跑得正好。党清除掉这些市侩垃圾。工人将担负起更多的工作。职业工人的作用正在加强。这一切好极了。」列宁要求高尔基合作，但是高尔基提出了抗议，所以列宁在一九〇八年二月十三日答复说：「在您提出来的有关我们的分歧的问题中，我认为有些纯粹是误解。例如，我并没有像愚蠢的工团主义者那样想『驱逐知识分子』，或者否认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之间不可能有分歧。」然而，在同一封信中，哲学上的分歧却继续保持着：「关于作为世界观的唯物主义，我想我和您在实质上是不一致的。」这毫不奇怪，因为高尔基在为经验批判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辩护。

^[1] 这是阿图塞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在「法国哲学协会」上作的报告。

^[2] 法文communication一词一般是交往、来往、交流、交通以及信息、告知等意思，所以阿图塞说它是一个「不念旧的名词」，但是这个词语有时也被用来指学术报告。阿图塞在这里和下面第一节中就是在这个词语的双关意义上作文章，译文中根据情况有时照录原文，有时译作「交流」。——译者注

^[3] 赞美上帝的祷词，直译是「为了上帝更大的光荣」——译者注

^[4] 遗憾的是，现在必须加上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的名字。

^[5]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页二三五。我把列宁援引的狄慈根的话加了着重号。列宁自己给关键词der Holzweg der Holzwege加了着重号。

^[6] 见本文后面的「附带说明」。

^[7] 法文词question和probleme一般都是问题的意思，这里阿图塞用question指局部的问题，用probleme指问题提法，即客观知识。——译者注

^[8] 列宁，前揭书，页一三五。

^[9] 同前揭书，页一五二～一五三。

^[10] 同前揭书，页一五五。

^[11] 同前揭书，页一五三。

^[12] 同前揭书，页一四二。

^[13] 同前揭书，页一四九～一五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