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亚当·沙夫
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新型社会主义
〔波兰〕亚当·沙夫
录入者注：作者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期刊的顾问。本文是沙夫教授应《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之约而写的文章，分别发表于2000年第4期和2001年第5期。
一、“做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含义？
基本含义简单而又明了做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按照其方法论思考问题，懂得并承认这些理论和方法论，承认自己是这一思想学派的人。每一个思想家都隶属于一个学派，即使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人。然而，使问题变得复杂化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并非只是理论体系，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体系。这就是说，它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从而创造了一整套信念和立场，准备在自己的行动中去努力实现由其提出的未来社会目标。而做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我们的上述定义，其意识形态，与相对比较稳定的理论不同，是可以发生变化的。
只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人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每一个认真研究马克思的人，都可能熟知马克思主义，但他同时也可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只有那些不仅赞同这些理论，而且同时赞同由这些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时，出现了一个迄今为止如果说不是完全忽略，也是尚未充分考虑到的现象，这就是，“做马克思主义者”的含义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须知，这取决于在当时这个时期中，如何形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同“经典”时期，即所谓这一理论和意识形态作者在世时的那个时期做对比。我们早就知道，仅仅根据某人要求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社会的形式这一点，不能决定他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须知过去就有过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他们也有这样的要求，例如无政府主义，或者某种宗教色彩的什么流派）。这个问题的新意在于，随着作为思想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必然要在自己的意识形态中考虑到现实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变化，使得“做马克思主义者”的含义也将发生变化。过去人们从未谈到过这个问题，因为那时没有这样的必要，那时并不存在的现象，今天出现了，这就迫切需要修改定义。
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老一代信奉者来说，要他们改变原来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信念，要他们承认那些过去一直认为是一种离经叛道——至少是贬义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是极其困难的。这样的人有可能被认为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教条主义者。今天的情况正是如此，不仅意识形态领域是如此，而且在基础理论方面也是如此。譬如，列宁曾经说，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已不能同意列宁的这一标准，因为大家知道，无产阶级正在消亡，在世界范围内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也在接近它的尽头。这也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因为随着无产阶级的消亡，按照经典理解的《资本论》所阐述的剩余价值也在消亡。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展开讨论，甚至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健康化”也确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毕竟马克思主义没有死亡，而是按照它学说的真谛，脱去“陈旧的外衣”，换上了新装，正在焕发青春。
这必然会带来新气象。今天当一个人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些变化。这只是一种深刻变化的前兆。我认为，由于我们时代的社会变化，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在目前也在改变着自己的形象和作用。如果在以往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年轻时期，提到首位的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强调它是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在这场斗争中，如果说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支持者的思想来说发挥了服务作用，那么现在我们的情形正好相反。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成为这样一种理论，提到首位的问题就是它的人类学的（antropologiczna）一面，这就是关于个人的理论、自主的人道主义理论和异化理论等。这在过去是被忽视的，或者说，是被当成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逐出教门”的。对此，我们不难作出解释：这就是所谓现实社会主义的不正常现象，这些不正常现象无法使马克思主义从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变成广大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由于生产过程和服务行业的自动化和机器人化的迅速发展，必然要创造出新的社会主义形式来作为社会发展的条件。现在的问题不是要重温已经过时的真理，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创造出适合于分析新的信息社会和机器人社会的新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这是一项新的任务，不懂得这一点的人，不参与其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人，今天就不应指望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我的深刻信念，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追本穷源，并根据时代精神将其发展；既承认以往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原则的错误，也懂得其理论的重要性。同时应该看到，现时代的意识形态形势被如此简单化了，以至于认为似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被新型的社会主义所取代，并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而是只要了解机器人化进展的事实，并善于符合逻辑地进行思考就足够了。在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营垒里发出如此论调，对此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不安。
回过头来再谈谈本文标题的含义：我正是这个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我的理论主张中摈弃了那些已经过了时的、或者被生活实践证实是错误的东西，从而走上了新的思想道路。这也是因为我所研究的实际和学说的发展所要求的。正如马克思本人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还要补充一点：也是学术研究的指南。这就是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我相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及马克思主义天堂里那些“圣人们”要是还活着的话，也都会如此行动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宗教，而是科学。也只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创造性的，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在我的信念中，一个前途光辉灿烂的马克思主义新时代正在到来。
二、以往的社会主义
为了确切了解从政治上讲我是什么人，就首先要问我对以往的社会主义和未来的社会主义持什么观点。
如果说我自己称自己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那么这是符合逻辑的。当人们了解我对待下列问题的态度，即我是如何对待我为了实现既定目标而所做过的一切和在将来要做的一切的态度后，就能做出最确切的判断了。
事情很明白，我是同以往的社会主义紧密相连的，对于过去我满怀深情：我对过去、甚至是遥远的过去的人们所做的努力表示钦佩，从中我看到了至今依然使我内心感到无比亲切的那种思想和追求的萌芽。我热爱他们，珍视他们的斗争精神和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同考茨基一样，我把原始基督教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形式，尽管他所推崇的原则是爱人——即热爱亲近的人。但是，这还不能确定我认同的是社会主义的哪一种初期思想，也不能确定我是否对社会主义的现代形式即科学社会主义持不加批评的态度，虽然我赞同这种社会主义，并自认是这一运动的一名成员。但是我根据实践的结果，保留对其论点和行为作出独立评价的权利，保留对它们进行修改和纠正的权利。这就是科学的信念和宗教的信仰之间的区别。
我现在所讲的，不仅是一种求细探微或者小心谨慎，而且还是有分量的总体经验之谈，这种经验有时是十分痛苦的，它使人们放弃对教条主义的警惕，而教条主义会危及对你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实际斗争。
就社会主义运动和我个人对待这一事业所说的这些话，是一个整体评价，问题当然不止这一点。其中一些特定的问题，我们必须引以为戒，不要让它们不明不白地消失掉。
首先，我们自己必须明确认识现实社会主义垮台的原因。不能正确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清醒估计和正确认识今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则问题。当然，这里不是指名称问题，毕竟我们不是为用什么词而进行斗争，如果有人对用词有过敏症，那么在本质内涵不变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同意采用别的名称。确实，问题的本质可以归结为这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的崩溃是因为那种特定社会主义的“固有弊病”，还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正确贯彻而造成的？我对此尽管已经多次说过，但由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认为有必要不厌其烦地再次重申。问题十分重要，但也容易被引入歧途。很难想象，大家都知道我写的那几本书，也很难想象大家都了解我在那些书中所叙述的思路。因此，主动承担罗嗦的罪名，总归比让读者处于迷雾之中要好。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其后果犹如我们的星球被宇宙中一颗大陨星相撞击，无论从社会主义的敌人（对他们来说似乎得分了）角度来看，还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来看，都是如此。社会主义的敌人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固有弊病”的明证；这里的社会主义不仅指现实社会主义的形式，而且还有其他形式，例如社会主义民主党所宣扬的那种形式。这种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垮台后出现的犹如酒醉之后的迷糊感本身，对于进行心理学分析和社会学分析来讲都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激发和加强了要求解释这个问题的动机。
让我们从那种认为苏联模式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就是社会主义垮台这一论点入手进行解剖，证明这一论点的错误。那些不了解逻辑思维基本规律的人，特别是那些不懂其法则的人，他们的这种认识，可以被称谓犯了“无前提推理”（nonsequitur）的错误。其错误在于，结论不是出于他们所理解的前提之中。这是一种令人难以启齿的低级错误，证明他们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都相当低下。
真的有人是这样说的吗？问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把所谓现实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码事的人，就只能被看成是这样的无知者。所谓现实社会主义，或者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实行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的某种尝试。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因为缺乏其思想所要求的基本条件，要想获得成功是不可能的。这样，它的垮台，就不意味着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设想是错误的。正像列宁在去世之前片刻曾同他女秘书所说的那样。只有那些赞同某种奇怪逻辑（不仅违背形式逻辑，而且也违背辩证法）的人才会说，整体中某一部分的失败就是被篡改了的整体的失败。
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建立在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并不能一笔勾销社会主义的其他形式，它的垮台只能是一种警告，亦即在做出新的尝试时，决不能再重犯已被历史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旧错误。换言之，现实社会主义的破产，不是像世界上形形色色反动人物企图证明的那样，是包含在社会主义中的固有弊病造成的，而是社会主义实践上的错误造成的，这种错误就铸成了——我喜欢用形象的比喻——在它诞生之时，死亡天使就在他襁褓中与其亲吻。这一非同小可的可怕亲吻，以及后果严重的错误，使我们付出了血流成河般的沉重代价，而要克服其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后果，至今我们仍在不息地奋斗。但愿这种奋斗能够给我们带来积极的成果。
为了理解那种后果的深刻含义以及与之斗争的必要性，现在必须揭露和分析共产法西斯主义的魔影，它是建立现实社会主义所犯的原罪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这也是我们在这里必须加以阐述的第二个问题。
虽然问题极其简单，可是却引起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由于不理解而表示的强烈反对。甚至是那些对现实社会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的反对，这是令人惊异的。也许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支持者们担心使人造成不良的联想，因为他们把名称看得很重。这是一种反理性的现象，但也值得重视，我认为，如果我们要认识真理，这是没有办法的，求情也是无用的。而真理，正像我们多次讲过的那样，完全是简单明了的。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就教导我们，某个社会，当它尚未存在客观条件（物质发展水平）和主观条件（参与事件进程的演员们广义上理解的思想发展水平），即尚未存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须的这些条件，那么试图建立这样的社会——正如马克思十分确切指出的那样，是不会成功，而且旧有的毛病会死灰复燃。我们已经从经验中了解到，现实社会主义的情况正是如此。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从马克思的教导中知道，社会主义是一种“高级的”制度。通过这一事实我们知道，要建立社会主义光有良好愿望是不够的，必须拥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这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要使大家拥有较为良好的生活条件，而不是对大家进行贫困的分配，同时还要使广大人民赞同改变迄今为止的社会制度。对此，不具备条件，愿望再好也无济于事，正像我们的领袖哥穆尔卡当年经常说的那样：“即使智慧过人的所罗门也不能从空桶中倒出圣水来。”
事实已经说明，一个制度的变更，如果导致广大社会群众生活水平的下降，而不是它所承诺的改善，那么这种变革不可能得到他们的赞同。这对于每一个试图维持政权的人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实在是一清二楚的。如果没有社会的一致赞同，那么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剩下的只能是暴力和强制手段。于是就产生了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各种设想，例如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可以理解为政权机构不承认法治，并置身于法治之上。无须花更多笔墨来谈论这一想法，我们只须回顾一下恩格斯垂暮之年在回答“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问题时的谈话就够了。他说，这是一种议会民主制度。关于这一点，令人羞耻的是，今天各种可笑的“正统派”人物却把它“遗忘”得精光。或者，犹如我曾经漫不经心地阅读某份材料时偶然发现某位保加利亚“领袖”的谈话。他说，“我们的民主”，这就是消灭民主，要比“他们的民主”要高明。但是他遗忘了，或许他根本没有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的，无产阶级民主不仅要保留旧民主的成就，而且要在这一成就中加进那些新的内容，使形式上民主变为实实在在的民主。
总而言之，现实社会主义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十分明显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为了维护政权，这个运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产生了许多奇谈怪论，并且都冠以马克思主义的称号。现实社会主义的破产，既不是由于什么人的背叛，也不是情报人员的阴谋策反尽管这种策反多得数不胜数，而首先是由于深藏制度内部根本问题上的内在弱点。
那么，在当时，在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是否都意识到了这一切呢？我是否知道这一切呢？有不少人对我说，我作为一个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成年人，而且是直接参加了这个运动的人，应当知道这一切。我当然是不知道的！更糟的是，现在看来是最简单不过和明白无误的真理，那时我也根本没有理解。
现在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在那时要明确了解却是困难的。即使当时有人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一鳞半爪的信息，也不可能相信那是真实的。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落后分子”是相信的，但他们相信的是所有“先入为主”的坏东西，所以使其可信性变得一文不值。
如果说托洛茨基分子说他们是知道的，这只是他们自己的想象而已。他们只知道搞派别斗争，标榜自己毫无过错。如果说他们也知道“原罪”及其后果，那只是一种错觉。毕竟他们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一样，也是这场革命的共同倡导者，原则设想是完全一致的。假如托洛茨基能够实现他那梦魇般的“军营社会主义”，那么只会造成毛骨悚然的恐怖。
不，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事情会如此发展。我们不了解其原因，不仅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理智，而且首先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想知道，否则就要动摇我们信仰的宗教基础。是这样的！我们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曾经搞了某种“准”（quasi）宗教。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只是循着那个时代世界上大知识分子的步履亦步亦趋地走过来的，那么从心理上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和他们都认为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故乡”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纯正，那么合情合理。我们确实是那样期望的。而每一个社会心理学家都清楚，这种期望正是造成对出乎自己想象的一切事实盲目进行心理抵制的最佳手段。
我想，一切都是那么简单明了，我把现实社会主义某个时期的政治制度称作共产法西斯主义的说法，这种论点不可能不引起强烈的反对。这首先是指苏联。作为一种模式，也已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被移植到它的卫星国去，其中包括波兰。我记得，几年前，当我在莫斯科发表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时，我的几位朋友——党内改革派人物，曾经请求我把共产法西斯主义的说法改为例如极权主义之类，千万不要使用令他们感到耻辱的称呼。结果，还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却同意我的说法，说那确是共产法西斯主义，说我是对的。我为什么坚持使用这个对于许多诚实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极富刺激性的词语呢？如果这不是要打“文字”仗，那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使用这个词语来解释现象是贴切的，至于你如何理解它，那是另一回事。为什么说是贴切的呢？因为当我们开始分析问题时，一个贴切的称呼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理解问题，并使我们的分析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了正确理解一个事物，并使目前的反对者赞同我们的分析，表现出对新的术语耐心的期盼，比为了一时的舒服而放弃采用新术语要好，结果就不会导致有害于对事物的正确理解。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表现得很“顽固”，不同意以牺牲正确而符合逻辑的理解为代价去获得轻而易举的、暂时的痛快。扮演“在沙漠中呐喊的预言家”角色，并不是一件痛快的事，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当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采取这种态度就是唯一可取的。
我就是这样做的，又给自己逐渐增加新的压力，例如要在目前左派运动中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及其作用。我在波兰谈论这一切时，在我的视野中首先关心的是波兰的发展，当然，我也是依据它的具体实际来解析这些总论点的。
正是我在前面说过的原因，波兰受到了“优待”，在我们看来，那些在别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可能享有的东西，我们有了，而且这些东西，在那些国家里连做一下相应的尝试都不可能。然而，在一些实质性问题上，毕竟我们也是“在线”的，例如一开始国家安全部门就无所不在，其活动方式也完全一样；[1]公众舆论和民主都被歪曲；只要有必要，就会用无耻的手段加以捏造（例如，1947年全民公决中伪造了“三个肯定”的结果）到处“抓鬼”，其高峰期就是审判塔塔尔将军等所谓“自动”解散波兰社会党等。它造成的广泛影响是，出现了一片恐怖气氛，严重窒息了真正的社会舆论。一开始就是如此，直到最后还带有这种色彩。后来更采用了被毒化了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武器。这就是那时的共产法西斯主义，这是需要公开说明白的，尽管对那些参加了有关事件的演员来说是痛苦的，即使做沉默的见证者也罢。如果不能正视这一切，不老老实实公开地磕几个响头，就休想保证避免重犯。我理解右翼人士在听取这些带有苦涩味自白时那种兴高采烈的得意情绪。我用耳朵听到了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虽然晚了点，但他们还是承认了。可我们一直就是这么说的么！
尊敬的先生们，你们错了！我没有向你们投降！尽管我承认你们对现实社会主义所犯过错的种种指责，我要说，你们从一开始直到现在都没有说真话。难道我说这句话是自相矛盾吗？不！因为就是这个现实社会主义也有它的历史成就，而你们对此却置若罔闻，或者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对它的成就视而不见。
问题在于，我们在看待历史事件时，不应采取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好就是坏的态度。历史事实是多色彩的，多层次的，多价值的，如果肯定一面而否定另一面，那么就会导致歪曲事实，不能反映其本来面目。事实正是如此，我们面对的是深刻的历史事实，歪曲这种历史事实，就会歪曲我们看到的事件的本来面目，那就无法对此做出正确的评价。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十月革命这个经典事例吧。
正如我多次谈到过的那样，我是依据当时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来理解十月革命的。从这个角度考虑，我认为，十月革命是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提出的要求相违背的。所以我多次做了形象的比喻：当它出生之日，死亡天使就在它额头上亲吻。由于没有达到健康理智所要求的基本条件和违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所阐明的基本要求搞了这场革命而犯了“原罪”，它的垮台从一开始就是注定了的。尽管我们作为这场革命的拥护者，认识这一点也是非常后来的事情。这就遗憾地说明，我们的思维无法摆脱感情用事和与身俱来的好高骛远情绪。虽然通过这些话我们看到了来自社会主义反对者的警告，但我依然要明白无误地严正指出：伟大的十月革命震撼了全世界，其震撼之烈度不亚于法国革命，它对人类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影响，这是任何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否定的。那些出于极端反动立场的人，今天试图这样做，其可笑程度与撒切尔夫人在法国革命200周年巴黎纪念活动会上的令在场者十分震惊的无耻狂言相类似。她声明说，这场革命从它的后果看是不必要的，其影响是有害的。谁如果今天胆敢在这个问题如此说，那么只能引起人们怜悯的嘲笑。要想使人们的情绪镇定下来，并让事实更被人们所了解，尚须等待一定时日，届时那些否定伟大十月革命历史意义的人们，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
我怎么能一方面做批评，同时又说许多赞扬话呢？这是否意味着撤消了我前面的批评呢？相反，我认为，为了使社会更加容易向前推进，批评是必要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因为事实往往比社会主义敌人所能想象的和所喜爱的更加多种多样。那么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呢？那场革命尽管进行得不好，但反映了那个时代里社会的主流要求。这场革命表明，这种要求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对这场发生在落后俄国的革命，斯大林对此解释最为贴切。他指出，那里是当时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俄国是当时所有矛盾的集中点。这就是国际资产阶级对这场革命感到无比恐惧和变得极其疯狂的原因；他们担心的不是在落后的俄国发生了革命，而是担心这场革命之火蔓延到那些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已经成熟到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国家。我们应当记取的是，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天真到要想取得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望取得的东西。他们深知俄国的落后状况，他们想要发挥的无非只是点燃炸弹的引爆器的作用，以便这枚炸弹能够在西方爆炸。当时对这场革命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人也看到了这一形势，例如罗莎·卢森堡（1871—1919）就认为欧洲的革命总形势已经成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她对进行这场革命的方式持保留态度，但还是支持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这就同那些布尔什维克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发展将如此进行下去，当他们开始了这场游戏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就将在西方爆发，然后在社会主义欧洲国家中，俄国又将重新成为落后国家。他们的想法被发生在“维斯瓦河畔的奇迹”[2]这一事件所勾销，并阻挡了这场革命向西蔓延。首先是由于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由于前者破坏了总司令的命令，失败在所难免。让我们设想一下吧，假如情况并非如此，红军抵达已经起来造反的德国，那么后来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景象？
还是让我们结束这种完全不现实的猜测吧！让我们冷静思考一下，十月革命取得了什么成就，为什么我们认为由于对世界命运的影响，这场革命是伟大的，尽管对许多从急功近利的目标出发而追随撒切尔夫人的人感到失望。有关伟大的十月革命，我现在要谈的只是几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当然这类大事还可谈很多。
第一，十月革命表明，即使掌握了相当脆弱的力量，资本主义也是可以推翻的。国际资产阶级被这一沉痛的教训所惊吓，于是竭尽全力妄图扼杀俄国革命，但毕竟是枉费心机。第二，十月革命在国际范围内为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了一种受到威胁的气氛。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人们才理解为什么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了法西斯势力的膨胀。这恰恰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虚弱，而不是它的强大。
一种表面上看来是奇怪的、但实际上是符合逻辑的现象是，伴随法西斯化趋势的加剧，也出现了要求扩大公民社会权利的趋势，要求拥有相应的劳动立法权和增加福利国家的内容，以便使劳动者相信，即使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生活条件照样可以比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作为间接证明的一个实例是，苏联解体和现实社会主义垮台之后，在“瘟疫”的威胁从日常生活排除之后，开始了拆除“福利国家”的进程，直到今天这一进程尚未结束）。
第三，十月革命导致欧洲的老地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促进了世界殖民帝国的土崩瓦解。
第四，最后，尽管社会主义思想遭到了各种扭曲，十月革命使落后的古老俄国变成了现代化强国，同形形色色的布热津斯基们[3]的一派胡言相反，直到今天俄国仍然是一个超级大国，除了波兰以外，大家都害怕它。这再次证实了当年波兰元帅毕苏茨基[4]有关俄国说过的话。
为什么会出现表面看来如此矛盾的情形呢？我们已经说过，这是因为社会的现实生活不是单一的，不像那些并不太聪明的观察家们所想象那样乏味，更不是那些来自世界上政治领域内保守派人物所能想象的。我们就是基于对事物的这一分析，来认真看待波兰问题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同我们对待十月革命一样，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现象，具有双重含义，既应该进行严肃的批判，但与此同时还要给予最高的赞扬。对于波兰曾经有过的现实社会主义正是如此。这里无须谈及那些神经失常的人们，他们是一批没有头脑的人物，胡说什么波兰人民共和国像似不是波兰。同这样一些人讨论问题，简直是浪费时间。实际上，在我们的历史上这样的白痴曾经有过许多。假如二战中盟国不发善心，波兰这个国家可能会不存在。假如苏联当局和斯大林本人缺乏明智的决定，波兰这个国家就可能消失。苏联当局和斯大林不想因接受廉价的礼物而引来麻烦，也由于波兰存在苏联可以信赖的共产党人——主要是指他们在基本问题上将会实行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而可以被信赖，波兰才被保留了下来。对于一些人来说，无法理解的是，我对波兰人民共和国进行严厉的批评——像我们前面已经做的那样——的同时，也肯定了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谈。这样做是可以的，而且也并不矛盾。因为，正如我已谈到的那样，像制度变更这样的社会现象是复杂的，是多种多样的，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就会有各种不同的面貌。我承认，我下面所要谈到的，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我参与了被称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工作中，也就是说在作为波兰人民共和国一个组成部分即波兰学术工作的重建工作，我曾发挥过重大作用，对此我感到自豪。当我听到牛鬼蛇神为此对我而狂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和其他人一起为这一事业的重建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和心血。我们完成的事业是非凡的，正是由于我们，我和其他人，波兰的学术与文化事业从废墟上迅速繁荣起来，这是任何狂言也无法否定的事实。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任何讨论也是多余的。由于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波兰也发生了其他许多具有根本意义的、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
首先是因为有了波兰人民共和国，波兰才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任何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例如像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那样）。为了做到这一点，波兰付出了多大代价，只要你去打听一下上述国家就知道了。有人说，因为盟国不同意，所以不可能。先生们，你们不要太天真了！为了给苏联以低廉的补偿，盟国实在巴不得把同苏联交界的国家，其中包括波兰，都划入苏联版图。至于如何保证这些国家从此以后的发展，那么一开始问题就很明确，它们将只是小树上的装饰物，谁也不会再去注意它们。而当苏联掌握了原子弹技术后，谁都被吓得再也不敢多吭一声。波兰是当时按照战利品分赃原则而存在下来的，谁也没有——请记住是“谁也没有！”——无论是这一方面，还是那一方面都没有人来问一下波兰人民对此是否同意。是斯大林不想“给母牛套上鞍子”[5]，所以表面上让波兰共产党人放开手脚搞“人民民主”，实际上依然牢牢控制他们，这使他们为之伤透脑筋。我是过来人（“我到那里去过了，葡萄美酒我尝过了”），对此我一清二楚，并作为一个参与者完全可以作证，而且在某些领域我还是某些事件的重要演员。同时我也可作证，我们打破一切神圣的东西，为了使波兰从废墟中获得新生，使之成为一个比以往更加美好、更加合理、更加令人神往的国家。我们正是在波兰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重建了这个国家。一个例外就是“森林中来的小伙子们”[6]，他们奉命来偷袭革命者，结果是自掘坟墓。对此，作家安杰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灰烬与钻石》做了十分贴切的描写。我亲身经历了那个年代，我完全可以作证。而我在我自己从事工作的领域内为波兰尽心尽职，但没有违背党和政府的意志，而是忠实地履行了它们的要求。这一切都是事实，但还不是最重要的事实。关于那些最重要的方面，我现在只做简要的叙述。
第一，最主要的——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事实是，由于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波兰，包括她的文化和民族特点，能够得以继续保存下来。只要不是丧失理智的人，对此一定能够理解。我要重申，盟国没有征求任何波兰人的意见就把波兰作为战利品拱手交给了苏联。1948年之后，特别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重新出现时，波兰有可能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并入苏联版图。倘若如此，它造成的后果对我们来说简直是灾难性的。只要阅读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我们就不难理解，俄罗斯人是会这样做的。只是因为存在着波兰人民共和国，才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第二，很少有人意识到波兰人民共和国一劳永逸地、一去不复返地改变了波兰的结构，随之而来的是改变了她的面貌及其命运。我这里所指的是，进行了激进的土地改革，从而消灭了作为一个阶级的地主。这个问题，早在18世纪科希秋什科时代和19世纪以邓博夫和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党人时期以强烈的形式提了出来，原来它早就是压在波兰头上的沉负担。没有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这个问题恐怕至今也得不到解决。要举出这一个例子，也足以要对这个制度高唱赞歌。可是对其重大意义，谁也没有深究过。第三，重建了被希特勒占领者破坏殆尽的波兰工业，并使之得到不断发展。令当前美国工业巨头感到惊讶的是，波兰的壮举，难道不是属于世界最高水平的吗？尊敬的先生们，也许你们没有忘记，战前的波兰并不是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或者美国的芝加哥。工业在波兰的发展好似给驼背穿上了大褂，但也合我们的身材，不过现在却在私有化进程中，以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出让给新的暴发户阶级。先生们！我们用勤劳的双手辛辛苦苦重建的家园，你们一边批评我们，一边却把它卖个精光！
第四，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这一伟大的事业，即重建被破坏的国家和恢复被夷为平地的城市，例如华沙、格但斯克、伏罗茨瓦夫，以及遍布各地成千上万个文物古迹和建筑物，要完成令世界为之惊叹的业绩，实在是无法想象的。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让我们回到前面的话题，波兰的学术与文化事业的“高保真”的重建和发展，这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也是独一无二的。谁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或认识不足，那只能被认为麻木不仁，对人民的事业恨之入骨，这样的人不是我们的谈话对手，因此根本不配同我们来谈论波兰及其前途问题。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只局限在几个最重要的方面粗略地叙述一下，但这些方面对我们讨论的总体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这个大问题范围内，剩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摆脱目前各种数据表明的波兰所存在的危机。这也是对我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不仅要重点介绍我对历史的一些评价，而且要提出今后的，特别是在危机形势下如何行动起来的积极建议。
三、社会主义的未来
我认为，我至少有责任不仅对以往的社会主义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也有责任从今天的角度出发表明我对社会主义未来的看法，即我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前途的。这两个问题虽然紧密相联，但绝对不是一回事。只有把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理解，才能展示左派的面貌。
表面看来似乎有点奇怪，但我认为要把它解释清楚比前面的问题容易一些。尽管对前面的问题我们有足够的材料，问题只是如何理解并做出相应的评价，而现在的这个问题则把我们引入了“一片空白”的境地，并要我们凭对当前实际情况一鳞半爪的了解设计一个未来的方案。但是，我还是要坚持在一些人看来有点奇怪的信念，努力向读者表明我的设想并非凭空猜测。
当我作为观察员站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废墟之上，同许许多多昔日的社会主义拥护者起一经受心灵的震撼，并聆听昔日敌人在社会主义的所谓“遗体”面前做黑色弥撒时发出的回声时，我敢大胆断言，社会主义已经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大门口，而且这是不可逆转的必然，是社会实践自发发展的必然。现实生活对许多昏昏欲睡的人们的最好解释——一场迅猛发展的技术进步正在人们眼皮底下展开。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谈过多次，真不好意思再重申这一真理，但实际上这还是必要的。如同心理学原理所说，要打破“死脑筋”的抵制，舍此别无他途。我虽早就知道这个道理，而最近我再次经历了一次震动，更使我确认必须这样做。这就是说，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是一本相当新的、出自德国一位王牌理论家和实践家——赫尔穆特·施密特的手笔，谈的是全球化问题。尽管塔德乌什·柯塔尔宾斯基（1886—1981，波兰哲学家、逻辑学家——译注）早就亲口对我讲过，不能既写书又同时看别人的书，我现在还在看这本书。我在写书，但同时也在看别人的书，不过是有选择地看。在此时此刻，我之所以阅读施密特的书，是因为他是一位权威作者——尽管关于全球化的书最近我看得太多了。使我实在感到震惊的是，如此权威的作者，在一本大谈世界经济危机的专著中尽管几次提到结构性失业现象，但全书只字未提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科技革命，特别是没有提到生产和服务业的自动化与机器人化问题。很难相信这是一种疏漏！是有意要撒谎吗？否则那又是为了什么？无论如何，这对我来说，是促使我更要在这里不厌其烦地重申我的论点的一个补充理由。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不进行这样的论述，问题就无法符合逻辑地往下谈，所以就让我们用尽量简短的语言来加以说明吧。
我们生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生活在一次新科技革命时代。在这里我就不再详说这些具体概念了，因为我在以前出版的书中已有详细论述。我在这里仅就一点提出警告，谁不理解这些概念的内容并融会贯通，那么他就不应该对社会的未来做什么预测，也不应该从政，哪怕从事国内政治。
生产和服务业自动化和机器人化是问题的核心。微电子命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不可避免、不可逆转的，它给人类重新打开了通向天堂之门，同时也地迫使我们在生产行业和服务业方面彻底改变当前的社会机制，否则，人类将可能被淹没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之中。这场革命正在造成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即使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难以承受其压力。根据那些对这个问题感到惶恐不安的物理学家们的计算，到2030年左右，世界上大约有一半左右的职业将实现自动化，这就意味着，如果维持目前的社会机制，并且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保持当前水平的话，到那时就将有约40是亿人口被排除在所谓“就业名单”之外，即变成生产和服务业中“多余的人”，亦即注定要被饿死。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只是那些注定“该死的人”出来抵制，也会引起混乱。或者导致变谋生的劳动文明（cywilizacjapracy）为娱乐的劳作文明（cywilizacjazajec），这将会腾出相应数量的劳动（新的意义上的劳动）岗位“消化”几十亿受到“排挤”威胁的人——这是第三次重复我在前几本书中已经详细阐述过的问题了。我这里要补充的是，一个显而易见而且无须讨论的道理是，那些试图抵制的人是一群无知者，无须同他们讨论什么问题。这是否是高傲的表现呢？不！这只是一个在沙漠中呐喊的预言家面对一群低能儿般的“废物”压不住沉默而发出的高声呐喊，这些“废物”根本不顾这样的事实，即在波兰以外还存在着一个正在思考的世界，这个世界正在为人类的命运倾注着巨大的精力，而人类是不甘心于保守的。
从思维过程讲，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飞跃，毫无准备地从世界问题飞跃到了波兰，并得出了结论。无疑，不能如此“毫无准备”，我们需做自我纠正。
那么，前面讲到的问题难道也涉及波兰吗？当然涉及！假如不是我亲自听到了下面的事实，我本来无须深入来谈。谈论这个问题的人并非一般之人，他振振有辞地说，鉴于波兰比西方相对落后的特殊情况，波兰不会同西方遵循同样的发展规律。这种理解当然是错误的。既然有这种论调，我们就应该对此做出回答。
如果说世界上正在发生以科技革命为先导的新工业革命，我们显然也是这场革命的参与者。第一，由于全球化进程名副其实地席卷了全球，那些疏于参与同外国竞争而谋求发展的国家正面临被淘汰的威胁，第二，我国的出口还远远跟不上迅速增长的进口，这就是一个补充性激励因素，刺激我国产品必须进一步提高质量来扩大出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生产实现相应的现代化。于是，这一进程的后果同高度发达国家目前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劳动岗位问题和结构性失业问题就接踵而来了。另一个特别具有威胁性的情况是，农村的隐性失业正像乌云一样密布空中。结论应该是，在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的波兰，形势不仅不会变得好些，相反会变得更加严峻。这是明白得几乎叫人厌烦的道理，但我感到遗憾的是，出于形势所迫，我还是不得不提出来。
联系到我们这里关于社会主义前途的探索（即使不提“社会主义”一词，提“后资本主义”大概就不会遇到什么反对了吧？），我们就必须具体地谈谈下面两个问题。如果没有革命性的转轨，这两个问题都将成为无可救药的疾病，不管谁掌权，所谓的右派也好，所谓的左派也好，都是如此。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或者不把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来，那么我认为要解决它是根本不可能的，从而也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社会后果。
首先是结构性失业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将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进行急剧的变革，要克服它只是一句空话，对左翼的雄辩家来说是如此，对右翼的雄辩家来说也是如此。正如前面所说，解决这一问题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变谋生的劳动文明为娱乐的劳作文明。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社会收入一定程度的集中，由以国家（作为物的管理者）为首的公众机构来充当这种新的劳动形式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就社会的需要进行以娱乐劳作为核心内容的教育。只有满足了这个条件，不使任何人减少收入，失业问题才能最终得到彻底、干净的解决，其他任何说法都是空谈。我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新形式，由此体现了它同以往我们所熟悉的任何社会主义形式相区别的所有内涵。对此，我在下面还要再谈。
第二，关于解决我国的土地问题。这是一个事关千百万居民“着落”的问题。据国际权威人士戈尔德斯密公爵出版的《圈套》一书说，根据国际机构正式公布的统计数字，在波兰农村中的隐性失业现象使“多余的”人数达到了900万。戈尔德斯密公爵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努力要求参加欧盟，无非是寻求与里约热内卢或墨西哥城的贫民窟相等同的地位。迄今为止，除了一些庸人的无稽之谈外，我还没有听到过任何有实质性意义的答案，也没有听到过有人提出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切实主张。我们应该理解，这样做是在点燃导火索引爆炸弹，若稍有不慎，就会把我们自己毁掉。
有意思的是，最近一段时间来，在有关这个戏剧性问题上，我几次听到有人在批评哥穆尔卡（原波兰工人党领导人——译注）解散农村合作经济。这种批评绝对不是无稽之谈。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应该是，在波兰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是完全必要的，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建立农村的合作经济，目的是为了给分散的农户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的确如此，但这一任务不应由哥穆尔卡来完成。要理解当时的情况，就必须生活在当时的波兰——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就应该把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同当时的制度变革联系起来。否则，即使波兰加入了欧盟，不但不会使形势得到改善，反而还会使之进一步恶化。
我不打算在这个复杂问题上费口舌。我只想说，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在我们头顶悬挂着的不是一把而是两把双刃剑，我们不要装作若无其事，好像什么也不会发生，什么危险也没有。为了不至停留在把问题看得“一团漆黑”，在这里，我们应该指明如何使我们走出目前所处的“圈套”，为此我们要从上面所谈到的问题中，即我们的社会变革方向的问题中，得出实际的结论来。
无须深究我们就能断言，现实社会主义在波兰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同前面谈到的苏联和其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对此我们无须赘述。但我认为，值得再次强调的是这个特殊过程中所产生的冲突的两面性。如果不了解其特点，当那些狂人们因胜利而得意忘形时，我们就会变得束手无策，因为他们正是借用了我们对自己的批评而得意洋洋地宣布社会主义总体破产的。
我们需要深刻理解的是，虽然现实社会主义有很多弱点，使之无法正常运转甚至注定要失败，但现实社会主义——尽管这是一种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光辉业绩，这就是重建并发展了现代波兰。无论如何，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内
在因素所发挥的巨大影响力。假如没有这一阶段，如此大规模的重建根本不可能实现，因而在今天所谓的“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盗贼式资本主义”也就不会有如此雄厚的国有资产可以被贪婪地吞噬。在民族文化和学术方面，这个问题就更加鲜明了。假如没有波兰共产党人的政策，现在波兰的人文科学又会是什么样呢？波兰共产党人执政时期，我曾经荣幸地参加过它的政府，当时实行的政策就是要完整恢复二战前的文化面貌。波兰共产党政府难道不是不惜一切代价、也不管所涉及人员的政治观点如何，把东面（指二战结束划归苏联版图的原波兰东部地区——译注）的各所大学都搬了过来吗？不是重建并发展了所有旧有的学术机构并把战前的人员都吸收进来了吗？
应该批评波兰人民共和国所犯错误，但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今后不再犯。必须始终记取的是：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它们巨大的、积极的历史意义，任何理智的批评都不应抹杀它们在我国历史上的功绩。一味地造谣中伤和连篇累牍的谬论，都于事无补——尽管目前我国政界的一部分代表人物喜欢这样做。我们纠正波兰人民共和国的错误，并不是为了要回到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直到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的第二共和国（指1918年波兰宣布独立后成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译注）时代去。这是不可能的。由于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我们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波兰的社会结构，要想恢复战前的社会结构是不可能的。同时，波兰人民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真理曾暂时的谎言所掩盖，使人们的思想蒙上了一层阴影，但由于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以及它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人们迟早总会明白，我国人民对人权和公民权已经有了全新的理解。现在，右翼政府即将垮台，这是明摆着的事情。这不仅说明了它的无能，而且也将使人们认识到，蒙骗人的勾当只能得逞一时。须知，玩弄涉及人民生存问题的政治把戏，是危险的。
从我们上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与此相关的第二点启示波兰人民共和国因为它在创建和后来的实践中都有错误，所以它的垮台不可避免。但是，必须强调，摒弃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肯定“盗贼式资本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可以而且应当摒弃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制度模式，但是不能忘记它对我国民族历史所做的贡献，特别是它对波兰公民社会思维方式的变化所做的贡献。也就是说，不能一笔抹杀在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人民所取得的社会权利，并“返回”到原来的状态去。对于左派来说，不管它带有何种社会色彩，这都是事关其生死存亡的大事情。转轨是可以的，“盗贼式资本主义”是不行的！这就是从上述理论论述中应当得出的最终结论。
我们已经对波兰问题做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式的概括，当然，这只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概括。但是，从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一般性的规律，甚至涉及从各方面来说都很遥远的人民中国在内。现在，我们应该回到我们目前已经面临的实际问题上来。前面，我们不仅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前途的问题，而且也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问题。我要再次重申，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却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指的是社会主义思想将要在今后不断得到发展（或早或迟）；而第二问题是指，社会主义不仅作为一种思想，而且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制度，将会是什么样子，即它究竟应采用一种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只要稍加思考，就能理解我们探讨的这两个问题的差别，而且也能理解它们之间的类似之处和相关性：如果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未来面貌究竟应当如何这一问题不做任何回答，那么在有关社会主义未来这一问题上所存在的混乱不堪的状况中，我们就分辨不出究竟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
社会主义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变的概念，它的名称也五花八门。至于社会主义的内涵，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自从人剥削人的现象出现后，从广义来理解，就是“热爱亲近的人”或“爱心”（agape）。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同阶级社会的历史一样漫长，一样古老。我不想在这里摒弃马克思那种谦虚精神而妄加猜测须知，当人们经常向他提出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形式时，马克思总是拒绝回答。马克思曾经多次重申，他是学者而不是预言家，并且说未来社会里的人肯定不会比他们那代人笨。这当然都是事实，但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已经有了错误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而这是马克思当年所没有的；再则，我们在谈论社会主义的未来时，我们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社会主义。因此，现实已不允许我们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保持缄默。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个明白无误的道理是，社会主义的形式取决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具体条件，首先取决于该时代的生产方式。具体来讲，我们可以从刚刚逝去的那个社会主义形态中体会到新型社会主义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特点，这对现代人来说显得特别重要，因为他们不仅了解与过去那个社会主义模式相关联的问题，而且坚定地认为，那种“传统的”社会主义将一去不复返。那些坚定地反对我们的人，当听到我们在畅谈新型社会主义时，就立即改变立场说，我们谈论的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他们说，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后资本主义问题，他们倒是能够同意。于是，我们就会感到惊讶，似乎我们争论的实质确实是关于用词问题。我已多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而且讨论的对手决不是一般人，这不仅表明了对方的浅薄，同时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深刻性。
然而，我们还是从新型社会主义同以往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相通的东西开始来谈吧，尽管不以时间顺序来展开。前面已经说过，社会主义思想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过去。这是有据可查的。人们怀念已经失去了的所谓原始共产主义的平等，往往以纯粹的神话和宗教信仰为背景而发出呼声，说那是一个美好无比的“黄金时代”，被维吉尔（Vergilius，古罗马诗人）等许多先哲所赞美。但是，不管历史上社会主义的形式有多少种，其根本内涵就是广义上的“爱心”原则，它包括相互支持、公正、关心他人的痛苦等。我把这种态度，即“我为人人”的态度，简明扼要地称为“爱心原则”（zasadaserca）。我敢断言，没有“爱心”的社会主义，不管这种社会主义如何产生、如何贯彻，都是人性的异化，是违背自然本性的，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表现，是一个有内在矛盾的概念，因而是无法实现的。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这种社会主义能引导人们实行头脑清醒的政策，而是——用形象的比喻来说——公然枪毙了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原则。假如政治形势迫使人们实行这样的社会主义，那么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早产儿”，是“怪胎”，要么必须修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要么因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必须“另起炉灶”。所谓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就是明证。我们现在已经懂得，无论如何，不讲“爱心”的社会主义想长期实行下去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当我们已经了解了新型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和特点时，我们就把世世代代人的理想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了，同时突出了它同那个失败的尝试——现实社会主义的区别。当我们这样来提出问题时，眼前就展现出广阔的天地，从而可以根据将来社会的历史状况、发展水平和文化状况来区分和讨论社会主义与历史条件的相互依存关系了，同时也指明了这个新社会形态发展的“非有不可”的条件。
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尽管刚刚过去）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原则和做法，即使不是一笔勾销，也必须予以彻底修改。我的这一论点必然引起所谓“正统人物”的反对。这些“正统人物”简直就是教条主义者，而不是具有创新精神、进行独立思考的马克思主义者。幸好，由于他们人数少得可怜，他们的影响也几乎等于零（特别在发达国家，更是如此）。
事情本来就十分简单明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对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这一问题的回答。如果现在这种条件本身正在发生变化，甚至正在消亡——对此，那些顽固不化的“正统人物”是不可理解的。很显然，当代社会主义的图景也要做出必要的修改。如果无产阶级正在消亡，那么作为阶级斗争的基础的剩余价值问题也在消亡，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争论也在消亡——这一争论将被送进天国。然而对于这一系列新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做出过回答，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要想解决这些新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我们又不得不予以解决。
我想举例来说明，作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几个“支柱”，现在正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眼前：第一，无论何种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都认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条件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往的讨论仅限于过渡的方式方法问题，对是否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问题本身却是毋庸讨论的。可是现在，这个基本“支柱”不但已经垮掉了，而且还为讨论这个谁也拿不出现成答案的问题展现了广阔的天地。
这个问题的出现，首先是由“生产资料”这一概念所发生的变化引起的。这方面的新问题多如牛毛，我不能一一谈及，只想简单地指出最主要的一个。迄今为止，被人们当成生产资料的东西包括机器、原料、技术和“科技成果”，这已经使生产资料的传统内涵大大扩展了。可是现在，对于新的信息社会来讲非常具有特色的是，主要的生产工具恰恰是信息。这样，就出现了迄今为止人们所不熟悉的第一百零一个新问题。难道我们可以把信息或学术思想国有化吗？
我认为，根据现实社会主义的经验（在当时信息问题才刚刚露头），是无法把信息国有化的。那么该如何办呢？机器，作为一种生产工具当然还是要存在下去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软件”（software）作为信息物质化的形式，那么“硬件”（hardware）就成了一堆废铁。是否可以据此得出结论，既然不能靠一纸法令把人的思想收归国有，那么谁都可以设想出某种畅销的技术商品并把它垄断起来，为自己和亲属赚到万贯家财（例如比尔·盖茨通过设计电脑软件成了世界首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过去的社会主义思想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第二，“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另一个已经垮台了的“支柱”是计划经济问题。经济上的计划和市场问题，在信息社会的美丽倩影尚未充分显露的今天，就已经为我们积累了许多对讨论这一问题有用的材料。我是新自由主义的毫不留情的敌人，我认为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派胡言。但是，我在过去的实践中已经充分学到了这样的知识，即从社会生活中武断地排除市场机制，同样也是胡说八道。要带有市场的社会，而不要新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市场社会，我认为这是指引我们正确思考这个问题的正确路标，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头。无论如何，这只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矫正，从而推翻了它的基本支柱之一。第三，我们来谈谈国家问题。这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经典话题之一。取消国家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肯定是一种信念上的错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之流的无政府主义者过去都是这样讲的，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竭尽全力与之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与此不同。他们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作为暴力机器和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将要消亡，但国家作为人统治物的工具仍将存在下去。这已经足够了。特别是，现在的条件同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相比，国家在这方面的职能已经成倍地增长了。问题在于，国家作为“人统治物”的工具，即广义上理解的行政管理，同暴力机器的职能是无法相分离的。国家要求社会生活听命于行政管理原则，就是一个极好的说明，更不用说对于那些社会性的犯罪行为了。即使我们只挑选这些社会舆论所熟知的例子，也就可使我们把国家在新的条件下所应履行的职责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了，就更不用说那些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老问题了，例如战争以及与之有关的武器贩卖问题。同19世纪相比，这些问题的规模今天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可能像魔术师手中的魔棒那样，只要触动一下就会消失。
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不但不会消失，而且我们有充分理由断言，同所有空想家包括社会主义空想家的担忧相反，国家的职能还将得到加强。因为我们在这里只是想提出问题，而不是充分展开来谈，所以我们可以就此搁笔了。
那么，我们可以从以上得出什么结论呢？既然现在的型社会主义同我们从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中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有如此之大的区别，一个习惯于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人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新型的社会制度称作社会主义？难道我们不该给它起一个新的名称吗？这种要求也许是有道理的。仅就老的、有阶级区分的社会主义同新的、肯定会是全民特性的社会主义的区别而言，也确实需要给它起一个新的名称。那么，将起一个什么名称呢？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可以找到吗？不能！马克思主义是另一个社会的理论，是从那个社会的变化中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熟知马克思主义肯定将有利于我们的新探索，特别是它的方法论，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包含对这些新问题的解释和有力的答案。
四、教条主义、修正主义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我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探讨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现代意识形态的推动力，到底将发挥何种作用？我所谈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不是指具体问题。当我试图展开来谈这种思想时，它又自发地衍生出互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在考虑写这一章时，我的确想明白无误地提出我认为相当重要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就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应当发挥的作用来讲，肯定是令人震惊的。
正如前面所述，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时代已改变了它的本来面貌：现在提到首位的是它的学术和理论作用，而它作为工人运动指针的意识形态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津津乐道的东西——正在消亡。如果理解了我们时代社会发展的总趋势，那么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如果不理解这一点，特别是不理解与当前科技革命密切相关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即生产过程和服务业的自动化、机器人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和工人阶级的消亡，就无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作用。遗憾的是，一些目前身居高位的领导人常常对此熟视无睹，并对我的论点感到惊慌失措，于是就要动员“经典”力量来捍卫马克思主义。
当我们尚未演完与现实社会主义时期相关的悲喜剧之时，又得赶快拼凑兵力投入战斗，同反对工人阶级消亡以及与此相关的反对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作用的“卫道士”作斗争。最可笑的是，昨日的社会主义的坚定敌人，今天却出来“捍卫”现实社会主义了。但这并不是什么危险现象，因为这种“卫道士”并不代表某种具有实力的政治势力，至少在波兰是如此。但这毕竟是有害的现象，因为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成败，取决于对这种变革的理解，并要求采取相应的措施改进我们的行为。因此，不管人们如何绝望地呼唤那段已逝的历史，也不管人们如何引用过去那个时代最令人敬仰的权威人物的经典学说，我们都应该开展一场意识形态斗争，以使人们理解当前的形势并认识与当前形势发展相关的规律。
这具体是指什么呢？是指要人们理解，今天在解释马克思主义方面最主要的敌人是教条主义。是的，尽管早就知道这一现象的危害，可是由于各种实际情况，这个问题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过去，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内部，最主要的敌人是狭义上的修正主义，这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主义最好地反映了社会实际情况并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正是令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直至今天所信服的。在这种情况下，摆脱经典作家的正确观点（这种观点过去往往被歪曲），就有使我们这个运动的政治斗争路线遭到扭曲的危险。当然，这种态度也决定了一些人害怕观念的更新，总是与正统理论亦步亦趋，或者说使理论僵化，从而导致进入死胡同。过去确实是如此。我们从不久前的经验了解到，过去那种做法后果可悲，且已导致悲剧发生。但同时也可以理解的是，人们对修正主义所带来的后果的害怕程度，超过了对那种沿袭旧说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虽然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过去把反对教条主义即反对理论僵化丢到一边，但也大体说明了以往左派运动的实际情况。
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摒弃各种旧的“基本论点”，而不是只做一些小小的修改，因为那些基本论点已不能反映社会的实际情况。修正主义昔日的各种形形色色的观点，同目前已被广泛认同的观点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一方面，昔日的修正主义者给人以苍白无力的感觉。另一方面，似乎不久前还振振有辞的正统派“卫道士”一夜之间都死光了，今天他们常常用昨天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语言说话。今天，带上反教条主义的领带是“时髦的”，修正主义也变得“可爱”了。
事情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我要断言，就今天的情况而言，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统统属于老古董，而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理论，我认为创造性地运用它仍然是有意义的，最好再使它作为理论工具能够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但是，我要重申我一再申明的思想，在这方面，目前理论认识被过分简单化了，以至于认为要懂得社会主义变革的必然无须当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而只要了解当代生产和服务技术的现代化程度，善于有逻辑地思考问题并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就足够了。这又将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中引起不安，由于他们认为可以自命不凡地垄断知识，于是对下列事实视而不见新的发展不仅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同时也证明——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广大群众中的普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必要前提是健康理智的要求，而不是某种无法在社会实践中兑现的哲学上的猜测。
我说这些话在某种意义上是想鼓励对马克思主义旧有论点做出修改，这是任何科学理论都会如此做的。但首先要同把这些旧有论点教条化的倾向作斗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要求的，因为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旧有的理论观点再也不能反映现实了。尽管表面看来这一切都那么显而易见，但遗憾的是，事实告诉我们，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一再重申那些老生常谈的要求。同时，我们在为实现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要求而奋斗时，也不必害怕对我们提出的那些指责。
注释：
[1] 1944—1956年期间, 即斯大林主义时期，波兰曾逮捕24.3万名反革命分子，其中被处决者达 2800 人。
[2] 这里可能指苏波战争中1920年8月苏联红军在华沙城下的战败。
[3] 美籍波兰人，卡特任美国总统时的国家安全顾问，他一再指出，今天的俄罗斯只是一个“地区性大国”。
[4] 1918年波兰重新独立后的国家领导人。
[5] 斯大林在同丘吉尔谈话时，曾开玩笑说，要在波兰实行社会主义，“比给母牛套上鞍子还要困难”。
[6] 指散落在森林中曾经同法西斯德国占领军和后来的苏联红军为敌的少数“游击队”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佐仓绫奈、加特林涅夫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