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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2050年我的曾孙的一封信
〔波兰〕亚当·沙夫
根据《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3期（总第57期）录入。
亲爱的亚当：
这封信是我在你收到65年之前给你写成的。我称呼你亚当，也许是为了使你纪念自己的前辈，你起了我的名字，但如果不是这样，我也要叫你亚当——因为这会使我感到愉快。
我希望你在2050年阅读这封信，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根据目前我们可以做出预测，那将是新的社会形态完全确立起来的时期，这一形态将由目前的工业革命创造出来。你和你的同龄人，那时将面临因这场革命变成了现实而带来的问题。其中，同以往一样，将肯定会有困难，失望，对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提出各种疑问。肯定也会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我这一代人，是如何经历了一场与我们参与并领导的革命未能令人十分满意的结果相关的混乱？你们也肯定会对我们现在的经历感兴趣，如同我们现在——我多次写到过——对法国大革命时期人类的相应经历感兴趣一样。
你可能会说，同写此信到阅读此信相隔不足一百年的情况相比，我倒退了200年左右的时间。但我要你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第二次工业革命同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社会发展进程已经大大加速。这样你就会理解，你的65年中发生的事件要比以往200年间社会发展中所发生的事件丰富得多；同我生活的时代相比，社会发展速度也已快得难以比拟。
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收进我的这本书[1]里？这本书是我的政治遗嘱。也正因为它是我的政治遗嘱，我收进这封信是希望它能成为解开我的人生的密码。我不仅希望这封信能够保存得长久一些，而且我要保证它能够在时空相隔相当距离后，仍然能够被送到你的手中。不仅如此，我想以这样的形式告诉当代的读者我的个人的某些经历，而要把这样的经历告诉别人又难以找到其他合适的方法。假如我把这些内容写进本书而不是以给你的私人信件的形式，也许有人会说我喜欢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并不光彩的隐私。事情虽然终究会成为过去，但我对读者来说似乎就会有一种偷看别人信件的尴尬心理。
我为什么深知此信能够送到你的手中，因为我有一种信念，这本书能够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会有“好心人”把它传下去，直到你的手中。我相信会有这样的“好心人”，并坚信他会帮助我做到这一点。如果有许多敌人唾骂一个人，那么就会有许多人对这个被唾骂的人感兴趣：他究竟是个什么人？为什么在他的同时代会有这么多人污蔑他？从而以好奇心理来阅读本书。这样就能保障我给你的这封信不至于在途中遗失。
我写这封信是动了许多脑筋的。尽量设想到了你那个时代会提出一些什么问题来。这样的问题中，首先恐怕还是那个今天一直折磨着我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问题：为什么那些策划、组织、参加这场大革命并亲自尝到大革命果实滋味的人，最终会如恩格斯所描写的那样，在一切完成之后发现这场革命的实行方式并不是原来所设想的那样。那么，当时他们是怎么设想的？他们是如何经受这场伟业的？他们对这一伟业的兴衰有什么感想？
你也许肯定想知道：“我的曾祖父，你是如何对待你在本书中描写的你的运动的命运的？当我现在面临类似的问题时，我可以在这方面从你那里学到点什么？好，现在我来对你的问题作出回答。
我感觉很糟糕，甚至是坏极了。当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消极现象同我原来的设想进行对比时，我简直感到羞耻和沮丧（是的，沮丧），甚至诚惶诚恐。
我把这些消极现象从理论上归结为革命异化表现（如果在你们这个时代我现在所拥有的这些学说优势已经被人遗忘，那么你应当对这本书的内容作出自己的评论），而属于这类现象的还有各种各样上面说到的一切令人烦恼的不良自我感觉。
有令人羞耻和沮丧的诸多现象，也有其他一些甚至是令人诚惶诚恐的现象。我之所以说羞耻和沮丧，因为没有其他的词汇可以形容这样一个人的感情，他的一生是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运动的自觉的积极分子度过的。而到了他的晚年，他面前展现的这幅实际图景，却与他为之奋斗，或者不管如何是想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
因此，毫无疑问，我的感情是苦涩的，我的这一代参加这场斗争的人，绝大部分都这样或那样有这种感觉。但我懂得，你要在这方面知道更多的东西，这恐怕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已经发生的情况，我是否已经感到失望？尤其是我是否对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理想和我沿着与这一理想相关的生活道路走过来而感到后悔？——更深入一层，假如我可以重新开始生活，那么我是否将重新选择这条道路？
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互相关联的好几个问题，对此需要做出回答。我对事件的进程是否感到失望？我是否对自己孜孜以求的理想因实施方式遭到扭曲而感到失望？要对此作出回答，首先取决于对问题的理解，要看问题的哪一个方面，因为这个问题可以分成几个方面。如果说，你对“我感到失望”这一说法的理解是这样的：我感到遗憾的是，事件的发展同我原来想象的、原来希望的不一样，那么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
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感到失望。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一切扭曲，尤其是在打着社会主义招牌下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必然使每一个把社会主义视作正面价值的人感到痛心，必然与他们的理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大相径庭。当然我不想看到这种状况，我将与之进行斗争。但问题在于，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事先有一种设想：这种状况本来是可以克服的，并且值得为之奋斗。
也正因为如此，我对“你是否感到失望”这个问题，如果从这样一种意义上理解，即我面对生活中出现的对社会主义许多明显的扭曲，因而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活动的理想和目标是无法实现的，那么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绝对否定的：不！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不但没有失望，而且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尽管在通向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看到了许多正在窥视着我们的危险和陷阱，我从中已经学到了许多东西。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而是因为我知道目前存在的令人不安的各种困难和危机是怎样产生的；应当对此负责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是错误地实施了这一理论，违背了这一理论的原则。这是一种概括的说法，具体的论述几年来我已发表过不少文章，这使那些表面上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实际上是既得利益集团代理人感到恼怒。我们当前正在经历的危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不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危机，而是那些无能的、想唯意志论地实施这一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危机。
回答了上面的问题后，使我比较容易地回答其他一些问题：我是否对社会主义的实践感到后悔？是否因为我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走上了作为一名斗争的共产主义者的道路而面对社会主义的实践感到失望？进而我是否会选择另一条人生道路，假如生命还可以重新再来一次的话？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因为这两个问题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完全否定的：不！我对我自觉选定的人生道路——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感到后悔，我把“共产主义运动”理解为自己的运动，因此我不属于今天国际上“失望的共产主义者”行列，相反，我为我属于这一运动并在它的行列里成长起来而感到自豪。
从中绝对不能得出结论说，我对这一运动的一切都持赞赏态度。我不属于轻率行动的赞赏者行列，我对所谓现实社会主义各种实际做法不给予赞扬。相反，我是他的缺点和扭曲的尖锐批判者，但我是从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来批判的。
当然，今天共产主义运动在实践中所犯的各种错误和扭曲，比以往更加明显，而且更加容易识别和理解。以往这一运动所创造的业绩和价值是不可磨灭的，谁也不能把它们从人类历史上一笔勾销。正因为如此，应当纠正这一运动，消除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和扭曲，从“内部”批判这一运动是为此目的服务的。不能因为它暴露了这些弱点而对它的功绩也统统加以鞭笞，不顾它的功劳和优点。无论如何不能把它从社会生活中消灭掉。否则就是乌托邦式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至于问题的第二部分，即我是否会重新选择半世纪之前我曾经走过的道路，我想，我在谈了前面一些话后，再作回答就显得多余了。但是为了更加明确起见，我还是来毫不含糊地作出回答：是的。即使在现在，我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在我看到了我所知道的一切之后我还是要这样说，因为没有比这个运动更美好的运动可供选择了。
我将继续在这个运动中积极从事活动，首先是在国外从事活动，尽管波兰党的内部由于派别斗争，我被党内的黑手党所开除（你看，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存在着黑手党，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执政体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事物，也许你会清楚地发现在我这一代人的实际生活中，“共产主义者”和“党员”这些概念是名不符实的。一个人不参加党，他可以是共产主义者，而所谓党员则往往与作为一种思想运动的共产主义毫不相干。从历史角度看，你也许还会比较明显地看到，今天的波兰具有超现实主义的特性，它是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典型国家，表面上很严肃的话，却带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
假如这不是我的国家，不是生我养我和我现在生活的国家，我也会以一种巨大的好奇心来观察它所特有的一些社会心理现象，那时我就会对目前正在困扰着我的许多问题畅怀大笑。不管怎么说，你都可以放心地看待把我开除出党的可笑事件，把它抛到脑后。它毫无意义，尽管人们像谈论今日波兰一样，对此谈论很多。
然而，我再回到已被打断的思路：是的，假如有可能，我会再次选择我已经走过来的生活老路。当然，不会是同一条道路，但——正是我前面已经说过的——同样的道路。我的这句话的含义，恐怕你是理解的，再重复走同一条道路，既在了解了历史上的错误之后再走同一条道路，就意味着，要么是不善于思考问题的白痴——这肯定不会是我；要么是只关心个人私利的无耻之徒——这也肯定不是我。
因此，这是一条按新的理解和新方式安排的老路，一条由马克思主义最正确指导而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既符合今天的条件，同时又考虑到历史教训。社会主义，由于是一种全新的事物，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在这场实验中既会有成功，也会有挫折。如同每一种科学实验一样，挫折会告诉人们，什么地方有“死胡同”，在今后的活动中应当避开。所以说，这是“老路”，但有“新的走法”。
我对某些原则性问题的态度，恐怕已对你解释清楚了，但是你肯定又会提出其他的、概括性的问题来：那么“你对那时的波兰是什么态度呢？毕竟它是现实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对此你也是这样说的，但由于你同它有亲身的联系，而它又是你自己说过的那样，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国家。”
你的这个问题，提得完全有道理。因此，我对此要作出回答。
在本书中，差不多一开头我就写过：波兰是我的祖国，不管她正确还是错误，她是我的祖国。它的含义比一些爱国主义言辞更加丰富，尽管有些人说着爱国主义的话，却往往旅居国外。而我，要是侨居国外，会因为对亲人和对祖国的怀念“枯萎”。我过去的许多学生和同事，尽管他们个人没有受到什么不公正对待，甚至没有让他们沉默不语，而我却不是唯一的一个必须沉默不语的人，他们纷纷离开了祖国，我对他们只能是敬而远之。难道他们感到是受了委屈了吗？这种说法没有说服力。
我一刻也没有想到要侨居国外，尽管我在某一时期受到过委屈。也许在个人生活方面我是个保守主义者，也许我有斗士的秉性，当别人把意志强加给他时，他无法忍受；也许就是因为我热爱波兰，如同爱一位女子那样，尽管她干了些不体面的“勾当”，我的反应还是，“恨在嘴上，爱在心里”。
也许上面这些因素都有，再加上我的利益之所在：尽管在这里我甚至“臭不可闻”，我毕竟是一个“人物”；在国外，即使受到各种吹捧——正像某些侨居国外的人所受到的那样，我总感到是“外来户”，被人当成一种工具来摆布的“什么也不是”。说真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什么是主要原因，但我向你展示我的灵魂：我从来没有，一刻也未曾想到过要走侨居国外的道路。
我若要侨居国外，可能比别人更容易一些，有人甚至在1968年事件发生初期就用高薪引诱我走这条路。他们找上门来提出非同寻常的建议，我都一概予以拒绝，使这些“好心人”无法理解我的动机。我自己也很难说清楚，也许我内心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对于你来说，我不仅是你的前辈，而且也是你研究的对象——一个变幻多端的时代留下的使你感兴趣的人物。
我的确热爱波兰，甚至可以说爱得十分动情，表面上看来我似乎很“硬”，实际上我内心却很“软”，很“伤感”……我对波兰的感受是多种多样的；我经历过喜悦和希望，也经受过失望、悲痛和耻辱。最令人痛心的就是这种耻辱。
在波兰实施社会主义，曾经使我充满希望。今天我作为一个老人（说得婉转一些，一个老先生，但我一点也没有变老），我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比以往多得多了。我也写文章，使那些名正言顺的“正统派人物”感到不悦。因为我解释了为什么在波兰不应当实行社会主义，应当在夺取政权之后，实行某种人民民主的形式，能够得到人民赞同的形式。但当时，在重新获得独立之初，情况是另一个样子。当然，从理论上讲，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就了解这一点。我们知道，阿尔弗莱德·兰普[2]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明白无误地发表了这种意见。
但真正起作用的是——同我一样的一些人——渴望我们年轻时期为之奋斗的梦想能够得到实现，这从心理上讲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尽心尽力为之奋斗的、为之受苦受难的、在战争中不顾个人安危甚至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的，就是为了要实现社会主义。这听起来似乎充满激情，但是这是生活的事实。我告诉你这些，是希望你更好地理解当时存在的形势，希望你不要从反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事物，观察后来变成的事实，从而贬辱“失去幻想的一代人”，贬辱“丧失良机的一代人”。现代人很难了解这些情况——值得记取的是，最为困难的是写现代史，本来应当在一开始就了解各种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本来应当是了解的，有些人确实是了解了的。但是，我们（我是指自己，指我的一代共产主义者们），却并不了解，也许因为我们不想了解，因为一旦有了了解，生活起来就困难得多了。阿尔弗莱德·兰普曾经明确指出：不容许通过苏联红军之手在波兰夺得政权，否则社会主义事业在波兰就要被推迟3—4代人的时间。他是一位思维广阔非凡的理论家，我们，我的这代人，却很想夺得这个政权。
这是否证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了解得很肤浅呢？是的。这是否证明政治上不成熟呢？是的。但想要夺取政权的想法纯粹出于唯心主义，这与今天各种第三世界国家落后、条件根本不成熟而想搞社会主义的情况相类似。我们当时的心理状况同今天这些国家里的青年知识分子相类似，只是当时我们没有可资对比和借鉴的经验，而今天——遗憾的是——他们却十分丰富。实践已经证明，在这方面的心理刺激是如此强烈，以至任何经验、任何明确的警告都不会起作用，这是“思想禁锢”的典型表现。一听“社会主义”，立即情绪激动！
我记得1937年在利沃夫坐监狱时的情况。当时我们在一起坐牢的有30来名政治犯。我们在牢房里唱歌，当然唱革命歌曲，为了消磨时间。我们之中没有一人懂俄语，但我们唱的主要是俄国歌曲，用俄语唱。有一个人发问，我们“用俄语”唱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因为没有人懂俄语，歌曲是监狱里犯人口传的，正像在教堂里用拉丁语唱圣歌一样，尽管大家不懂拉丁语，也不懂圣歌的内容，但大家在跟着唱。不过其中有一首歌，因为斯拉夫语的共同特点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其内容。那是20年代波苏战争时期的歌曲，讲的是一支哥萨克骑兵要夺取华沙。我们是共产党人，难道我们是叛徒，难道我们没有爱国主义感情？绝对不是！我们居首位的是要搞社会主义事业。当时，这支外国部队威胁着波兰的独立，但是从阶级利益出发它给人以希望，它是要波兰建立波兰苏维埃共和国。搞社会主义么？——群情激昂！
我不想在这里向你论证谁正确，谁错误。我只是想让你了解当时人们是如何向往社会主义，把它作为人生的伟大理想。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实现这一理想的前景，是巨大的希望和令人欣慰的事实不管社会主义来自何方。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记得一位律师的儿子，我的好朋友，名叫马纽希，他在波兰共产党内从事“交通”工作，通过波兰南部的塔特拉山区，运送党员同志到捷克斯洛伐克和接他们回波兰。当时波兰在毕苏茨基的萨纳西独裁统治下，而捷克斯洛伐克则是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共产党可以合法存在。因此他很了解我们党最高领导人的情况。一次，他同我进行了十分有趣的政治性谈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把波兰情况同法国情况作了对比，说这两个国家都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希望。当我对波兰社会主义的前途表示出怀疑神态时，他强调说：“谁能肯定呢？由于我们有社会主义的邻居苏联，也许我们会走在法国的前头。”我认为他的这种理解是有道理的，我们两人对于搞革命“输入”都不以为然。
在我们的思想范畴内，对于革命从外部“输入”问题，完全不以为然。实际上，我们并不把它当作革命“输入”，而是当作“世界无产阶级祖国提供的国际主义援助。”我开诚布公地说这些话，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感觉。更有甚者，我仍然认为这里多少包含着真正的国际主义的成份，尽管今天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指出这种想法是波兰共产党人搞的社会主义产生异化的根源之一。过了若干年之后，他的说法得到了证实，而他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而没有看到。在波兰实行社会主义，对我这代人来说，曾经是具有无比吸引力的事，令人神往的事，给人以巨大希望的事。我正是以这样的心情迎接人民波兰的诞生。
对于通过土地改革而获得土地的广大农民来说，对有工可做的广大工人和职工来说，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获得了施展自己创作才能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不仅是巨大的希望，而且是开始美好新生活的现实起点（为了你能理解这些简单明了的话语的含义和充分认识劳动群众生活乐趣的源泉，应当使你了解战前波兰雇农、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切身遭遇）。我就属于最后面的一类人，正是人民波兰为我打开了对我这样的人一直禁闭着的大门，使我有机会在高等院校从事工作和学术活动。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也正是因为有了人民波兰。不管我个人遭受了多少痛苦和委屈，而这种委屈是同波兰事件的进一步发展相联系的，我永远不会把上述一切置之脑后，我对人民波兰有理由感到欣慰和充满感激之情。但是，如果有必要，我对人民波兰的批评是不留情面的。不过，这种批评是从“内部”，是从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出发进行的。
关于正面经历我已经说得够多了，但愿不要被人认为我的颂扬话缺乏客观事实根据。然而，对于生活中常常被人遗忘的积极方面，是应当回顾的。这样，使那些说得一团漆黑的片面批评，甚至是最有事实根据的批评，不至于被人曲解。遗憾的是，不是臆造的、真正的、有确实根据来批评那些使我们感到痛心的，使我们感到羞耻的现象，也是比比皆是。我是怎样经受过来的呢？很惨，很沉痛，我周围的许多人说，太沉痛了，因为我不甘心于承认那些被别人认为是无可救药的坏现象是反面事实。他们常常把我所作的斗争看成是唐·吉珂德式的。这也许不正确。我认为，在对待这些问题上，我同别的人差别在于，他们把这些反面的事实看成是制度内在的祸根而拂袖而去。我却相反，我不归罪于制度，而归罪于它的执行者，我始终寄予希望的是，一切都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甚至在现在也可以做某些补救。我正是为此而奋斗。
我不想把生活中的不良现象算一下总账。你肯定从各种历史著作中了解了这一切。你掌握了我现在无法掌握的“事后材料”，你对那些事物能够作出更好的判断。我只是想向你提出几点预测性看法。
简言之，我们制度的运行情况很糟。这不仅在波兰是如此，在其他所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里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在经济上是如此，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当然这是令人痛心的，特别是对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如此，它使人痛苦和伤心。
我在这里只谈了使人最痛心的事实，因为它实在叫人感到羞耻。因为这些令人痛心的事实与我们制度原来设想的价值是背道而驰的，它甚至是对我们的侮辱，因而必然会在我们的心底里引起失望情绪（本来我们设想的社会主义并非如此？），令人感到羞耻，特别是作为同这个运动紧密相连，而且有些活动自己恰恰又是倡导者。
对于我个人来说，使我感到羞耻的是那些破坏了社会主义原则的现象，而这些现象是一些所谓正统派人物从外部进行活动造成的。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以腐败为例。腐败现象在这种或那种社会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同样存在，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里生活的也是人，而不是天使。社会主义制度里的腐败现象虽然是消极现象，但还没有发展到悲剧的地步。如果这种现象不断滋长，在政权机关里由量变发展到质变，那么它不仅是使人沉痛的，而且是令人羞耻的。
破坏法制问题，破坏社会公正原则，夹杂着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明目张胆地破坏国际主义原则等，情况也与上面谈到的相类似。有关这类问题，我可以给你写上几本书，但你只要好好阅读本书的一个附录，把它当作此信的注解，那么你就会明白我感到羞耻（十分羞耻）的原因。我们曾经想要创造“社会主义新人”，我们也答应要这样做。当然，社会主义不是一切从头开始，毕竟我们接收的是几百年的遗产，波兰被瓜分的遗产，被希特勒占领的遗产，从政权而言，我们也是从“好心人”手中接过来的。我们不仅没有能够克服旧有的坏现象，而且像今天明显看到的那样，更使那些旧有的坏现象进一步严重化，并赋予新的“色彩和光泽”。我们生活在“粪……”中，它威胁着民族的未来，可是关于“形势大好”的宣传却把它描写得香气扑鼻。对于这类现象我感到害臊，简直是害臊之极！
我再重复一下，写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革命要继续下去，但要有新的方法。
拥抱你，并祝愿你们能好一些。
你的曾祖父
注释：
[1] 指《当代社会主义的前途》，1990年波兰环球出版社出版。本篇是该书的附录之一。
[2] 阿尔弗莱德·兰普（1900—1943），波兰早期革命家，曾任波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在党内“多数派”与“少数派”进行宗派斗争时一度属“少数派”。他在狱中写下的《政治遗嘱》中说:“如果我们从红军手中接管政权，那么波兰的社会主义事业将被推迟3—4代人的时间。”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佐仓绫奈、加特林涅夫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