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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种新的左派
〔波兰〕亚当·沙夫
（1997）
柴方国 译 殷 叙彝校
本文译自德国《马克思主义杂志》1997年第2期，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年第4期。
从标题可以看出，这篇论文旨在论证目前社会形势下一种新左派的必要性。这种观点经常被谈到，持这种观点的人对问题的理解有所不同，这一情况恰恰更加突出地表明这一问题的创新特点。
这种要求具有突出的政治特征。如同任何新生的政治观念一样，只要它超出了纯粹思辨阶段，它就会反映社会形势的某种转变。因此，在我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也就有必要说明，这种要求是有根据的，不是空洞思辨的产物。为完成这个任务，我要指出（暂时只是非常一般地），我的要求是当代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革命性社会转变的结果。要说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我必须回答三个问题，它们是我进行进一步思考的基础：（1）社会形势的哪些革命性变化要求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观念？（2）为什么说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我称之为新左派）来完成这种使命？（3）为完成这一使命，新左派必须采取哪些形式和措施？本文的内容便是对前面三个问题的回答，它分为前后相关的三个部分。
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消亡
显而易见，虽然广大公众对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其社会后果的观点所知不多，也不理解，但是，他们却对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由于这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进步而要走向消亡的观念感到十分震惊。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波兰，也发生在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令人奇怪的是，西方的人们，尤其是知识界精英，对这些问题却有更深刻的理解。在我们波兰人朝着“资本主义方向”迈进时，西方（不仅仅是左翼）却宣称已经进入后资本主义（即不是那种我们在各方面都要赶上的资本主义）阶段；在我们正不遗余力地引进“自由市场”体制时，西方人却试图劝阻我们，他们不仅谈到了“社会市场”的方案，而且直截了当地提到了“后市场”时代；在我们把“充分就业”视为发展的一个现实目标时，西方人已开始讨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的“消亡”。
这些问题促使我们重新回到人们感到震惊的“资本主义消亡”的观点上来。资本主义消亡的确是可能的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正在朝着很快就不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方向迈进！这样的表述有些离奇，但事实的确如此；对那些了解现代工业革命及其影响（其中包括在人的劳动领域的影响）的实际情况的人来说，劳动消亡的问题是不言而喻的，它同资本主义本身的消亡密切相关。简单地说：没有传统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人的劳动，即人的劳动不再是劳动市场上的商品，资本主义便无法存在。
资本主义区别于其他经济制度的本质，不仅在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人的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而且在于资本家能够在市场上根据市场规律购买“自由的”劳动力，以便最终（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以占有剩余价值的形式）获取利润。后者（作为市场商品的自由劳动力）作为资本主义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一般的经济分析中，除了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那里以外，很少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实际上它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尤其在我们弄清传统资本主义意义上劳动的消亡会自然而然地引起资本主义自身消亡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
然而，劳动消亡的过程在今天已经实际发生了吗？是发生了，尽管这在一些不了解有关事实的人看来是不可能的。劳动消亡完全是当代科技革命的结果，亦即18世纪末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或者也可以说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我们在考虑问题时采用工业革命的说法，因为它不仅考虑到问题的科技方面，也表达了科技领域的转变带来的社会后果。在我们涉及的相互关系中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这些社会后果，就是说不把问题局限于科技转变方面。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讨论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末，其实质在于以机器的机械力量帮助人的体力劳动并越来越多地取代它，而今天的工业革命则发生在脑力劳动领域）。我们认为把以电能取代蒸汽作为机器动力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混同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是错误的，尽管它们无疑都是生产力领域的重要革命。工业革命导致革命性的社会结果，例如发生在今天的促使整个文明（不只是经济形态）发生转变的结构性失业。
为避免在我们下一步思考中发生语义方面的误解，插入这些说明是必要的。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主题上来了。
在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有趣的、甚至看似荒诞的现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比左派代表人物（特别是“正统派的”代表人物）更容易理解上面提到的问题，不过这一情况是不必费多大力气就可以弄清楚的。为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我要引用两本书为例证，它们极好地证明了这种状况。
1995年，也就是在我写这篇文章前不久，美国出版了杰莱米•里夫金的一本书，该书的标题和副标题寓意深刻：“工作的终结。全球劳动力的衰落和后市场时代的开始”。我不了解作者的政治观点，不过如果注意一下该书护封背面登载的一些著名评论家的激动语言，便可知道它可能与统治阶层所认可的思维方式相去不远。在这些评论的头一段便出现了经济学领域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威斯利•列昂节夫和杰姆斯•古德施密斯爵士的名字，而这两个人从未被看作左翼进步人士。这本书的出色之处不仅在于它的理论表述，也在于作者运用大量的（美国的）实际资料来说明他所表达的、简直令人震惊的论点。我必须承认，我读这本书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我完全赞同其中一些与我观点相同的理论表述（当然不包括一些错误的社会政治结论，从现实的立场看，这些结论出自一位希望在美国得到认可的作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同时又觉得痛心，我15年以来一直在著文论述这类问题，却未能捅破“善意的沉默”（这或许是对“左派梦想家”的“大度”）这堵墙。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我当时就这个问题给罗马俱乐部写的一个报告上（该报告在相当长时间内列入德语地区畅销书排行榜，但直到今天，即使是我的“兄弟们”也不能完全有把握说这整个事件并不带有“左派怪味”，因而宁愿让它在沉默中隐没）。这类情形已经成为通例，尤其是对于来自“东方”国家的作者更加如此。但是，重要的是这件事最终还是受到了关注。现在已到了谈论它的时候，尽管所涉及的问题会让有些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者觉得不舒服。
更有意思的是我当时读的第二本书，即不久前去世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第四国际（托洛茨基派）书记恩内斯特•曼德尔的《权力和金钱》。该书出版不久（1992年），我在作者去世前不久去布鲁塞尔看过他，并从他那里得到该书。作者认为该书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该书中回答了我们这个时代提出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前苏联解体后左派运动陷于危机的问题。作者详细地分析了1917年的革命及其后果，书中充满马克思主义智慧和对罗莎•卢森堡的特别推崇，但是，我认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即结构性失业问题及其原因即第二次工业革命，却只字未提。我要重复一遍上面说过的话：作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并且曾经是坚定的左派，因此，作者这样做不会是出于愚昧或无知，或者出于惧怕革命性的社会转变。恰恰相反，作者曾是社会转变的积极倡导者，然而，他却不愿看到和不愿接受现在的这种转变，因为在他看来劳动消亡和无产阶级消亡的观点破坏了他的全部现实图景。这是内心冲突（cognitive dissonance）的典型例证。我们虽然能够理解其高尚的动机，但却无法接受从中得出的错误的现实图景。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上面所说，有时左派比某些右派代表人物更难接受现实。明确了这一点，当然还不等于解决了问题，但它为论证一种新左派及其新的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提供了论据。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甚至那些在西方已被资本主义的制度化科学认可的东西亦非完善的真理。它们（有时出于经济景气状况的原因）忽略了基本的东西，那就是，工业革命的结果势必引起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乃至现代文明的改变。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走进死胡同。借助缩短工时，并把由此获得的富余就业机会在无业者中间重新分配的办法来解决结构性失业，只是一种治标之策，好像一贴疗创的膏药，没有解决基本的问题，也没有触动问题的根本原因，尽管因为它暂时会对人们有所裨益，所以人们必须支持与此相应的行动，支持工会的斗争。甚至更加激进得多的作法，如欧共体开始实行的不管工作与否保证一份基本收入的措施，也不是解决办法。从失业者的短期利益来看，这种措施显然值得称赞，但它不解决真正的问题，因为一旦由此产生的负担变得庞大时，即使最富有的社会也无法承受。此外，如果在较长时间内采用这种措施，对社会、尤其是对年轻人恰好是有害的，它将成为败坏年轻人的最佳途径：他们领取维持生活所必须的费用，却不作出任何回报，这将阻碍他们与现存社会的一体化。因此，这种措施也不解决社会问题，反而会引起社会的道德败坏（这是出于对现存结构任何变化的恐惧）。
第二次工业革命却要求这样的结构转变，因为只有当逐渐消亡的雇佣劳动被由社会给予适当报酬的就业代替时，人们才能应付现代转变的要求。这是一场改造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为社会所必需和认可的就业文明的转变。它听起来容易，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转变过程（限于本文篇幅，我在这里不展开细谈）。这场转变还包含着（即使只是部分地）向一种集体式的、社会计划经济转变的必要性，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对社会收入不作重新分配，就无法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这并不是“左派”的臆想，西方一些现实分析家并没有接受任何左派的思想，却也看到这一点，因为它毕竟是眼前发生的工业革命进程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上面提到的杰莱米•里夫金为其著作加上“后市场时代的开始”的副标题，也暗示了这层意思。
任何了解社会问题的人都会立刻明白，我们所说的转变不是一种自发的、没有人的参与就会机械地并以命中注定的方式演进的过程。然而，这决不是说，这种转变必然发生在民主的基础上，并通向社会主义。从今天的条件看，它也可能打着极权民粹主义（totalitaerer Populismus）的幌子，采取某种法西斯主义的形式（我觉得有许多论据能说明这种情形）。人即这一转变过程中的行动者的自觉政治态度将决定转变的最终结果。这种态度将在他们所坚持的意识形态中得到表述。左派在这里作为进步的社会力量登上舞台，他们的任务是实现这场转变。这样，我们的思考便触及问题的核心，即左派，尤其是新左派在今天世界中的作用是什么。
二、现代左派必然是一种新左派
众所周知，左派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无论在组织形式上还是在他们的要求的具体内容上都是适应他们当时活动的条件的。我们在此不想细说这个问题，只想说明一点，这种法则今天仍然决定左派的发展，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也正是许多来自不同方面的人要求建立一种新左派的真正原因。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在今天的条件下这种要求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不实现这种要求就有导致普遍混乱和社会灾难的危险。
鉴于传统左派的主要流派陷入深刻的危机，成立新左派的要求就变得日益迫切。从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看，这种观点对于任何人都是不言而喻的，其标志就是前苏联及和它结盟的卫星国家所谓现实社会主义的解体。我们在这里不想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及其原因，它们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并且已有许多专业文献论及这些问题。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那就是，这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经受住重大历史实验的检验，它走进了死胡同。这次伟大的历史冒险给我们留下的主要教训（其代价何其巨大！）是不能重返这种制度，社会主义必须探索新的途径，但与此同时，不要放弃历史上的正面经验。我要特别强调后一点，因为在社会主义批评中经常出现的虚无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也出现在波兰）不仅是错误的，在许多方面也是有害的。
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危机的情况则复杂得多。它的危机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它所产生的广泛后果使人有理由怀疑它究竟还是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运动（我们在这里考虑的不是名称，而是内容）。
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坚持怀疑态度，尽管任何运动都有例外情况，这类例外主要表现为一些老的、仅仅从名称上说还是社会主义组织中的左翼派别。问题在于，自二战以后，作为“不知不觉中”发生的社会发展的结果，整个左翼力量表现出明显的右倾化。一些老的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它们的革命词句，转而采取了战前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立场；而后者又转向自由党的立场（虽然表示重视社会问题），并从而实际上把自由党完全挤出政治舞台。如前所述，这是战后深刻的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后果，此外还有第二个原因，即遏制共产党影响的图谋。
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即便不使一些社会主义政党欢欣鼓舞，也自然而然地会使它们满意。乌拉，我们是老大啦！我必须指出，只有非常聪明和有眼力的人才能抵制这种从心理上说完全可以理解的感受。但是，我现在特别关注的问题是这些人是否明白他们忽略了什么，那种“胜利”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消极后果？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幸灾乐祸，我对事件的进程没有感到丝毫欣慰：无论怎样说，失利者都是左派！我的问题包含着十分严肃的内容。
正是因为左派舞台上曾有过一个强大的对手和竞争者存在，第二国际（作者在这里所说的第二国际实际上是指社会党国际——译者注）的追随者们的存在才有意义。不仅如此，它还使支持第二国际力量的、一直作为共产党人头号敌人的资产阶级势力的存在具有意义。因为它的存在，这些资产阶级势力不得不对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作出让步，尽管他们很不情愿这样做。作为例证，我想提一下第二国际的各党在战后时期取得的最重要成就——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曾是使占有者阶级付出一些代价的真正成就。然而，当时占有者阶级之所以愿意做出这样的让步，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中这是值得的。他们能通过这种方式证明，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能够以合法的途径，不通过任何革命，在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比社会主义国家创造出更多的成就。现在，共产主义运动瓦解了，所有这些成就都不加掩饰地遭到削减——政治上已不再需要所有这些让步，因此就干脆被取消了。此外，局势的右转还在进一步延续，当然形式发生了变化：极右势力的蛊惑宣传运动的力量不断增大，他们抵制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削弱它在公众舆论中的影响。左翼阵地却日渐空疏，而这个时候正是特别需要左翼对事件的进程进行干预的时候。正因如此，呼唤新左派的声音日益响亮。可是，这种新左派究竟该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三、新左派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
意识形态概念的意义极其繁多，甚至简直模糊不清，以致使人有可能编造出“意识形态时代终结”的论调，因此，在深入讨论这个题目之前，有必要对这个概念的意义加以准确的界定。这样做首先是为了避免语义学上的误解。在我下一步的思考中，我把“意识形态”概念理解为观念和态度（在愿意付诸行动的意义上）的总和，它们以其追随者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为基础，能够为社会行动指明道路，这里所说的社会行动是指实现一定社会发展目标的行动。我认为，对意识形态概念作这样的理解，连信奉臭名昭著的“意识形态终结”观点（持这种论点的人们在一种非常狭窄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认为它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另外一种意义即我所理解的意义来说，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人也无法否认其正确性，如果他们自己还相信一定社会发展目标具有特殊意义的话。换句话说，只有那些声称自己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却并不知自己在说什么的人才会拒绝这样理解意识形态。
那么，我们所要求的新左派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样子呢？
显然，它必须适应今天社会形势的要求，而不是适应别的、甚至也许与此类似的形势的现实状况，即使这类状况当时曾经促成备受尊崇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产生。这些理论和意识形态适应当时的条件而不是今天的条件。但是，左派也不能把自己同过去割裂开来，不能否认过去：那里有我们的根，我们来自那里。另一方面，也不能把一些旧的观点和方针当作教条对待，认为在今天，在他们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条件时，它们仍然有效。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史上发挥的作用，可以看到这一点完全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说这些或许是多余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造者自己也主张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因而人们能够从这一主张中推论说，它清楚地表明，这些学说应该、而且必须不断地适应具体的历史形势。然而，如果看一下这一学说的一些过分热心的、号称正统派的追随者的作为，就可知道重复这些看似空洞的实话不是多余的。
当今社会的左派将面临的具体社会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正是这些任务使建立一种新左派成为当务之急，因为以往的左派已没有能力去完成它们。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很多，我认为首当其冲的是这样四个问题，我把它们比作《圣经》中的灾难四骑士：
第一，核战争或用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细菌武器）进行战争的危险，它会危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第二，同人口爆炸的危险密不可分的环境问题；
第三，因贫困、饥饿和疾病走向衰落的所谓南方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处于支配地位的高度发达工业国家现在实行的社会、经济制度负有全部责任；
最后，现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问题（尤其是在目前工业国家的社会制度下无法克服的结构性大规模失业）。
为解决这些新的、相当棘手的问题（不解决它们就势必引起全球范围内根本无法估量的社会动荡），必须首先制定出这场运动的新的意识形态，以便给运动指明行动方向。在新的意识形态旗帜下，应联合一切关心社会制度必然性转变的社会力量，并尽可能采取和平的手段，避免不必要的社会动荡。
为实现这样的目的，依靠自上个世纪以来便作为革命的工人运动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还不够吗？是的，这还不够。
从我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来源，以及我现在的哲学、社会学思想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看，我本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我并非可笑的怪人，也不是个别情况。恰恰相反，以前当我间接地（通过在墨西哥出版的一本马克思主义杂志）了解到我未曾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美洲的状况时（这是东欧，或者也可以宽泛地说是欧洲闭塞的结果），我曾觉得这是我个人特有的悲剧。当一个像我这样年龄的、曾自认为彻底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突然有一天遇到成堆有关这个领域的新书，并且重新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时，“艺术长远，生命有涯”这句古谚也提供不了多少安慰。俄国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奇怪的是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事）：人们现在把年轻的经济学家送到美国去留学，让他们了解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而他们回来时却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那里的每一所高等学校都有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教授。如今的世界在这一方面有许多怪事，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在这一问题上听到的传闻，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尽管总会有人相信那些蠢话。而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真正的”、非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理直气壮地向世人宣布，我不仅不追逐现在的时尚，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而且完全相反，我竭力反对宣称马克思主义破产的观点。但现在说的是另外一回事（指上面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还不够用这一点——译者），因此我的回答是“不！”
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不必放弃作为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任何有生命力的成分，而要拓展观念，以便对付新的问题，马克思无法看到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他那个时代尚未出现；我们还必须扩大基础，以便把新社会运动的活动者包容进来（例如革命的宗教运动、生态运动和妇女运动等）。因此，为了跟得上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我们不仅要在新的问题、经验和解决办法上丰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必须倾听登上全面社会转变舞台的新角色的观点，重视他们对于旨在实现共同目标的共同行动的论点。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正确理解宽容的意义，也需要在组织上把这种态度贯彻到底。
作了上述思考，我们便会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其根本意义我想着重强调一下。
新左派不应被设想为一种旨在取代、继而排除旧的政党的新政党。这种想法不仅无法实现，而且恰好是有害的，因为它只会在创立新性质的运动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在相当遥远的未来，或许会出现这样一种组织上的联合，但我根本不相信这种联合是值得向往的，因为它必然会使对共同目标的信仰和追求失去多元性。我认为，在今天可行和值得向往的是一种由进步政党和派别共同进行的行动，这些政党和派别在为避免威胁人类的灾难必须采取行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其形式可以是同盟或联盟，正如我们在30年代的经历中所看到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那样。这样是否做得太少了？如果成功的话，就是做得够多了。无论如何，这总比在实践中只会导致失败的空谈革命的废话有益得多。空谈革命的废话所产生的影响比在这一方面什么都不做更为有害。
在结束我的思考时还要补充一点。时间紧迫！棋手称这种情况为读秒。重要的毕竟不是理论思考，而是实际行动。我们当然必须使这种一般思路在每一种情况下都适应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即适应特定国家的进步力量开展活动的前提条件。我们希望他们在这种活动中取得许多成就。除此之外，任何别的选择都意味着社会灾难。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佐仓绫奈、加特林涅夫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