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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
〔波兰〕亚当·沙夫
1989年1月8日写于奥地利萨麦林
（原文为西班牙文，何小平转译自俄文，殷叙彝校）
“空白领域”这个词本是绘图学术语，在古代用它来表述未考察过的大陆，在现代人们则用这一概念来表达尚未精确测定的大陆及其某些部分，如河流走向等。因此，“空白领域”这个词的涵义非常清楚。在人文科学的其它领域一般是作为比喻来使用这个词的。这时它的涵义具有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但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的涵义则是明确的，不过为了避免前面所提到的多义性的危险，需要作些补充说明。
虽然我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但我在这篇思考中还是决定使用这个概念，因为我相信，用这个概念至少还是可以把我心里想说的问题讲明白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产生了一大堆没有答案的问题。但是，既然我想自觉地从事我的研究工作，我就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解予以解答。回答这些“困扰着”我的问题促使我奋笔疾书，正是这些问题令我难以平静。正因如此，选题的多样性是我的所有著作的基本特点。
社会主义危机鞭策着我去分析思考，同时，对当代社会主义“空白领域”的关注激励着我参与创立和发展“未来的社会主义”这一国际组织。该组织从一开始就得到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支持，它为建立当代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运动新的“意识形态国际”奠定了基础。它的活动最初仅限于欧洲，但预计最终会扩展到世界其它地区。这是件极好的事情和光荣的任务。但它要求首先进行深刻的反思。鉴于所说的这个运动目前所处的形势，这种反思本身就是巨大的成绩。
种种原因不允许我们沉湎于“教条主义的昏睡状态”。一个令我绞尽脑汁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如果我们要谈论未来的社会主义，那么搞清这个问题就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我们准备接受不太遥远的未来的挑战的话，那么就不能避而不答这个问题。
当我开始投身于所说的这项工作时，立刻遇到了一个“空白领域”：虽然我“有根据地”确信我对所研究的课题还是具有一定知识的，但在回答带根本性的问题时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不解答这个基本问题也就无法回答其它一系列问题。我愈是深入思考，发现的“空白领域”就愈多。因此，我感到需要对“空白领域”问题进行详尽的研究，至少可以抛砖引玉，就这个题目展开讨论。
我个人相信，目前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新的生活方式（至少我认为，它们还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都迫使我们去完成这项工作。什么是新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填补当代社会主义地图中的“空领域”。我的全部思考的意义就在于此。我再说一遍，我自己要设法搞清楚一系列问题。
在转入我所思考的问题之前，我想借于这一开场白使这个任务变得稍微容易和准确一些，如果说对于某些与“空白领域”、“社会主义”和我借用这些术语、概念所表达的涵义有关的问题还没有找到最终的表述形式的话。
如上所述，“空白领域”这个词是我从其它学科借来的，我是作为比喻来使用的。因此需要解释清楚我借用它所表述的内容。我从开始就这样做了，以避免由于我所使用概念的多义性使我的反思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化。
在我们这方面，“空白领域”可以意味着“未知领域”，包括真的或者假的“未知领域”，即出于各种原因，使人们讳言的以往事实的各个方面。这就是历史的“空白领域”。
当前在波兰被广泛使用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空白领域”。人们通常用它来表示过去被禁止涉及的有关波苏关系的一些事情。我认为例如包括1937年共产国际下令解散波兰共产党和斯大林的镇压机关对波兰共产党人的大批杀戮；1939年由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订的苏德条约中有关瓜分波兰的秘密附加条款；12,000名波兰军官被杀害，其中4,000人被害于卡廷，其它人死于何处？1944年，已推进到距波兰首都仅有几公里的苏联红军眼看着华沙起义遭到失败而按兵不动；在苏联和波兰军队解放波兰东部地区后，结束地下状态的科拉约瓦军队中的波兰抵抗力量官兵被逮捕并被驱逐出该地区等许多问题。这些事情具有很大的意义，虽然不时有人只是尝试公开地大声说出人们反正已充分了解的事情。这涉及到对事实的承认。我不像一些波兰人或外国人一样，我对这些或另一些类似的“空白领域”并不感兴趣。总之我们谈论的不是历史，不是它的阴暗领域。
“空白领域”这个概念还有另外的意义，在这里它使我们颇感兴趣。“空白领域”可以同今天的现实和我们对这个现实的认识联系起来。如何理解作为政治运动和作为一种结构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感兴趣的方面－还有许多十分重要的这一类问题。不言而喻，这里是指当今具有多种具体表现形式的广义的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是指那些在经典作家所撰写的社会主义“圣经”中找不到答案的全新事物。它们不仅没有存在于我们生活的环境之中，而且我们也几乎无法对它们作出预测。这迫使我们运用自己的思维，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决问题。
这涉及到例如关于对当前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分析，关于这些后果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对于结构性失业的增长、对于工人阶级的逐渐消亡等问题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由工业革命引起的现象正在以各种方式改变着社会主义运动的竞赛规则、它的目标和行动，如果要使这个运动更为现实的话。
还有，如何对待广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它们的行动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之上的，而客观现实的发展已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所依赖的基础面临被摧毁的危险。这主要是指无产者的逐渐消失和与此相联系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许多其它内容。还有，由于对宗教改变了立场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局面，而这恰恰是因为宗教运动扮演了一种革命的角色并且有意识地把自己同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联结起来，把它及它的意识形态解释为社会发展的目标。
还有关于群众运动问题。这些运动今天已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客观的同盟者，而以前则完全没有出现过，因为其存在的理由尚不具备。例如生态运动，它正日益发展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或者再如妇女运动，由于它的人数和运动水平也应当属于这个范畴。我在结束列举这一系列事例时，最后要提出这个我们始终高度重视的命题：即我们今天应当如何理解社会主义？
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就很难甚至不可能自觉地从事社会主义运动，从而更难于思考未来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在这个意义上找到预见性的口号。这不仅因为今天的客观现实已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因为“社会主义”这个词长期以来已出现多种含义的弊端。另一方面，在语言交流和或多或少带研究性的思维过程中都无法阻止人们漫不经心地对待这个概念以及过分滥用它。
可见，“空白领域”可以同未来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未来，因为人们在现在还无法认识它，它本身就成了一个“空白领域”。但这并不是指对未来进行猜测，或者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作出预言。而是指要使预言兑现，甚至具备科学的准确性，在这里出发点是我们今天人所共知的事实以及其推动力的可能运动速度。
如果我们摈弃一切机械的、僵化的认识方法，在我们所掌握的现有认识的指导下我们就会因此承认，日益加速的结构性失业现象作为生产技术领域革命作用的结果将不断发展。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保障那些丧失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岗位的人们维持生活；二是如何确保这些人获得新型劳动岗位（即从事于对社会有益的就业活动），否则社会就会蜕化堕落。这种病理演变对于青年人是尤为危险的。
在这种未来的蓝图上，还有另外一个“空白领域”，现在已引起我们的注意，而当代的经验使我们有可能用以解决未来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本文将在预见未来一节中对此进行阐述。我们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对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态度问题。在历史上，曾把废除这种所有制理解为取消有产者阶级和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并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尽管如此，现实的社会主义历史在这个领域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仅仅消灭私有制还不足以建立起广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并没有保证社会主义在两种制度的竞赛中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地位。70年竞赛的实际经验迫使那些极端的教条主义者竭力退缩回避。而这种后退本身就有一种投降的意味。于是就重新出现了马克斯·韦伯和其他人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曾辩论过的老问题，即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与社会化的关系。
另一方面，技术工艺的进步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塞鲁姆佩菲尔就此提出了一个公式：“小的是美好的”。他从他的那一方面，以全新的方式提出了生产领域的私人所有制问题。那么，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只有在未来才能作出理智的回答。但是它现在已经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从这个问题又引出许多疑问、怀疑和争论，今天，由于人们所积累的经验不足，归根到底它还是一个“空白领域”。
在这个视野内还出现了许多其它“空白领域”。其中一个如继续教育问题。每个人一生中都应当在社会的帮助下经历这种继续教育过程，同时社会也必须为个人建立相应的机构，并保证他在业余时间内利用这些机构。在历史上人们曾多次谈论这个问题，例如古希腊的柏拉图就研究过这个问题。但古希腊哲学家所阐述的这个问题，其标准和涵义都与现代有相当大的区别，与未来则相差更远。
在建立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的令人失望的各种反面经验还提出了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道德的培养教育问题。在19—20世纪之交同所谓“伦理社会主义”曾进行过一场论战，以“伦理”学派的失败并被逐出工人运动的革命阵营而结束。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研究伦理道德问题，但与我们这里所关注的命题完全不同。这涉及到这个命题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地位，在亲社会主义立场人们的内心中所处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当然要注重政治与经济问题，而一向把伦理道德纳入与大众心理有关的一般性问题予以轻视。因此，如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面经验所表明的，人们必须重新提出培养造就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这又是一个“空白领域”。
最后还有纯政治上的“空白领域”，即在以往导致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原因业已消失的情况下，这种分裂是否还应继续下去？或者说，人们应预见到社会主义运动在未来将重新统一并在这一方向指引下继续前进。
以上是一些例证，这些事例所说明的问题正是我们所关注的对象。事实上，在我们的“菜单”中可点的“菜”要多得多。尽管这张需要思考的问题清单并不完全，但这份不完全的清单已表明，我们必须从中选出几个问题，不要使我们所作的这篇随笔文章变成鸿篇巨制。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指出问题的多元性是应作之举，这种多元性是很重要的，也应列入“空白领域”。
在结束上述解释之前，我想简要谈一下“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多义性——这是一个我现在考虑较多的问题。在此我只想重提一点，即人们往往在不考虑其多义性的情况下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有时是在“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意义上使用它，有时是指社会的社会主义构造（制度）。毋庸赘言，二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对此只字不提，则容易在考虑问题时引起一系列严重混乱和错误。因此，为谨慎起见，我提请首先注意到这一点。其余的则要从我们的中心思考中得出结论。
亲社会主义运动目前形势中的“空白领域”
我从上述列举的问题中选出那些我认为迫切需要尽快阐明的问题，以便于我们更有成效地探讨未来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选题如下：
一、在考虑社会主义的未来形式时，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社会主义”这个概念？
二、当前的工业革命对于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三、社会主义运动应对当代各种群众运动采取什么态度？尤其是必须如何同宗教社会主义运动和与之有关的社会运动进行交往？
一
“社会主义”一词历来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反义词而被广泛加以运用的。这种用法不会受到任何大的阻力，我们也没有去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的内涵。当它涉及社会问题时，情是十分清楚而且是人所共知的。但只要我们稍微推敲一下，就会感到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社会主义”一词是多义性的，其内涵缺乏明晰度。
现在我尽量不涉及多义性，上面已经谈到把“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作为政治运动或者作为社会结构来使用。我们目前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二者无疑是有区别的。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首先是“社会主义”一词中与社会政治制度有关的涵义。这种制度是社会主义运动努力建立的，并且由这个运动的意识形态作了舆论准备。
在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这是这些国家的自称）并非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拥护者讨论时，我遇到这个问题。应当提出的是，在左派之间也展开过这种辩论。而政治上的右派并不否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国家中所出现的变形正是人们从对社会主义的期待中所得到的唯一结果。因此这一讨论是在左派中进行的，他们对这些国家存在的政治畸形感到困惑迷茫，因为它与这部分左派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主义格格不入。
至于我的态度，我不会为这类畸形和它与理想社会主义的矛盾冲突进行辩护。但我历来坚持并将继续坚持这种的观点：如果用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经济结构（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的基本定义来衡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上述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现存的上层建筑却同公认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相矛盾冲突。我认为，正是这一矛盾给了社会主义拥护者以重要启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和消灭由资本家所构成的阶级并不是建设具有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条件，在一定环境下，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甚至会出现一个具有共产—法西斯主义结构的社会。
如果考虑迄今为止所积累的大量经验，那么我认为就应当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启示。一部分左派要同目前社会主义所建立的社会在实践中划清界限，无视几十年来全世界一直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它们一直以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式存在这一现实，而采取了不承认其社会主义性质的做法，这种简单化的做法是幼稚的，甚至是政治性错误。为了避免在未来时代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扭曲，就不能无视，而应正视并深入研究这一现实。
以上只是我们在我们所关切的主要范围中所做的简单说明。我想说的是参加辩论使我抛掉了错误的见解。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社会主义”一词是没有多义性的，现在我认识到它是有多种涵义的。例如：当我用该词仅仅表示某一涵义时，那么我的精明而内行的论敌就会指出我的错误并否定这种用法，从而促使我去认真思考其广泛而多样的涵义，使“社会主义”这个词所包涵的多义性充分展示在我面前。
决不要轻易下结论（包括根据马克思的以现存所有制关系对社会结构进行分类的方法下结论），而应当对社会的整个基础进行仔细分析，以确定其社会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或非社会主义性质。社会的构成不仅包括（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而且包括一定的上层建筑。但是，当我们进行分析研究时就会发现，“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和概念又碰到了那些老问题：社会主义的一种概念被许多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概念所代替，以至无法确定哪一种概念更为准确。社会主义概念的真实涵义应当根据各种极为复杂的情况和条件的总和加以确定。在这里，引用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有意避免对这个问题作出定论。列宁的话则更不能作为依据，因为它只能代表参加争论的一部分人的意见，并非所有人都承认其权威性。鉴于这种情况，就应当承认（作为制度的）各种社会主义概念的现实性，用以说明各种自称为“社会主义”、有时甚至是朝相反方向运行的政治运动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各派彼此仇视的现状向我们表明，这样认识问题是正确的。“自我残杀的”斗争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不发生分裂，那么希特勒就不会上台；如果在西班牙内战中，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彼此残酷斗争，那么佛朗哥将军也不会获胜。
为使“社会主义”这一术语现有概念的多样性更加鲜明，并使其多义性更加突出，我们应仅限于引用在这方面的论战中使用的一些“定理”。要更加精确地表述这些争论，需要争论双方通过辩论详细阐述各自的观点和论据，然后再举行“圆桌会议”对其加以分析和讨论。如某些长期（其中有些已长达100多年）争论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行使权力的工具的国家和劳动者强制机构的国家将逐渐消亡。同时他们指出，国家还具有管理物质和文化财富的职能。而有些人则常常乐于“忘记”后一点）与无国家的社会主义（如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及其拥护者和继承人的无政府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这是当代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借助于恩格斯的权威和他对议会制度及其作用的看法提出的主张）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这是列宁的主张，他出色地运用了马克思的有关思想。但是这些思想被布尔什维克进一步加以解释并被共产国际运用于各个不同的国家）；官僚社会主义（这是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经验的总结）与人民自治社会主义（主要指南斯拉夫脱离共产国际之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它得到了以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为首的许多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人的赞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但对于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复杂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一党专制社会主义与多元社会主义（在两派之间的争论是民主社会主义与专制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的一部分。但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尤其是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应对此予以特别关注）。
我曾经说过，“菜单”中可点的“菜”很多，但从已经上桌的“菜”来看，我们所遇到的是极其复杂的问题。知情者都非常清楚，这全是些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和地地道道的“空白领域”。本文决不打算参加就上述问题展开争论的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更无意加以评论。各种观点、意见、定义和理论都可以成为某一次或多次“圆桌会议”关注的对象。对各种观点的可能的综合与评价应当产生于学术交流之后，而不是它之前。
这是否意味着目前我们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其中包括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为依据的、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概念）还缺乏真正的了解？怎样才能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将其拥护者统一起来？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相当深刻的分歧，他们以各自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作为自己信念的出发点。回答显然是肯定的，根据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存在着一个有利因素，即他们都坚信，消灭人剥削人的一切形式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主要目标。其余一切，包括“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都从属于这一基本原则，是对它的说明和补充。
但是，承认消灭人剥削人这一原则的人是否就能表明他是社会主义者呢？只要我们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一原则的概括性和深刻性，它完全能够成为社会主义者统一的基础。我是1956年10月在华沙认识到这一点的。当时，刚获释的弗拉基斯拉夫·哥穆尔卡在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上提出了这一原则。我想他的这一结论是在斯大林时代的单人囚室中形成的。老实说，当我头一次听到这种提法时；我深感自己对马克思主义者有关社会主义定义的各种观点缺乏了解。在经过深入研究之后，我坚信，哥穆尔卡的提法是正确的，而这些观点（不论其类型和属性）无论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与社会主义的实际内容相比都只能屈居第二位。这一真理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尽管他们的看法有差异，甚至有很大差异。例如，有些人，即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所选择的价值体系（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根本问题）是正确的，而另一些人则信奉解放神学[1]，他们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但这种差异无法剥夺任何人探索未来社会主义新的和具体形式的责任。不过，这种探索应以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发展所积累的全部经验和当代新的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环境为依据。
二
社会发展的逻辑必然要把我们从当代社会主义（不论将其理解为社会政治运动还是现存社会主义国家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空白领域”带向另一个“空白领域”，即当前的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后果正在对社会主义产生（显然还将继续产生）什么影响？
我曾多次写过这个问题。在这里，我禁不住又一次提到它。因为我感到，思维方式的不同是使分为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这两个营垒的那些有头脑的人们无法在如此简单明了和不容置疑的论点上达成共识的唯一障碍。因此尽管可能又一次遭到非难，但我还是想从探讨“空白领域”的角度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当前，思考问题的内在逻辑需要这样。鉴于我已就此发表了包括《我们怎样认识未来？》一书在内的许多论著，所以，在这里我只简述一下其中的重要内容，有兴趣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的读者请参阅拙作。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由新的工业革命所引起的变化时期，尽管由于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这种变化的程度亦有所不同。这一革命的基本动力之一就是，电子学领域的重大突破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和服务行业自动化和计算机化。这一进程在社会领域导致了大规模结构性（技术性）失业。早在1930年，本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预见到这种现象是无法消除的。到60年代，美国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密尔顿·弗里德曼和詹姆斯·托宾重提凯恩斯的学说，当然不是简单地重复。他们被公认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为了清除赤贫化过程带来的经济后果，他们提出实行“非劳动收入”。随着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即雇佣劳动的消失（马克思称之为Ich-Arbeit）以及工人阶级的消亡，将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即必须保证人们获得与传统概念上的劳动无关的一定水平的收入，这就涉及一个全新的更广泛的概念从事各种有益于社会的职业（显然，不这样做就使社会堕落，而受到这种社会病态伤害的则主要是青年一代）。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怎样不厌其烦地在“社会主义”前面冠以“民主”或“改良”之类的形容词都于事无补。直言不讳地说，我讨厌这些“陷阱”和“迷彩服”。因为我深知，这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充其量不过是一块体面的“遮羞布”而已。唯一现实的出路就是重新分配社会产品。不这样做，就无法保障“非劳动收入”的经济来源。在这里，我应当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从彼岸进行报复的见证人。因为“民主”与“改良”等提法的目的在于掩饰现实。但真正的革命（即使这一革命是通过民主和改良的方法完成的）已出色地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础的根本变化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这一基本论点的正确性。莫里哀笔下的汝尔丹先生在当代的追随者用他们惯用的平庸语言说：真正的革命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他们为自己的发现而沾沾自喜，但又对它存有戒心。毫无疑问，革命至少已出现在经济制度方面，同时在社会结构的其它方面，如阶级关系、政治制度以及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等方面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正处于整个人类文明（即人类精神和物质文化）的变化时期。任何对于这种有着巨大困难和强大阻力的发展前景熟视无睹的态度都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在这一变化时期，仓促应将会付出可怕的代价。
有必要谈一谈受到上述变化进程影响的新型社会主义的前景。凡是没有患心理学上称为“封闭心态症”（孤独癖）的人都知道这里所说的是新的社会主义现象。我之所以特意把“新的”一词与“社会主义现象”连用，是为了用以表示当代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确切地说，这个“领域”的规模宏大，意义重要。因此，必须立即着手对它研究，而且不应担心犯“忌”和打破传统的研究禁区。拖延是危险的。在这个问题上，求助于马克思和圣经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在革命意义上的全新的形势，所以，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
概括地说，就是当科技革命（主要指在生产和服务行业）的结果不再需要人的直接劳动时，这种劳动方式将逐渐被淘汰，随之而来的则是结构性失业的不断增多。某些批评家试图把这一论点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用以暗示它是不可信的。但上述论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正常思维的结果。它不是来自书本，是源自实践与合乎逻辑的推断。马克思及其成为经典作家的追随者们并未谈论过这个问题（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写的《大纲》中提出的某些预言除外）。凯恩斯在1930年以富有说服力的方式曾谈到过这个问题。运用马克思的演绎法（即在客观阐述事实的基础上对未来做出一定的预测），对于所选择考虑的这个命题是无法作出结论的。不过这个命题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上面已经指出了，也就是说在社会基础方面出现的变化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产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已经发生了。由此当代整个文明预计也将要发生一场革命。
马克思确实在他的基本理论（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已经讲到这一点，但是“尽管如此”，这却是符合事实的。我在这方面曾多次听到人们说“尽管如此”，像这里所说的那样。25年前一位计算机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实践家在向我讲述“电子”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时，我回答他说，“马克思早在100年前就说过了”。这使他感到非常惊讶。“尽管如此，但这是符合事实的”——这句令人陶醉的话是一种惊恐情绪的证明，在一定范围内说，这种惊恐不是由马克思的名字引起来的，而是由于他的理论至今仍具有生命力这一事实引起的。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尽管如此，但这是符合事实的”这句名言。如果我们所说的作为当代工业革命的结果而引起的结构性失业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得到证实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确定所讲的这场革命的结果将使社会主义在其社会领域面临着一项崭新的、内容广泛的任务。
通过人们正常思维就可以得出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并不是得出这一结论的障碍，也不是必要条件）。如果结构性失业是当代工业革命的内在现象，而且这一现象仍在持续增长的话，社会就必须至少采取两方面的具体措施：1、保障不再从事雇佣劳动（这是与失业不同的概念）的人们具有适当的生存手段；2、为人们提供有益的社会职业以取代传统的雇佣劳动。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我曾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因此本不应再多费笔墨，但我还是想重复一下总的结论：我们面临着实际而具体的现实问题。关于社会必须采取具体措施的论断则为我们展示出社会主义新的前景。这一新的前景不仅表现在所要求推行的措施生效后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以实现这一社会结构为目的的社会政治运动方面。不对社会产品进行重新分配，就无法筹集必要的资金用于解决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和重新组织劳动——不是雇佣劳动的劳动，而且要把劳动理解为于社会有益的就业——的问题。这种重新分配是摆到日程上很重要的一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立即着手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结构改造等重要问题。
可以郑重地断言，正在孕育中的我们所领会的这个新社会不同于现存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后者无论在经济还是在社会政治结构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人们也可以说它也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后者是不会以必须赋予崭新意义的非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为自身基础的。那么未来的新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呢？这对于所有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首先是社会主义运动（最广泛意义上的）都是一个最迫切的问题。
三
我们在着手研究当代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和不久的将来（约30—50年，如果下一代计算机还不能缩短这一期限的话）对社会主义的挑战时，将尽力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认为，在研究与未来有关的问题之前，我们应当在我们思考处于目前形势中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空白领域”（这个问题正是我在这一部分所要探讨的内容）的基础上，还要研究一些与这一运动结成同盟的运动的问题。总之，我们必须彻底研究这样一些群众运动，根据他们的观点，是要建立“新社会”，或者为社会主义提出了一项新的任务。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在传统的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这是一个新问题，因此需要进行新的探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空白领域”。但应当注意到在这整个命题中各种事物内在的逻辑性。如果从人的正常思维出发（我再说一遍，能够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并非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生产和服务领域的技术工艺革命必然引起社会生活其它领域的变化，并相应改变其整个功能机制，而下述结论也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变化同样会（虽然是以另外的方式）影响到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这是在科技革命道路上一个独一无二的对应物。因为它是一种主观因素（人）与客观因素，例如社会生活的经济基础的结合，或多或少地是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如何理解社会发展中的这种新社会主义倾向？人们可以把这种主观因素的影响同上面所说的客观因素的影响作一比较。但这绝不是说，主观因素的发展，唯一而且仅仅是科技领域革命（客观因素）的结果。二者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依存性。但这不能说成是使我们感兴趣的那些现象的原因，它不是一种单方面的依赖性。相互依存的基础来自其自身的反馈。
这些问题的新颖特点和重大意义无论如何都已显示出来，而传统的亲社会主义政党又无力提出实践口号，于是就又出现了使我们感兴趣的“空白领域”现象。这里所说的重大问题不仅是因为它涉及到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指广义的）的“空白领域”，也许，在更大的范围内还涉及到未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命题既把社会主义当作社会运动，又是指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建构所具有的意义。此外还特别涉及到对以宗教为基础的运动所持的态度，这种运动的潜在力量显然正在增长。
本文无意对如此广泛而复杂的问题的细节进行详尽的分析，也不想对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作出最终的答案。任何这种企图都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可笑的。但我们能够提出现实问题并将其与一系列理论问题相联系。
如果人们只是寻求一般性的估计，那么确定对于生态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及其它运动的立场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认识到这些运动的存在并承认其相对的独立自主权（即使传统运动在自己的行动纲领中可以而且必须包括这些表态和问题），这也就够了。这些运动对于社会主义倾向的支持，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传统运动本身的策略。而这一点又首先取决于传统运动对这些新问题的理解和开放程度。这件事并不是什么重大的理论问题，仅仅需要同教条主义决裂。
当前，一种与宗教相联系和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的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非常引人注目。在世界上，这类运动的数量日益增多，它对群众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传统社会主义运动，例如，与天主教有密切联系的解放神学无疑是拉丁美洲最强大、最有效的革命力量。由部分亲伊朗的什叶派运动提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公开宣布亲社会主义倾向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中所阐述的思想都是这些流派的代表。它们彼此间的区别总的取决于作为其灵感来源的宗教基础的差异。
无论这些运动以什么形象出现以及为了维护这一形象采用了什么惯用辞藻，我们所说的这些运动的最初基础在于当代世界各地区不同范围内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常常由于各自的地方历史和文化的不同而带上彼此不同的理论和宗教色彩。尽管它们的宗教色彩各不相同，但由此产生的运动的基本宗旨都是相似的。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都主张过渡到“新社会”的必要性。结果是这个运动在目前的形势下具有了一种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质，同时它本身又要同社会主义划清界线，尤其是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实际完成的变种划清界限。这就使情况更加复杂，如果我们由此要对庞大的传统社会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作出结论的话。
这既是迫切的现实问题，也是未来的问题，从而增加了这一课题作为“空白领域”的重要性。对于这个与群众运动具体关联的问题不能千篇一律地对待。因为正如我们已说过的，这些运动的成因、动力和形成是极其不同的。尽管如此，对其基本特点和理论进行一些思考还是可能并且适当的，因为对这些现象所作出的任何一种归纳都是我们这里感兴趣的。下面，我们仅限于论述这样一些思考。
首先谈一谈传统运动对宗教的态度。传统运动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仍然以某种形式保持着联系，或者说，它们具有启蒙时代反教权主义运动的传统。这是在社会主义政党中经常碰到的现象。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根据启蒙运动的传统宣布，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从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出发，社会主义为了反对宗教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里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抽象的哲学方面，只集中探讨它的历史根源。马克思之所以在黑格尔左派的范围内接受布鲁诺·鲍威尔的口号，并且通过这些口号把启蒙运动对于这个命题的传统立场也接受过来，不仅是出于哲学教义上的原因，而且还是社会斗争的需要。当时，在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教会起着反动的和反革命的作用。正在开始兴起的工人运动之所以对于教会采取一种反抗的立场，完全是由于后者所扮演的角色。
另一方面，无神论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至今仍然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争论双方所提出的论据的特点决定了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争论总是以确认各种无法实践和检验的前提存在而结束。因此，争论结束了，而问题则“永远”得不到解决。而这就无法以任何一种方式确定对于具有决定性特点的宗教运动中众多信徒应采取的态度。如果我们否认宗教信仰，把它视为各种虚伪论点的大杂烩，那就无法判定在这些论点指导下人们的行为结果。相反，历史却告诉我们，许多带有宗教色彩的社会运动往往具有革命的性质。
因此，传统的社会运动在研究群众社会运动（如解放神学）时，不必过于担心那些非信徒们是否会承认这个运动的成员所承认的宗教前提，或者其理论是否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对于一部分传统运动来说，例如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早就不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与思想基础。他们必须对于这些运动的社会目标、有时还针对资本主义而公开提出的革命目标予以注意。
马克思说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首先是从当时教会宣传的宗教教义对于无产者的阶级斗争的消极影响这一角度考虑的，马克思并未一概否认宗教社会运动，他对宗教旗帜下进行的德国农民战争的评价就是证明。
而今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今天所谈的往往是革命运动，是传统的、无产阶级的、亲社会主义运动的同盟者，当宗教运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时，是否还要教条地、甚至——更加糟糕——毫无任何意义地不断重复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这种做法是极其荒谬的！这种立场应彻底改变。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对待无神论和不可知论的立场方面要有什么改变，在思维过程中应当继续反对宗教的形而上学，捍卫自身的科学立场。后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哲学问题，尽管它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所感兴趣的政治和实践问题有联系，但毕竟不是这类问题。这就是我们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我们所得出上述阐释的原因。
上述结论对于人们行为的意义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在斗争中是千变万化的，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没有任何理由禁止各种流派的传统工人运动以任何一种形式与宗教教会相接近的亲社会主义运动进行合作。相反，这种合作是一种时代的要求，在未来塑造新人方面，道德因素将起很大作用。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文后半部分加以阐述。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
在我们研究社会现象和未来范畴的时候，在对我们这里所关注的特殊现象作出预言的时候，“空白领域”问题就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化。因为未来本身就是未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整个就是一个“空白领域”。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未来问题，特别是在那些涉及不久将来的事情上，人们还是能够根据对情况的认识，根据发展规律和推动力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
有一些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人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对它施加预防性的影响。正如我指出的，这是人们行动中对未来和现在的“空白领域”所作的反馈。为使未来社会的结构与我们的计划和意愿相吻合（我们是能够办到这一点的），我们必须注意这些问题，思考所选择的口号，在许多事情上现在就要采取行动，我们希望在未来发挥我们所期待的影响。我们根据现实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于未来社会主义所作的这些考虑是重要的。人们必须研究“空白领域”，绞尽脑汁地去思考，以便使我们认识我们尚不了解的事物，在这里我们必须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寻找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得出的结论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当前的行动。任务的复杂性需要自由的思考和摒弃一切教条、禁忌以及各种限制。从事这项困难而责任重大工作的人们决不应被某一机构或组织对他们的“忠诚”进行的监督捆住手脚，让这些机构或组织详尽地划出哪些是允许的，哪些是禁止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拒绝自由思考无异于自杀。为此，必须反对这种限制自由的企图。毫无疑问，肯定有人企图这样做。而抵制这种企图的有效行动就是把思想自由的权利制度化并且在国际范围内开展辩论。
下面，我仅仅提出几个我们的视野所能看到的我认为是十分重要的“空白领域”（不能再多了）问题。，为此，只能从绪言所罗列的问题中精选出部分问题来加以阐述。否则文章就无法收尾了，因为探讨所有的问题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为了对未来社会主义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们应当准确地规定其结构的经济形式。这就需要回答许多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人们想弄清楚这个题目的话，通常会有几种答案。为了能够理解它们，并能够对它们作出表述，所谓的“灵感”是需要的。为慎重起见我再重复一遍，这并非包括所有问题，而且主要是以作者个人的观点进行选择的。我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1）未来社会主义中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的关系；
（2）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3）集权制与分权制。
第二，未来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首先是阶级结构：
（1）在这种结构中将会出现哪些社会阶级？
（2）能否有一种没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
第三，这个社会的政治形式。它包括以下几个问题：
（1）国家与民主（随着工人阶级的消亡，无产阶级专政逐渐消亡）；
（2）政治多元化与一党制的关系。
第四，造就社会主义新人与“伦理社会主义”的作用。
第五，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社会主义中的作用。
即使这样一个简明扼要的提纲，它所包含的内容也是相当丰富的。要探讨上述全部问题，需要写一本大部头的专著，这决非一篇文章，哪怕是一篇长文所能容纳得了的。因此，本文只能对问题进行粗线条的概述，并对问题的答案提出建议。
不言而喻，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对于上述问题的选择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取决于作者个人的意见，因此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如果我个人对某一问题作出大胆的回答，应仅仅被看作是讨论问题。因为我也有参加讨论的权利。
一
首先人们需要从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入手，人们希望回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怎样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只要稍加思索，我们就会确信，这正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空白领域”。
如果我们对于本文前半部分在探讨当代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有所理解，我们就不会对此感到惊异。作为社会客观现实迅速而深刻变化的结果，这种未来的难点无疑将会增多。对这些问题，我只能指出它们是需要绞尽脑汁加以思考的对象，我没有确切可靠的答案。另一方面，我知道，理论与实践方面还会提出许多问题。但令笔者感到高兴的一点是，我确信，在科学史中，对问题的概括和提出几乎与解决问题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重要，因为这会丰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题目，问题的解决答案（推理科学除外）总是某一过程的结果，而不是绝对真理。
（一）
我们首先面临的是社会主义中的生产资料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意义，是因为在我们将要探讨的（第五点）关于作为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社会主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中，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迄今为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特性一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主要内容和最可靠的特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条公理。由此形成了他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思维进程（如剩余价值、通过生产资料私有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的整体结构的基础，也是他关于资本主义之后社会经济结构的观念的基础（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是在指出各自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权利方面的特征的同时，对两种经济结构进行了区分。按照这种概念，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因为它意味着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受这种所有制制约的阶级结构。生产资料的社会性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区分特征，这里唯一有争议的是社会化与国有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资本主义中情况则完全不同，在那里所有制具有私有的特点。
这些都依据于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所同意的这样一种信念：社会主义将以社会化的所有制消灭资本主义阶级制度、消灭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消除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市场机制所引起的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接班人们都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对产品重新分配的形式（在低级发展阶段要根据个人的劳动，在高级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中要按照人们的需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进行这种根本的革命性变革的必然结果。
自然，马克思把社会看作是由经济基础和由它所决定的上层建筑，更确切说是上层建筑体系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但是，除了一些个别的注解之外，他没有对社会主义中上层建筑作过系统的论述。尽管他是学者，但他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了避免人们责难他醉心于预言。由此可见，我们所捍卫的下述观点是正确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其上层建筑已经变形，但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由于其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经济基础，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类型。
我说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重复老一套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真理，而是为了更清楚地探索未来，社会主义在所有制这一点上将是什么样子？
由于今天已引起人们关注的各种原因，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显然已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因此很难推测，就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这一意义来说，未来社会主义是否还会坚持今天的一些看法和与之相关的实践；所以可以预料，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们将会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
我们在提出“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的社会主义将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所考虑的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大多数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已不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相比，他们的处境较为有利，因为他们和他们的新观点不会成为前进道路上的传统清规戒律式的阻碍。尽管如此，这些亲社会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政党至少有时也要陷入很不愉快的处境，因为他们必须对新问题作出回答，必须填补由于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变得空空荡荡的武库，而这种思想库是不能空泛无物的。改良主义的老伎俩就是声称，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而道路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一个革命变革的时代，也就是说当人们要问，目前这条道路将把他们引向何处的时候，这种诡辩伎俩就变得毫无用处了。
人们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这是因为新社会运动其中包括生态运动，已经提出了自己的答案。一个政党，如果不能向自己的拥护者，尤其是向青年一代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它必将垮台。今天，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它必须指出其所致力的目标，而不是仅仅指出达到目标所通过的道路。就连保守政党也懂得这一点。我之所以谈这些，就是为了说明，在目前形势下，每个人，其中包括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影响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力求深入分析研究这些问题。
我们不打算预见未来。因为，在出现如此众多变化和未知因素的情况下，未来学无法对未来社会进行精确详细的描述，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抛弃自负，仅仅指出这种发展可能出现的变化。
我们将从对众所周知的事实与可能的发展速度和动力的分析出发。这个基础是很有益处的，因为它涉及到了很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从社会运动的需要及其目标的远景出发——鉴于它所提供的替代方案——能够在所希望的方向上引导未来的发展，因此，人们必须有能够指出发展目标的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坦率地说，使我感到担心的是，我仍然听到有人用惋惜的口吻重复改良主义的陈旧“经验”（尽管这在今天已经受到了批判）并固执地认为目标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不正确的！如果没有目标就无法认识和掌握为达到这一目标所要经过的整个道路。对于那些不愿把他的视野仅限于直接现象的政治家来说，都应当清楚“我们向何处去”的问题。没有明确目标的“道路”必然要遭到失败，同样也是短命的。
根据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关于最近的将来，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它将为我们提供一个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体经济的因而在实质上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这一点已被日益加速的当代工业革命所指明。其结果必然要导致传统意义上劳动的消亡和新的社会产品分配制度，以便为那些被自动化和计算机化排挤出传统劳动的整个社会边缘大军提供资金保障。这些人员必须从事产生社会公益的就业，也就是说一种新式劳动，它以另外一种方式从社会那里获得资金来源。在这里，还应该提到“第三世界”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到2000年，世界人口的85%将生活在“第三世界”），不对全球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就会面临一场全球性灾难的威胁。
我不厌其烦地多次提到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克服“封闭心态”（孤独癖）保护机制的唯一有效的方式。在有关这方面的论著中，除了真正的无知和为了百般迎合反动营垒中的权贵们而蓄意歪曲与欺骗之外，找不到足以反驳上述见解的任何正当论据。在我所思考的问题中，首先应当提到的命题是：我们能够就未来社会的经济内容这一方面来谈论未来的社会主义（而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未来）。
第二，如果研究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尤其是它的政治，就会看到一个明确的选择：我们将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民主制度，这是有史以来从未遇见过的，它不仅出自于人们的要求，而且借助于社会使财富高度增长的能力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这是把社会主义作为高度福利、自由和民主的理想憧憬），或者出现一种镇压性极权主义类型的制度。我毫不怀疑，在当代国际政治力量的大角逐中完全有可能出现共产—法西斯政权。它产生于原有的统治阶级同把信息垄断作为新生产资料的新阶级相互合作的结果。这个新阶级充满了落后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民族主义。
借助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认识和研究这两种前提，对于他们的斗争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更准确地说，为了消除未来可能出现的危险是极其重要的。
我认为，这个基础和出发点对于重新回到我们所思考的下述中心问题是必须的，即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及私有制在未来社会主义中的作用。
首先应当承认，我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准确无误的回答。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相当没有把握。我认为，随着新社会的日益临近，越来越迫切需要解决这个具有巨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因此，应当在没有禁忌、教条和任何限制的前提下对它不断地进行分析研究。这种分析研究应当是对新的客观现实的十分坦率的认识。
一方面，正如我们所说的，这是社会主义概念的基本因素。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人们都是这样理解的：我们一些人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进行剥削的根源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基础；这些人还断言，建立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可以根除这两种消极现象，因此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在现实社会主义存在70年之后，我们被迫在实践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公理提出一些看法，而对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持第二种思想学说的人正是从这个前提条件出发的。
第一，很清楚，革命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充分条件（我们不知道，这一条件是否还将存在于未来。如果存在，那么它是否还会像今天这样）。确认这一点会使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献身于以马克思所主张的反对“资本”的革命者头脑清醒，如对1918年的葛兰西那样。当时他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写了一些著述，他并不赞同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的权威理论家对十月革命的否定立场。几年之后，他在监禁中所写的《狱中札记》中“转而主张”把社会协议和协调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如果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它的分支——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及时听到马克思（见他于1847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葛兰西（见《狱中札记》）的警告，那么就不会把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有其名的社会主义”搜罗在自己的名下，以致大大损害了它的威信，而且还能帮助被这类“社会主义”模式抛入受奴役境地的人民摆脱无数苦难和屈辱。同时，按照传统的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观念，二战后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它只能如此，因为它要服从于1948年苏联所考虑的战略利益的需要）被看作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这一结果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威望带来了巨大损失。多少年来，直到今天，它仍然为此，其中也包括为可能在各国出现的反社会主义浪潮付出高昂的代价。最后还应当指出现实社会主义中两个最大的国家即苏联和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重大失误。近年来，这两个国家也遇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困难。
第二，实践并没有证实那种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所有制会加速其发展的观点。相反，这两种所有制形式在科学技术革新、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力发展方面竞争的结果的比较是令人相当难堪的。
第三，更没有证实那种认为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不可避免的生产过剩危机对于社会生活会起消极作用的论点。目前在所有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以比在资本主义国家更大的范围产生着消极影响。今天，共产主义宣传仍在坚持的资本主义最后危机的论点，特别是在西方已成了黑色幽默的滑稽戏，尤其令人难堪。顺便提及，马克思写过一封信，但人们很可能出于对分寸的考虑，从没有引述过。这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说，如果资本主义能够消除周期性降临的危机，也就不需要推翻资本主义了（马克思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经济和对私有制经济实行让步的办法来探索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这是马克思所无法想象的，因为在他的创造性思维中认为这纯粹是一种荒谬的想法。
第四，实践表明，经济无政府状态并非产生于市场经济，而是由于过分的中央集权制，由于这种中央集权制在思想理论上的贫乏，由于缺乏有效地实行经济计划所必需的技术基础。幸亏在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不幸的灾难（准确地说，应该是破产）之外，出现了超资本主义的跨国公司，这种新一代的金融资本产生于列宁称之为资本主义最狡猾的，也是最后的产物卡特尔和托拉斯。从这种跨国公司可以学到如何有效地计划经济。与此同时，在西方也显示出国有化经济（在一些国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具有非常现代化的形式）也困难重重。因此，人们要强迫取消它。这种情况以再私有化的形式甚至出现在冶金、煤炭等一些社会所必需的、而且没有国家财政支援就无法维持的部门当中。
（二）
据我看来计划经济与市场和未来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此尖锐明确地摆在我们面前，实践在这里又一次使社会主义理论家们陷入一种可怕的新的失算，在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又歇斯底里地迷恋于市场经济。这再一次表明，在这个领域缺乏那种盘根究底的深入研究。
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
第一，毫无疑问，传统共产主义观念中的计划经济的方案与实践干脆失灵了。这一现象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使那些守旧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产生了恐怖的幻影，并设法用暴力来消除它。这些观念多年统治的结果是一场灾难。我认为，东西方对这个制度进行批评的各种政治派别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灾难的严重性，而在这件事情上对此缺乏认识（估计不足）的原因各异。
第二，这种危机的公开影响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实践家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国际性）混乱。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这种混乱导致一些人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唯一的神圣武器，认为它能够最好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我看来，这股主张市场经济的潮流作为遭受挫败的结果取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狂热形式。这是很有害的，尤其是如果人们考虑到作为这种“新浪潮”的出发点的前提是缺乏任何现实基础的。
第三，对市场经济的这种狂热产生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与这个题目利益相关的集团对于计划经济中所运用手段的失望以及这样一种看法，即把西方经济的成就都归结于市场经济。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方国家的许多反共分子或因遭到失败而陷入迷途的“昔日的社会主义经济专家”所寻求的市场经济，其实无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并不存在。
我不知道在对世界市场上的经济专制进行掩饰这件事上，是什么在起主要作用。是跨国公司和支持它们的金融资本，还是那些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经济学家们的可怕的智力上的无能？他们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又不能清楚地知道他们应当做什么，当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却又对当代最基本的经济问题避而不谈。我要说研究现实并非一定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已为那些并非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进行研究分析的作者们就这个问题所写的内容丰富的著作所证明。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最终要开垦这块“处女地”，那么他们千万不要忽略我们这个时代跨国公司的计划活动。
第四，在一个全球性经济的世界中，在我们面前的不断发展的世界中，经济计划而不是自由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这决不是指那种被错误理解的计划，也不是指那种控制国家经济并试图全面干预整个经济生活的垄断力量。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必须是竞争的结果，因此也必须是市场发挥作用的结果。我们在这里是指那种建立在掌握和了解社会各种实际需求而且是国际范围内需求的广阔前景基础上的计划。这种需求是在某一时期产生的，而且可以预测或者甚至能够有意识地制造出来。这种以科学和创造性思维为基础的计划（日本政府和工业部门近20年来在发展微电子技术方面的成功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既能预防和遏制市场无政府状态对社会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又不会消灭在市场中处于竞争中的各种力量，至少能够以某种方式和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一点。
乍一看，上述意见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其原因就在于把经济计划理解为这样一种作用机制：它使一切经济现象服从它的指令，它变成独一无二的力量，并排斥其它能够有效和顺利地组织社会生活的传统力量的参与。出现矛盾的原因首先在于对经济计划的错误理解（这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已成为传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普通的事实：当今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计划与市场这两种推动力量的合作。
计划既能预测国家经济生活发展的基本方向，它同样也必须建立在对社会需求的了解，对技术工艺和生产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它必须能够对发展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并且创造出新的需求，这种计划必须伴之以发挥作用的市场力量和各类企业间的竞争。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经济计划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必须在其各自的范围内，在每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共同有效地发挥作用。
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计划与市场这两种力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但不可能消除在具体场合各种不同的目标、利益之间可能发生的矛盾冲突。这种情况是指例如社会的切身利益迫使一些亏损企业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这对于一种自觉的有计划的发展是必要的。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也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日本在研制第五代电子计算机的10年发展规划中投入了大量的人才、物力资源。这个计划是由为这个目标在日本建立的研究机构ICOT执行的。因此，为了确保这两种力量中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而废除任何一种力量的作法都是错误的，都会对社会生活造成消极的经济后果。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的名义下消灭了市场结构和市场机制。相反，如果废除经济计划，用市场取而代之，也会对国家经济生活造成（而且完全有可能是更大的）消极后果。
我并不是说这种倾向在今天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中能够贯彻实施，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就更行不通了。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比当代社会更紧密地同整个全球性经济融合在一起。这种全球性经济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是由于国际关系，将更强烈地需要自觉的计划。不过，我认为，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中把计划因素与自由市场规则结合起来的这种一揽子建议，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实际上却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必须明确地告诉那些批评东欧国家计划经济的人，他们的立场是由于这种经济使人们形成的经验而推导出来的，是那些拥护计划经济的人把这种经济引向错误的结果。而这种错误则在于对计划经济强加上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都是非常糟糕的解释，把计划经济等同于彻底消灭市场因素。这种理解所造成的恶果是众所周知的。这种恶果之一就是对市场经济概念的歇斯底里式的狂热崇拜，这是计划经济所产生的失误而带来的结果。其次，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即没有现代通讯交通联系的基础设施是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经济计划的。尽管如此，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内还是采用了这种计划（多么无知啊！）。
我们知道，在立法中，对于任何采用无效手段的犯罪未遂行为（如用木制手枪杀人）可酌情宽大处理。俄语将其精确地表述为“无效手段未遂罪”（我不知道在其它语言中是否也有相应的表述）。从技术角度看，在东欧国家最初实行的计划就是一种“无效手段未遂行为”。首先，当时还没有发明电子计算机。后来虽然有了电子计算机，但数量不多，功率不大，而且没有实行联网。从现代信息学的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计划”不过是一种代价高昂和徒劳无益的儿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计量经济学的基础再好，计划也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效果。
从上述消极后果中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显然不能断言经济计划本身是行不通的。它之所以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这是一个蹩脚的计划，是在交通通讯业领域缺乏相应基础设施的计划，因此是典型的“无效手段未遂行为”。即使撇开经济理论问题不谈（这一理论可能也是错的），我们的论证目标已经说清楚了，即指出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缺乏实行现代经济计划所必需的相应技术基础设施。
前不久，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在波兰），认为电子计算机决不可能模拟市场上的“波动”。这很像是一个神话，它只能出自那些对第三代电子计算机的功能毫不了解的人之口。他们对于将在90年代投放市场的具有“人工智能”的第五代电子计算机更是一无所知了。
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从技术的角度看，实行经济计划也是可能的，即使在全球范围内。同时，我们坚信，在向未来前进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正在和将更加符合实际并趋于完善。这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无疑是个极其重要的启示。
（三）
按照本节开头时所列提纲，本小节将探讨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中的“集权制与分权制”问题。
请记住，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前面有关“预测”的补充说明仍然有效。科学技术领域的专家们应当先于社会科学家提出几种可能的发展方案（和对这些发展的科学预见）。尽管已做了上述补充说明，但我还是要说，我之所以探讨这个问题仅仅是由于，我根据旧式计划权力过于集中的反面教训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同时我认为，重视这个问题对于深入研究未来的社会主义是十分必要的。
那些引起我们关注的事情可以说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看到（这也是生产实践的基础），在工业和服务行业实行分权制是必然趋势（在美国硅谷拥有最先进技术的小型企业中，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可以预料，科学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电脑）的发展将促进在服务行业占优势的小企业的迅速增长；但另一方面，经验告诉我们，微电子技术领域的生产需要越来越多的投资，越来越大和日益复杂的生产设施，从而导致另一个极端——投资和生产过程本身的集权化。是否可以说，这两种趋势都是非常必要的和同样是微电子技术革命的产物？或许这并没有任何矛盾，如果所指的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在这样那样的过程中所同时产生的两种后果的话。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却深知它的重要性和继续研究它的必要性。
二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问题。
（一）
在研究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时，我们的注意力不能仅限于“空白领域”，还应当注意到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模式也已经发生变化。当人们分析未来社会主义的社会阶级结构时，这一现象就显示得更加清楚了。
我已多次提到，随着在生产和服务领域使用自动化和机器人的进程，必然要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劳动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无产阶级的消亡。因此，本文没有必要再讨论这个问题。我再次重申，我已多次并且非常详细地写过这个问题，同时我也没有看到过任何足以驳倒我的论点的充分论据。如果有人想对这一论点提出质疑并推翻它，那么他就首先应当论证当技术的发展已不再需要人的直接劳动时这种劳动的必要性。我恭候这种证明，尽管我不相信会出现奇迹。
这意味着在未来社会主义的蓝图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重大“空白领域”：有可能存在无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吗？虽然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的产生是与无产阶级（首先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和资本对它的剥削相联系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任何企图回避它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如当前某些倍受尊敬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他们关心的仅仅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理论和思想的价值。他们辩解说，作为现在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中从事体力劳动的集团将会消亡，但是学者、工程师、技术员、经理人员和其他自动化生产的操纵人员将取代工人阶级的位置。毫无疑问，生产过程需要人（不论是什么样的人）来操纵（马克思在1857年写的《大纲》中论及学者和工程师在那个时代的作用时，提出科学是一种新的生产资料），但这并不意味着由这些人组成的阶级将会取代受到资本剥削的无产阶级的位置。相反，这一新的阶级能够成为占有者阶级（例如它垄断着信息这种新的生产资料），并在一定条件下变成统治阶级。因此，根本谈不上它是无产阶级的“继承人”，因为这里不存在剥削人的劳动。但是却可以产生许多剥削人的新形式，尽管对人的劳动的剥削将随着这种劳动的消失而消失。机器人和自动化装置能够完成生产过程，但不会受到像劳动者所受到的那种剥削，即剥夺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正在发生变化。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未来的社会主义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那么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是什么涵义？它指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当然，这只是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之一。从整体来说，它涉及到未来社会主义的阶级结构（即社会结构）。
问题的实质在于其现实意义，它彻底推翻了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理论。马克思根据他亲身所处的那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其发展进程作出预言，认为将产生更强大的两极结构，这种两极化的结果将使大多数中产阶级进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但是，经过近150年的时间，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断缩小的同时，中产阶级却在日益扩大（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不少论著，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马德里大学教授萨卢斯蒂亚诺·德利·坎波·乌尔班诺于1988学年开学前夕发表的专著《中产阶级社会》。该书逻辑严谨，立论分明）。
我们生活在与马克思的设想完全相反的社会。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作用不断增长的社会。未来将会是什么样？从当代社会今后的发展趋势（即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逐渐消亡）来看，这一消亡进程将会加速。这就意味着未来的社会主义有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的社会。
我们所提出的这个“空白领域”是非常现实的。提出这一现实使我们比较容易回答完全符合逻辑的问题：如果在一定的和适当的条件下，上述新的有产者阶级变为统治阶级的话，那么它将统治谁？它将统治目前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同时还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中产阶级会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那种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社会主义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的话，那它就已经不是什么“空白领域”，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难解之谜。
（二）
这个问题需要回答什么是完整意义上的未来社会主义。至少应当意识到在这个词背后所隐藏的新问题。
本文的宗旨首先在于揭示社会主义思想过程中存在的“空白领域”。我将努力起到“台词提示者”的作用。但这并不妨碍我个人就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新问题发表看法。我将尽量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社会主义问题并不仅仅限于经济上的人剥削人，而且应当包括整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因此，社会主义也应当涉及到人对人的压迫与剥削的其它方面（如民族和妇女问题等）。确切些说，社会主义应当考虑到以变化了的价值体系为基础的新人的形成和文化素养问题。但是在传统观念看来，经济剥削是最主要的问题，它历来被视为一切罪恶之首。因此，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其它问题被作为次要事情而束之高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含义的社会思想，被用于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罪恶进行斗争；而作为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它则试图通过制度手段来消除这些罪恶。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问题是极其广泛的，它实际上包括了整个社会生活。只要正视这一现实，就会清楚地看到，改变或取消纲领的某一点是无法消除其全部思想的，而只能表明改变其某些组成部分是必要的。
尽管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但社会主义无疑将会以更加完整的形式存在下去，它将致力于人类生活的各种中心问题，形成更为完善的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造就这样一种新人，他们能够身体力行去实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普遍的人道主义思想。因为他们具有务实精神，而不会沾染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的旧习气。这将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新现象。这种社会主义当然不会忽视以人的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组织和社会问题。
这是可能的吗？它是不是一种乌托邦？这当然是可能的，而不是乌托邦。因为它拥有人类社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丰厚的经济基础。最令人感到气愤的是那些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喋喋不休地对各种社会主义运动评头论足，借口现实社会主义的困境讥讽其为“阿卡迪亚式的乌托邦”。[2]我认为，这些人不了解，而且无法想象当代社会主义的种种发展趋势和可能性，他们是一些“感觉迟钝”的人。那些嘲笑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历来惯于这样做。而目前最可悲的是，这些先生恰恰来自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但愿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中能够淘汰这种人，并使人民相信，社会主义运动在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将不需要牺牲生命和英雄主义行为。在以往那种英雄辈出的时代，“英雄”产生得太容易了。
三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新的政治结构问题。下面让我们着重探讨社会主义民主（民主与专政）问题。
（一）
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应搞清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这些问题在原则上乃至细节上都一清二楚（例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在社会主义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分配原则），并认为它们不属于本文所说的“空白领域”的范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其根源在于7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失误。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终于有机会公开谈论这些问题，并在公开性的前提下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上产生了“真正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存在着极其重大的“空白领域”。这不仅是由被斯大林推向极端的列宁主义的法律、法令所决定的，而且也是由列宁及其陶醉于革命后快感的乌托邦之中的最亲密的战友们（为了忠于历史的真实，在此仅举两个极端：一极是布哈林，另一极是托洛茨基）的遗产所决定的。如果实行的是真正的公开性，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以下结论：为了能够理智地谈论（与思考）未来，我们就首先应当打扫干净过去的一切角落，而不必对任何大人物有所顾忌。同时也不应忽视，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是不断变化的。
如上所述，本小节涉及的问题非常之多，我们只能从中选出民主这个中心问题来加以探讨。民主在抽象思维中是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相对于一切专制的概念。但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一概念被扭曲了，变成了把民主与扼杀它的专制混为一谈的矛盾概念。这种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亵渎犯罪对于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民主原则构成了威胁。这种怪现象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中找到了最尖锐的形式。这种学说把专政等同于“我们的”民主，等同于高于一切的“最高”形式的民主。从这个角度看来，资产阶级专政，尤其是法西斯主义更加直言不讳，它们公开宣称消灭一切站在与自己敌对立场的民主。它们从未承认其纲领是民主的“最高”形式。然而，根据马列主义理论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所进行的斗争是反民主的、伪善的斗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目前残存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在为这一学说付出高昂的代价，使自己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们要根据现已了解的社会发展状况，从探讨未来的社会主义和“空白领域”的角度出发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
本文不打算探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仅非常棘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方面都是如此），而且它不是我们所感兴趣的“空白领域”。我丝毫不怀疑，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未来的社会主义有获得各种民主国家形式的可能性。这也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是长期以来由于放弃民主并接受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而付出和正在付出代价的结果。社会主义新制度被引进一些还不成熟的国家，这违背了马克思的禁令。
在这些国家，不使用专政和强制手段就无法保住政权。我们不排除还会出现新的“徒有其名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并在这些国家产生“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所共知的恶果的可能性。可以断言，在高度发达的国家是不会发生上述情况的。因此，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我们的着眼点主要在最发达的国家。
出于同样的考虑，本文将不把国家问题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尽管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在鼓吹没有国家的自治社会，但我们坚信，这不过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乌托邦而已。在最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也有大致类似的思想（列宁在1917年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就曾为这种充满乌托邦的思想进行过辩护）。他们认为，国家作为镇压机关的职能将会消亡，而其作为组织和管理机关的职能将得以保留。经验表明，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只有幻想家才认为政权可以不需要国家而存在。
尽管衡量的标准与过去有所不同，但国家与民主问题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因此，可以将它当作一个“空白领域”，只不过与我们以前所研究的“空白领域”具有不同的涵义罢了。它不是指民主将以怎样的形式存在，而是指民主将是否存在。由此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专制与极权的上层建筑，或说得尖锐一点，共产法西斯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否能够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
回答是肯定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于未来的科学预见也提出了这种可能性。
关于过去，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通过一切可以采用的手段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当革命不具备必要的主观条件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地论述过这些条件），那么就必须建立专制政权，甚至通过暴力来维持其统治。共产法西斯主义这个怪胎正是由此应运而生的。这是一个使那些还不了解它的人感到担心的问题。要真正了解它，需要进行大量、细致的分析，而这是本文力所不及的（这不仅受篇幅所限，而且也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不过，我将即刻着手这个问题的分析研究，并向读者提供一份研究报告。在这里，我仅想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进行过上述研究。不要把有关斯大林主义问题的讨论范围限制得过于狭窄。我再说一遍，有关斯大林主义问题的讨论涉及的是政治体制问题，而不是斯大林个人。研究斯大林这个人物或许对于苏联和共产主义活动是非常必要的，而这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
关于未来，我们应当估计到，随着传统社会阶级（首先是工人阶级）的逐渐消亡，有可能产生新的有产阶级（它掌握着信息这种新的生产资料）。这个由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等组成的新阶级有可能依靠部分官僚体制和旧的有产阶级的残余变为统治阶级，从而有出现社会斗争的危险并由此导致极权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是以集体经济为基础，那么就有可能产生新型共产法西斯制度。
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空白领域”。必须懂得，其结果如何取决于人的活动，因此，应当从现在起就采取预防措施。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就是为了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来提请社会注意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和预防措施。
（二）
下面的讨论旨在为政治多元化问题的研究提出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原则和范围。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对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如罗莎·卢森堡）来说，没有多元化和对国家提出批评自由的民主本身就是矛盾的概念，或者不客气地说，是愚弄老实人的骗局。70年来，按照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验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是多元化的（即多党制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民主就应当是这样的民主。未来的社会是不是民主的社会？这个前面早已提出的问题构成了一个“空白领域”。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可能性。我们也同样知道，在共产法西斯制度下是不会有多元化的。最后，我们还知道，这个结果将给社会造成许多消极后果。因此，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已不是向人们发出预报，而是应当立即动员社会舆论防止出现这种危险。
多党制在未来社会主义中的作用如何，取决于现实具体条件和人的活动。因此，只有当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到来之后，我们才能得到准确的答案。
四
毫无疑问，第四个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主观因素，即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及其社会教育制度所共同造就的新人的作用。我们总是强调，未来时代的许多现象和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活动所决定的。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应当切记，任何疏忽大意都有可能使最好的计划贬值。
从社会主义实验开始之日起，就提出了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可惜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或者说与最初的设想完全相反。不但没有成功地将旧人改造为新人，而且打碎了他们的脊梁骨，摧毁了他们的道德准则。对此，即使是任何“局外人”也会感到痛心。因此，我建议人们留心一下苏联报刊上揭露的营私舞弊行为（这种恶习已经渗透到最高决策集团内部）。存在着类似30年代芝加哥的黑手党组织以及酗酒、吸毒、卖淫现象。偷窃行为更是泛滥成灾，连许多用于亚美尼亚地震的救灾物资也“不翼而飞”。公开性有助于真正剥去这些罪恶现象的伪装。至于其它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我只能说波兰存在这种现象，而其余那些谨慎小心的国家则声称，它们的制度非常优越，不需要任何公开性。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可以相信这种说法，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绝对肯定地说，如果未来的社会主义不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必将遭至失败。
应当怎么办呢？不了解未来的具体情况，只能提出荒谬的建议。这并不是说需要什么新的提法。这些五花八门的新提法在这里是多余的和毫无意义的。这是不是说我们遇到了“空白领域”？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不想预见未来。
19—20世纪之交，在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在德国）掀起了一场反对“伦理社会主义”的无情斗争。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是新康德主义哲学学派。该学派在分析工人运动的起因时，试图用伦理学来偷换马克思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我所要探讨的问题，需简要介绍一下这场斗争的实质。新康德主义者企图使工人运动倒退到旧的乌托邦立场。我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伦理社会主义”理论的抨击是完全合理和正确的。新康德主义者的观点对于20世纪初的工人运动是十分荒谬的。他们试图按照康德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但在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中，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却丧失了极其重要的东西——各种伦理学价值。
在各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观点中无疑都存在这种价值。否则他们就不可能为争取这些价值，如自由、平等、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和国际主义而进行忘我的斗争。同时，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将意识形态的其它因素放在次要地位。一旦出现旨在消除经济社会学因素和阶级斗争，并以普遍的人的价值为依据的政治流派时，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
我并不打算为“伦理社会主义”恢复名誉，当然也不希望批判已经根据现实情况进行适当修改的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理论。我唯一的目的就是思考关于培养未来的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并强调必须使伦理价值重放异彩。我们感到，目前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特别是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缺少这种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要用布道式的说教来抹煞客观生存条件对于人的观念的影响。决无此意。而是说应当认识到价值体系对于每个人及其行为的影响。正因如此，有必要形成一种能够促进建设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
那么如何实现这一任务？我想以后再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五
最后我想谈一谈马克思主义（它的内容与思想）在未来的社会主义中的地位与作用。初步分析表明，这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问题。它是未来的社会主义中的又一个“空白领域”。
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相互关联的事物的主观分析之上的。人们通过一定的分析手段对社会活动及其基本规律进行系统的论述，并由此预见社会的发展。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并不能够保证它的每一个理论结论都是正确的。这些结论经过实践验证，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是错误的。对各种理论结论的批评决不会贬低其科学性，这对于任何科学来说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是它的实践性，即形成于对事物观察、概括的基础之上，那么这种理论就必然要随着现实环境的变化（这在社会生活中也同样是正常现象）而相应改变或摈弃某些过时的东西，甚至理论的某些整个部分。正是这种大胆革新和务实精神证明了理论的科学性。由此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是一种开放性理论。任何试图将它变为教条，把反历史性强加给这种实践性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行为。
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在专业文献中许多有关意识形态的定义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我想尽量解释清楚我使用该术语的涵义。现在我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认识人的信仰（beliefs）和态度（attitudes，指行动的意愿）的意识形态体系的。这种体系是根据社会所能接受的价值体系来决定人的行为目标的，目的是要达到公认的最佳社会生活方式。没有这种人们所能理解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存在任何政治运动，也不可能存在自己没有任何主张的政党。只有从这种意义上才能够评判某种意识形态是进步还是反动的，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是苏维埃的还是宗教的等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才在日常生活和科学领域中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术语。有许多理论提出了关于“意识形态时代终结”的论断（意识形态曾在某些时期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这种试图把科学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做法只能表明，它或者在语义上不理解这个术语，或者是伪科学。这种论断实际上等于宣判了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似乎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采取多种多样形态的时期中唯一存在的意识形态。可见，在这种做法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十分明显和反动的政治意图。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上述特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联系（这恰好证实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论断），因此它的某些论点完全有可能出现变异，有时甚至是彻底的变异。在探讨本节的主要问题之前，我首先对意识形态的语义进行了考察。请允许我用下列提示来结束上述考察：马克思是从“虚幻意识”这个意义上来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他将其称之为“暗箱”。这种“暗箱”使真实的事物扭曲变形，本末倒置。不过他是用此来专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他看来，从定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是这种意识形态。历史证明，马克思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除了某些教徒认为罗马教皇不会有过错之外，世界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马克思认为他同罗马教皇一样是不会犯错误的。由于这种情绪和自信，使马克思把上述错误概念看作是绝对正确的。我通过历史观察来结束对意识形态语义的讨论并用以补充说明，我的上述观点丝毫没有改变。正如我们所指出的，没有意识形态的政党是无法存在的。如果你不知道，或无法告诉民众，你的前进方向和所要达到的社会目标，那么争取民众（这正是每一个具有不同政治色彩的政党所希望和应该达到的，如果它不想使自己在政治上垮台的话）就变得毫无意义。不懂得这一点，动员群众就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所说的这个真理同一切政党有关的话，那么它对于那些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工人政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从实践经验中我们还看到，意识形态被认为具有不断改革的特性（指这个术语的原有意义。因为现在几乎所有高度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其中也包括共产党人都是“改革派”）并坚信“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道路”。
当前的一切运动，包括保守运动在内都提出了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指标。在当代条件下，形势变化如此之快，在全球和各个地区产生了大量新的问题。那种要求人们脱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无异于是一种失败的意识形态。这种失败威胁着整个运动和它的领导人。如果他们想自我拯救的话，必须坚决地对这个运动进行变革。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传统的意识形态。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错误：一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和僵化（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特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它忽略了与时间和空间相联系的形势变化所引起的各种变异；二是战后，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运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摆脱教条的同时也丧失了意识形态。在一个文明变革的时代这种作法必然会被宣判破产。而不要让自由党取代自己地位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需要革命口号这个新问题是自发产生的。我再说一遍，这指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即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我们谈论的是高度发达国家——而是指革命口号的社会内容。
在当今工人运动的两大流派中，我们感到意识形态的极度匮乏。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符合时代的现代意识形态。应当创造这样的意识形态。本文所提到的“空白领域”的历史向我们提出了这一点。需要在此补充说明的是，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现代意识形态。那么是不是说应当提出抛弃在历史上与其传统有联系的一切现存的东西，从零开始呢？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丧失时间，因为过去的历史和大多数工人政党是无法一笔抹煞的。何况那些与共产主义运动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相接近的工人政党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相接近的运动（尽管它们不属于共产主义流派，如解放神学）丝毫没有表现出希望脱离作为理论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更糟的是，如果这样做的话，甚至可以说是反对必要的改革。在不同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群众运动也是本文在探讨未来的社会主义中所关注的问题之一。至于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我认为它们在变化了的形势压力之下，为了获得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已不得不承认：它们过于轻率地丢弃了他们所得到的意识形态遗产。因此，马克思主义重新引起了它们中一些人的兴趣。即使现实状况并非完全如此，我仍然认为，在探讨未来社会主义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必要的。
研究这个问题的必要性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呼声四起。持这种观点的人多数缺乏有力的论据。他们仅仅根据当今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的危机而断言，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主义实践的正式理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如果共产主义陷入危机，那么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也必然要陷入危机。这是典型的不应有的错误。为了判断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误，首先需要搞清楚，共产主义实践是否真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在现实社会主义的起源和整个发展过程中，它的一系列行为往往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可见，它的危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危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当然，部分地承认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危机是正确的。并且这一危机进程将随着当前我们所正在经历的工业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加快。对于这个“空白领域”应尽早加以研究和解决。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意识形态是一个开放系统。这个系统将随着现实的变化和科学知识的新成就而发生相应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论点都需要加以变革。
例如：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的理论概括。而我们则生活在第二次（也有人认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这一革命改变了客观环境，并使一系列对于马克思主义有重大意义的前提条件退居次要地位或者不复存在。
《资本论》的整个逻辑结构是建立在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一概念之上的。
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
当着生产实现自动化和计算机化的进程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与工人阶级的消亡时（种种迹象表明，在未来30—50年内，发达国家将在工业方面出现这一进程），将会是一种什么状况？我不想具体描述它的细节，尽管这同我们以及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有关，但也只能点到为止。不过有一点是绝对肯定的，那就是，《资本论》作为论述工人阶级遭受剥削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一，将只能同关于科学史的著作放在一起。这些著作所论述的问题对当代实践已经失去了意义。
还有一个必须事先思考的问题：是否可能出现没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如果有可能，那么我个人认为应当研究这是具有何种涵义和形式的社会主义？
最后，还有一个社会学方面的问题：对于中产阶级的观察将比过去更为细致。马克思的有关理论显然已被历史的发展所推翻。马克思预言，社会呈两极发展趋势，即贫困的无产阶级和富有的资本家阶级数量的增长。中产阶级将逐渐消亡，其大多数被抛入工人阶级队伍。然而，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的发展与此截然相反，而且出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济后果：构成资本主义发展基础的中产阶级（罗莎·卢森堡语）在未来的社会主义中也将存在。因此，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极为深刻的修正。
马克思的另一个论点也被社会历史的发展所推翻，即马克思关于劳动阶级日益贫困化的错误观点。承认这一事实，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并使之现代化。
还有一个政治学问题：没有无产阶级将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产生什么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将会是什么样的？
还有一个与宗教有关的问题：宗教真的是毒害人民的鸦片吗？既然连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以及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等等）都不同意这一结论，那就只能说上述论断是具体条件和环境的产物，它在今天已经过时了。既然如此，究竟应当怎样看待无神论运动？这种运动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还将继续存在于民主社会。同时，如何对待上述社会的宗教宣传？
在简要地举出这些事例之后，让我们回到本文在前面予以特别关注的问题：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问题。
可以看出，以上所举事例仅限于本文所探讨问题的范围之内，以便论证本文开头所提出的论点。同时我认为，这些例子足以强调说明，我们需要多么深入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多么需要现代化。与社会问题相比，在哲学领域也同样存在不少新问题（这也是自然科学进步的结果）。我们可以评价马克思主义危机形成的条件，也同样可以认为这对于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来说是正常的。因为危机是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有必要根据新的发展成果来修正理论。至于我个人，出于同情，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
总之，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我们遇到了“空白领域”。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现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的社会主义中也将作为理论和意识形态发挥重要作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将直接取决于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工作者的智力潜能。应当立即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必须尽早并令人信服地消除这些“空白领域”。无论什么样的权威都无力拖延或阻碍这一进程。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本文涉及的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推动力。我把主要精力放在选择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但有时我不得不阐明自己的观点或提出简明扼要的答案。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因素。但是这种在选择和认识问题方法上的主观因素应当成为促进我们对有关课题进行讨论的媒介。若是这样，就完成了本文的主要任务：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并将这些问题列入讨论议程。
注释：
[1] “解放神学”一词源自天主教神学家古斯塔夫·古铁雷斯于1971年出版的《解放神学》一书。解放神学是一种把基督教对贫苦大众的怜悯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罪恶的分析相结合的神学理论，它主张被压迫民族通过暴力获得解放。这种理论70年代曾在拉丁美洲盛行一时。——译者注
[2] 阿卡迪亚是古希腊的一个省，在16—18世纪的田园诗中，它是“幸福之邦”的代名词，意即盛行古朴道德风尚的天国。——译者注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佐仓绫奈、加特林涅夫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