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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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梵蒂冈“神圣同盟”内幕

（1）“神圣同盟”的前奏
（2）“神圣同盟”的订立
（3）“神圣同盟”的实施
（4）秘密指示
（5）“团结工会依然活着！”
（6）戈尔巴乔夫的作用

　　曾经揭露“水门事件”的美国著名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在1992年2月24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上发表了题为“神圣同盟”（The Holy Alliance）的文章，披露了美国—梵蒂冈为推翻波兰社会主义制度而订立的“神圣同盟”的内幕。这篇文章是用英文写成的，文字相当别扭，翻译起来相当困难，尽管如此，因为它颇能说明问题，我认为有必要把它译成波兰文。文中除了小标题外，均为伯恩斯坦的手笔。

“神圣同盟”的前奏

　　华盛顿和梵蒂冈签订旨在保护团结工会的“神圣同盟”之前，就利用了雅鲁泽尔斯基在1981年12月13日宣布军管的时机，进行密切联络。军管后，波兰同世界上非共产党国家的电讯联系完全被切断，团结工会的6000多名活动家被拘留，其中有数百人被指控为犯了颠覆罪和反革命罪，9名矿工被打死，团结工会被取缔，成千上万的工会会员转入地下，其中许多人躲进教堂、祈祷所或神甫家中避难。瓦文萨被逮捕后，遭到拘禁。
　　当波兰的治安警察走上街头时，里根给教皇打了电话，询问该怎么办。后来里根在一系列的会议上谈出了自己的选择。黑格说：“关于制订对抗的行动计划，我们在总统办公厅和国家安全会议上遇到了困难。因为这里有人提出应当对波兰进行毁灭性的制裁，并且要用强硬的调子说话。如果真的这样做，有可能为苏联提供军事干涉的借口，就会造成类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事件的局面。”黑格派出了虔诚的天主教徒沃特斯作为大使前往罗马觐见教皇，以便完成“特殊使命”。沃特斯抵达罗马后，既会见了教皇，也会见了红衣主教恺撒罗里。双方一致认为，团结工会之火不能就此熄灭，必须把苏联孤立起来，对波兰政府既要施加强大的道义压力，也要施加一定的经济压力。
　　按照美国情报部门提供的消息，波兰教会向瓦文萨传递了教皇旨意，要瓦文萨坚持地下斗争，要他告诉一千万团结工会会员，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招致华沙条约国家的军事干涉，也不要同国内的公安部队正面冲突，以免导致内战。由于共产党政权切断了波兰同梵蒂冈的通讯联系，约翰·保罗二世通过无线电台与波兰红衣主教格莱姆普进行了联络。他向波兰派出了几名特使，以便从波兰国内获得直接的详细报告。黑格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梵蒂冈获得的信息肯定比我们获得的既准又快。虽然我们也有获得信息的良好渠道，但要送到我们手里，时间较长，因为这些信息要通过官僚式情报机构领导人的处理。”
　　在军管之后的最初时期，里根曾布置说：要通过美国的情报机构和人员，其中包括波兰国防部副部长，使教皇尽可能迅速地获得波兰国内的详情。这位副部长是向中央情报局传递秘密情报的波兰官方人士。华盛顿也要向教皇通报从里沙德·库克林斯基上校那里获得的情报。库克林斯基曾在波军总参谋部工作，1981年11月被秘密送往美国。他在离开波兰之前一直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他抵达美国后，告诉美国当局，如果波兰自己不实行战时状态，那么苏联将进行军事干涉。一年以前的1980年年底，他也发出过类似警报。当时，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卡特向勃列日涅夫发去了秘密电报：苏联一旦入侵波兰，那么它所要付出的代价中亦将包括美国向中国出售技术最先进的武器。现在，库克林斯基告诉华盛顿，勃列日涅夫的不安情绪在增长，苏联的农业已经注定会歉收，不再需要出动机械化部队帮助收割，这就可以把这些部队用来对波兰入侵。里根说：“我们现在掌握的全部情况，教皇也已都知道。”
　　美国当局介入这一工作的人——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艾仑、克拉克、黑格、沃特斯以及美国驻梵蒂冈大使威廉·威尔逊，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都认为同梵蒂冈结盟，可以称作“神圣同盟”，这就是使教皇的道义力量和教会的学说同美国的反共主张相结合。这项使命如果没有里根总统的支持是无法完成的。他们深信里根会给予全力支持，因为他既相信华盛顿同梵蒂冈结盟能够得到的好处，也知道结盟后两个首都之间的关系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里根认为，首先要达到的目标是承认梵蒂冈是一个国家，然后再与之结盟。
　　美国海军上将约翰·伯英德克斯特，在波兰实行军管后被任命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军事顾问。他后来透露，里根认为，波兰的共产党开始时让团结工会自由自在地活动了16个月，后来又镇压工人运动，这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波兰政府只能镇压自己的同胞，而这样做，必然导致同教会发生公开冲突。里根说：“从波兰的历史和宗教势力来看，我不认为，通过宣布军管和取缔团结工会，波兰政府可以达到目的。”红衣主教恺撒罗里说：“现在在美国同梵蒂冈之间出现了利益近似的实际情况。”
　　关于向团结工会提供援助和对波兰、苏联政府作出反应问题，在凯西和克拉克会见教皇后，里根作出了决定。国家安全会议主管苏联和波兰局的代表里查德·派普斯（出生在波兰）说：“里根对这些问题了解得十分透彻，包括其隐蔽面。”他说：“里根说过，苏联是制度不好，而不是人不好。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帮助为自由而斗争的团结工会会员。有些人，例如黑格和商业部长麦肯·巴尔德里奇以及詹姆斯·贝克尔（当时是白宫人事部主任），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乔治·布什一言不发。我坐在他的身后，我根本不知道他持什么立场。但里根确实清楚在进行着的斗争分量有多大。”
　　大量的材料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利用了波兰宣布战时状态之后几天出现的真空，同他在中美洲的做法一样，成了对波兰和苏联政策的主要设计者。这样，里查德·派普斯和国家安全会议的人员开始起草制裁（波兰）的方案。派普斯说：“制裁（波兰）的目的是打击苏联人并把波兰实行军管的责任加到苏联头上。”他说：“制裁工作是同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部门密切协调的，最主要的任务是通过提供资金和通讯设备等手段保护被打入地下的团结工会。”
　　一名国家安全会议工作人员说：“教会在努力控制局势。教会领导人在努力创造条件，以便防止苏联的军事干涉，也是为我们开展更加积极的活动。无论是我们在评价波兰政府的镇压手段方面，还是我们在针对波兰政权而采取战略手段方面，教会领导人都是我们十分重视的工作对象。”
　　克拉克在谈到同里根会见时的情况说，这次会见时间太短。他说：“我同总统两人的面谈，时间都不会超过几分种。尽管这种做法令人惊奇，但我们是心心相印。我知道他在波兰问题上的打算是什么。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的一切能力。总统、凯西和我经常在一起讨论波兰形势：如何采取秘密行动，由谁来干，干什么，何时开始，怎样干，从什么地方入手，成功的把握有多少。”据克拉克透露，在他同凯西的倡议下，中央情报局编辑的简报，必须包括在波兰开展秘密行动的情况并对此作出分析。
　　教皇本人也会见美国官员，同他们商讨波兰形势，以及美国在波兰开展活动的情况，并把自己的看法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方式传达给里根。每当凯西出访欧洲和中东地区，差不多每次都是先到罗马，首先同教皇会见，交换情况。但是，华盛顿同梵蒂冈之间最重要的联络官是沃特斯。他原来是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同凯西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凯西会见教皇的次数不少于10次。
　　美国驻梵蒂冈大使威尔逊透露，沃特斯穿梭于梵蒂冈和华盛顿之间，为总统和教皇传递各种信息。他说：“沃特斯的访问是秘密的，所谈的问题不仅包括波兰，而且也包括中美洲以及黎巴嫩的人质问题。”
　　里根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经常开展秘密行动（包括对阿富汗、尼加拉瓜、安哥拉），为起义者提供“死亡援助”，诸如武器、雇佣军、军事顾问、炸药。一位美国分析家说：“就波兰而言，教皇和总统选择的是另一种方式：他们所干的就是利用国内对立势力的矛盾，制造内部冲突，自己却不留任何可能被人抓住的把柄。”里根同凯西（在波兰）采取的秘密行动，同其他地方相比，还算是“有克制的”，如果今天凯西还活着，他一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他同里根所干的那番事业，在1991年出现了世界新秩序之后，都已经变成了事实。

“神圣同盟”的订立

　　1982年6月7日，美国总统里根和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皇家图书馆第一次会见，他们交谈了50分钟。在图书馆楼同一个套间的另一侧，红衣主教恺撒罗里和大主教西尔威斯特里尼正在同美国国务卿黑格以及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举行紧张的会谈。他们讨论的内容首先涉及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问题，有关这个问题的谈判今天已是第二天了。黑格说，以色列总理贝京向他保证，以色列军队不会深入黎巴嫩国土40公里以上。
　　关于中东局势问题，里根和教皇只谈了几分钟时间，他们集中讨论的问题是波兰问题和苏联在东欧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在这次会见中，里根同教皇商定，为了加速苏联帝国的瓦解，要采取一场大规模的秘密行动。
　　这一行动将集中在波兰展开，因为波兰是苏联卫星国中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故乡。里根和教皇相信，如果梵蒂冈和美国合作，采取措施破坏波兰政府，并努力保护在1981年实行军管以后转入地下的团结工会，使之发展壮大，那么可以把波兰从苏联卫星国的轨道上拉出来。首先是要努力使团结工会重新合法化，暂时还处于地下状态时，美国和罗马教廷必须使之保存组织，依靠里根和教皇组建的地下交通网络提供必要的精神和物质支持。应当通过当地的神甫们、美国特务、劳联—产联在波兰的代表处以及欧洲的工会活动家的帮助，向地下的团结工会运送成吨的印刷设备、传真机（波兰从此出现了首批传真机）、电传机、电话机、短波发射机、录象机、照片扩印机。所需资金可以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民主基金会、梵蒂冈的秘密存款以及欧洲的工会组织直接拨款。梵蒂冈和美国对瓦文萨以及团结工会其他领导人下达的战略性指导意见，基本上是通过波兰和美国的神职人员，或者研究欧洲工人运动的西方专家转达的。随着反对派力量的壮大，西方获得的关于波兰政府的内部情况以及华沙同莫斯科的联络情况，涓涓溪流就会汇集成大河，掌握波兰动态的全貌。把这些情况通过神职人员和波兰政府内部的间谍，转达给团结工会，将大大有利于促进团结工会的复兴。
　　里根和教皇在这次会见中，表示不能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雅尔塔会议关于欧洲划分的决定，不同意东欧国家成为共产党统治的天下。他们表示相信，一个非共产主义的波兰的出现，必将是插入苏联帝国心脏的一把尖刀；假如波兰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东欧的其他国家就会纷纷效法。里根说：“我们两人感到，在雅尔塔会议上西方犯了大错误，现在应该得到纠正。”“团结工会是使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恰当工具。因为这是工人组织，在东欧地区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团结工会这样的组织。”里根说：“这个工会组织与苏联人和波兰共产党人所需要的工会是格格不入的。”
　　里根和教皇的首次会见，还商谈了把他们的感情联结起来的东西，即1981年短短6个月内共同经历了震撼心灵的谋杀案件。他们两人相信，是上帝安排他们来完成这项伟大使命的。梵蒂冈派驻美国的代表赖希大主教说：“里根的一位亲密朋友说，总统曾对他说：瞧！我们的道路上恶魔当道，可是好人被监禁了。”按照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话说，里根和教皇都幸免于难。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说，把他们两人连接起来的是，他们对于苏联帝国的看法打从内心里完全一致。他们相信，在上帝的安排下“法律和公正必胜”。中央情报局副司长、美国海军上将英曼说，里根的观点简单而明晰，而且毫不动摇。他认为，共产主义的末日已经到来，他要为此做促进工作。
　　里根和教皇就达成了默契，决心利用团结工会这一工具，花大力气要从波兰入手铲除“共产主义”。后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第一顾问奥仑透露说：“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秘密同盟之一。”

“神圣同盟”的实施

　　从团结工会方面来看，瓦文萨以及其他领导人都明白，里根和教皇都真诚支持团结工会，但团结工会与里根和教皇如何合作还没有明确的方案。团结工会地下刊物《团结》的主编和发行人、团结工会执政后被派往美国任波兰驻美国大使馆参赞的阿达米耶茨基曾经说：“我不知道教会如何同美国进行合作的。”他说，当时有人告诉他教皇曾经向苏联发出警告，如果苏联派兵入侵波兰，那么教皇将回国，同波兰人民并肩战斗。他说，教会给予的帮助最大，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就公开而言，那就是人道主义援助，包括提供食品、资金、药品、和出没于教堂的医生，至于秘密的援助，那就是政治上的支持，组织秘密会议、组织游行示威。
　　为了破坏苏联经济，削弱苏联同经互会国家的经济联系，并迫使苏联帝国的内部改革，1982年上半年制订了“五点战略方针”。具体内容是：
　　美国的防卫体系要建立在这样的设想上，以便使苏联在同美国搞军备竞赛时，使它难以承担高昂的军费支出。这一措施的具体体现就是战略防卫倡议、星球大战计划等；
　　（1）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进行秘密行动，促使这些国家内部改革思潮的兴起；
　　（2）对华沙条约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鼓励它们尊重人权，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向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改革；
　　（3）从经济上孤立苏联，努力制止西方和日本的先进技术进入苏联。美国的设想是，要竭尽全力制止苏联在西欧铺设跨洲的煤气管道，不让它获得21世纪所需要的大量硬通货。这条煤气管道从西伯利亚一直通到法国，全长为5800多公里。它在1984年建成通气，但规模比原来的设计小得多。
　　（4）扩大《解放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电台》的覆盖面，以便东欧各国人民能够听到美国当局的声音。
　　（5）与此同时，无论是里根还是教皇，在1982年谁都没有预见到在苏联会出现象戈尔巴乔夫那样的领导人，正是他的改革思想和改革行动大大解放了那些不受控制的力量，结果导致苏联的解体。美国官员在详细研究了梵蒂冈和美国结成的“神圣同盟”之后认为，“不是这个同盟导致共产主义的垮台”。苏联的解体并不是这个“同盟”的功劳，因为它的阴谋主要是保护团结工会，使之成长起来成为瓦解东欧社会主义的力量。“总统和教皇如同许多大人物和幸运的领袖一样，利用了历史难得的机遇，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秘密指示

　　1982年在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举行会见之前两星期，里根总统签署了一个秘密指示（编号为NSDD32），批准在东欧各国采取经济、外交和其他秘密活动，以抵消苏联控制东欧的种种努力。实际上，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涉及的是要在波兰采取行动。这项秘密指示的主要目的是破坏波兰政府的稳定执政，其手段是帮助团结工会的秘密行动，推进人权，主要是进行宗教活动和宣传同天主教会活动有关的权利，施加经济压力和从外交上孤立共产党政权。这一文件指出，需要在整个苏联帝国范围内提出保卫民主权益的口号，尤其是要加强宣传和在东欧地区组织地下的广播电台。里根的助手们和东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们相信，通过这些活动可以大大增强人们对战胜苏联的信念。
　　美国共和党议员亨利·海德，1985—1990年曾经担任过众议院情报事务委员会成员，因此对于美国行政当局所开展的秘密活动有所了解。他说：“我们在波兰所做的一切，同在其他共产党国家所做的一样，都是为了破坏共产党政府并加强国内对这种政府的反抗。我们曾经提供了物质、技术援助和组织工作，并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为他们提供资金，帮助他们出版地下刊物、设立电台和开展宣传活动。这样的秘密活动也在欧洲其他共产党国家展开。”
　　在总统顾问中，有一名波兰出生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他是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回忆说：“我同凯西的关系非常好。他是一个十分灵活的人，善于想象，没有一点官僚习气。他想做什么，总能做成。为了维持团结工会的地下斗争，他曾经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并建立了联络网等等。正是由于这一切，团结工会才没有被消灭。”
　　在军事方面，美国情报部门的工作做得比梵蒂冈更为出色，然而关于对波兰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教会就技高一筹。在了解国内人们的情绪方面，在同地下的团结工会保持接触方面，没有任何其他人士或机构可以同教会相比。这一时期担任梵蒂冈副国务秘书的大主教西尔威斯特里尼说：“有关波兰的情报工作我们是安排得很周到的，因为主教们同圣都梵蒂冈和团结工会之间始终保持着接触。他们告诉我们监狱里的情况，团结工会的活动和它们需要什么，以及波兰政府的态度和内部分裂情况。”所有这些情报都及时告诉了里根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
　　教皇的一位亲密同事说：“如果问团结工会的表现如何，应当说，他们都非常聪明，在关键的时刻也没有（向当局）施加过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是受教会领导的。当然，我们有时也阻止团结工会，不让他们去干某些事情。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接壤的波兰，是一颗炸弹，它可以在共产主义心脏爆炸。压力大了，炸弹就会爆炸。”
　　在华盛顿方面，凯西、克拉克和大主教莱西建立的合作网进一步扩大了。克拉克说：“凯西和我在形势紧张的时刻经常在一大早到大主教莱西的官邸去，以便听听他的评论和听取他的意见。我们就在他那里吃早饭，喝咖啡，讨论波兰发生的情况。我们也经常同他通电话，而他经常同教皇保持联络。”莱西回忆说：“有时我们也讨论中美洲的形势，或者教会关于控制人口出生率的问题。但通常的话题是波兰。”
　　原先是克拉克和黑格的副手、后来成了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发兰说：“几乎所有有关波兰的问题都是绕开国务院的渠道处理的，首先是通过凯西和克拉克。我知道，他们同莱西举行了会晤，然后莱西又去见总统，但克拉克从来不把会晤的情况告诉我。”
　　莱西到白宫去的次数至少有6次，或是会见克拉克，或是会见总统。每次他到白宫去，都是走白宫西南门，以便躲开记者。莱西说：“我们保持这样的密切关系，但也没有超出正常的范围。我们作用首先是为沃特斯同圣父的会晤提供方便。圣父了解他手下的人。形势十分复杂，必须迫使他们（波兰当局）遵守人权、宗教自由、保护团结工会，同时不要为共产党政权提供口实。我曾对维农说：‘听圣父的，我们在这些事务上已经有两千年的经验了’”
　　凯西作为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也受到过批评，尽管如此，他关于波兰问题的敏感性却没有受到过批评。曾与凯西经常会面的美国行政当局顾问、东欧问题专家、美籍波兰人爱德华·德尔温
　　斯基议员说：“凯西基本上持很有把握的态度。他认为，那里的共产主义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波兰尤其如此。他相信这制度要完蛋，注定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垮台，而波兰却是使大坝决口的一支力量。他要求中央情报局集中精力对东欧开展活动。过去对此不够重视，因为有其它问题分散了注意力，例如放到首位的是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问题。”
　　凯西采用老办法在波兰开展活动，这是他早就喜欢干的，也就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战略服务局”里和战后西欧民主刚刚从战争的废墟中重建起来时中央情报局成立初期所干的那一套。他的同事说，凯西通过同别人的接触，把社会党国际的一些成员拉过来支持团结工会，正象二战结束后利用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具建立反共政府一样。现在的任务与那时基本相同，就是要利用波兰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使教会与团结工会会员（绝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一起，成为共产党制度垮台之后主宰波兰的力量。通过同社会党国际领导人的接触，包括法国政府和瑞典政府中社会党官员的接触，凯西保证从欧洲向波兰提供战术性物资援助。布热津斯基说：“这用不了花几个钱。只须提供信息和支持，提供书籍、器材、开展宣传、油墨和印刷机。”

“团结工会依然活着！”

　　在波兰的大小城镇，很快出现了各种地下刊物，油印的小报，与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唱对台戏。教会也出版自己的报纸。用美国提供的印刷设备复印或转载团结工会的告同胞书，挂在教堂的布告栏内，规格统一的横幅标语堂而皇之地挂在警察局和公共建筑物上，甚至出现在国家控制的中央电视台进口处，而电视台的播音员当时都是军官。
　　美国驻华沙大使馆变成了中央情报局对共产党世界展开活动的关键基地，是中央情报局最有效地开展活动的中心。美国的劳联—产联是给团结工会提供支持的最大保障。劳联—产联认为，美国行政局开展的活动太拖拉，而且也远不足以用来对付波兰当局。此外，根据情报部门的消息，劳联—产联的领导人仑·科克兰及其助手汤姆·凯恩经常同伯因德克斯特、美国国务院官员和国家安全会议官员商讨用什么方法和在什么时间向波兰运送物资等问题，选择最需要提供帮助的某个城市中的团结工会组织并制订劳联—产联同团结工会开展合作的形式，同他们一起准备宣传材料等。
　　爱德华·德尔温斯基说：“科克兰应当受到特别嘉奖，虽然他同美国行政当局有意见分歧，但双方的合作十分出色。不应遗忘的是，同科克兰一样，克拉克的夫人也是捷克人。”他们懂得大家都坐在一条船上，相互不能搞阴谋诡计，不能搞小动作，不能相互埋怨。
　　但是，劳联—产联的官员们并不清楚美国政府向团结工会提供了多少援助，也不清楚美国政府在估价给波兰政府和苏联政府施加压力的程度上有多少是依靠教会来完成的。凯西要小心翼翼地把握住的是，不要使美国政府过分介入细节而激起欧美工人运动的“不安”。的确，这不是严格控制在中央情报局范围内行动。这是秘密和公开双管齐下的行动，既有公开的活动，也有秘密的来往。凯西认为，在向团结工会提供帮助问题上，劳联—产联的活动比中央情报局更加有效，更加富有成果。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英曼说：“由于美国工人运动同团结工会的关系如此之好，凯西决定，凡是中央情报局要办的许多事，都可以通过劳联—产联的渠道提供资金来完成。这是一个公开的组织，由这个组织来干，比采取传统的秘密行动要好得多。”
　　团结工会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成为一个国际性联络中心，它同梵蒂冈的代表，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同劳联—产联，同社会党国际的代表，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都保持了非常密切的接触。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同凯西也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团结工会驻布鲁塞尔的代表向他们的保护者（其中一些人的身份，团结工会的代表并不清楚）提出什么东西最需要，那些物资应当送给谁，应当向谁提供资金援助等。神甫们、信使们、工会活动家、情报人员，自由地进出波兰，了解需要帮助的信息，通报关于波兰政府内部和地下的团结工会的详细情况。
　　食品、衣服以及为被法院判刑的团结工会领导人支付罚金的资金，源源不断地送往波兰国内。在波兰国内，神甫联络网的人员辗转于各个教堂之间，为那些躲藏在教堂里的团结工会领导人传递信息。
　　1984年夏天，当事实表明，受到美国经济制裁打击的是普通老百性，而不是共产党人时，莱西专程到加里福尼亚去会见里根夫人南希，以便在西部白宫会见里根总统，劝说里根部分取消对波兰的制裁。美国政府同意了这一要求。在同一时间里，白宫同梵蒂冈协商后决定，不减轻对莫斯科的经济压力，不向苏联提供先进技术、食品，不进行文化交流，以此来报复波兰继续实行的镇压。
　　向团结工会提供的许多物资，是通过海运运抵波兰的，往往是用伪装的集装箱，发货地点是丹麦或瑞典，然后抵达波兰的格坦斯克港或其他港口，雇佣那些秘密为团结工会服务的码头工人卸货。据美国官方确认，在向波兰运送物资方面，瑞典的社会党和瑞典的工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从波兰码头卸下来的物资，一般都用卡车或私人小汽车运抵目的地。运送人员都是团结工会的同情分子，他们通常用教会或神甫的名义运送，送到接头地点卸货，再送到收货人手中。
　　爱德华·德尔温斯基说：“美国政府同波兰教会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并不通过教会的领导层，而是直接通过各个教堂和主教们进行的。格莱姆普红衣主教的助手勃罗尼斯瓦夫·东波罗夫斯基大主教经常到我们这里来，会见我，会见凯西和国家安全会议成员，也会见沃特斯。是他告诉我们团结工会需要什么。”父亲出生在波兰的扬·克卢尔是费城的红衣主教，曾经是美国宗教界同教皇关系最密切的神职人员。他也经常会见凯西，同他商讨如何帮助地下的团结工会和如何采取秘密行动。德尔温斯基说：“克卢尔在会见美国总统时，对波兰形势的分析，一般都言简意赅，抓住要害。他同总统的会见，同国家安全会议成员会见，是经常的事。凯西和克拉克也经常听取他的意见，因为他对波兰国内的形势，真是了如指掌。”在1985年，情况已经很清楚，波兰政府这场镇压团结工会的运动根本没有取得胜利。据一位曾经帮助过劳联—产联开展活动的名叫卡拉蒂茨基的统计报告，当时在波兰出版的地下刊物有400多种，其中有些刊物的印数达3万份。诽谤政府的书籍、小册子，通常的印数达几千份。配备各种图画的儿童读物，把一个个童话故事配上有关共产党政权和实行军管的现代内容，编写得十分形象生动，例如把雅鲁泽尔斯基画成黑色妖怪，把共产主义描绘成红色恶魔，而把瓦文萨画成英勇的骑士。在教堂的地下室和普通人的家里，几百万人在观看录像的记录片，这些录像带都是由美国提供的录像设备大量复制的。
　　团结工会利用了中央情报局和劳联—产联秘密提供的电视设备用大功率不断干扰政府电视台的正常节目，在这些干扰性节目中，人们常常可以听到：“团结工会依然活着！”的叫喊声。团结工会通过教会利用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发射设备把官方的节目突然打断，播送自己制作的新闻，号召居民起来罢工或上街游行。一位梵蒂冈高级官员透露：“有一次正当电视台在转播波兰足球冠军赛时，就插进了这样的新闻。当前半场比赛结束时，裁判的哨音一落，电视屏幕上就出现了一面带有团结工会字样的旗帜，而且有呼吁大家对抗当局的伴音。这种做法很成功，假如放在转播中途，那么就会引起观众的反感。布热津斯基在评论这种做法时说：‘共产党警察要想干预也束手无策。’”
　　一位与教皇关系非常密切的红衣主教说：“谁也没有想到共产党政权会在这个时刻迅速垮台。但是，从美国总统里根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第一次会见开始，他们就深深地介入了这场伟大的斗争，并且由他们指定的机构直接来完成这项使命。正是从那时起，他们就集中精力要在波兰干成这一事业。”
　　苏联领导人和波兰政府在教皇和美国总统有组织的强大压力下，终于一步步地慢慢屈服了，尽管同样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关押的人被纷纷释放了，对瓦文萨的审判被取消了，波兰的共产党内部开始了兄弟残杀般的斗争，在罢工、游行示威和西方制裁的压力下，波兰经济每况愈下。
　　1987年2月，当华沙方面承诺要同教会开始对话后，里根总统宣布撤消美国对波兰的制裁。4个月之后，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波兰受到了千百万同胞极其热烈的欢迎，他一再要求尊重人权，一再赞扬团结工会。1988年7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波兰，表示莫斯科赞同这样的看法：波兰政府如果不同团结工会合作就不能行使政权。1989年4月5日，波兰政府和团结工会双方签订了协议，要使团结工会重新合法化，并声明在6月举行议会大选。1990年12月，瓦文萨当选为波兰总统，这是在波兰实行军管、他被捕、他的工会被取缔9年之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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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想对卡尔·伯恩斯担的文章发表任何评论，文章的可信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我想讲的是，文章没有在波兰引起任何反应，这是令人惊异的。人们难道不能从文中看出西方对这个法西斯主义化了的团结工会是如何提供帮助的吗？西方有这么多国家领导人作出如此巨大的努力，而现在团结工会已经面临毫无希望的境地，让人听起来不是感到惋惜吗？但我们并不是好忧伤的人，在政治上这样的事例多得很。使我不明白的是，伯恩斯坦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赞扬里根，还是正好相反？不过，我把它翻译出来，自有我自己的目的。
　　大概在1982年年底，波兰党的最高领导人要我同美国人进行接触，目的是取消在波兰实行军管后美国对波兰的经济制裁。这个情况非常特殊，一方面由于那些共产法西斯主义者所熟知的原因，即在1968年之后我被禁止介入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党的最高领导却相当信任我，认为能利用我来完成一项非常微妙的外交使命。让我去完成这项使命的原因是，我比其他人有更好的条件来同美国人接触（实际上，党的领导还要我完成另一项任务即筹备教皇访波）。尽管我心里很不乐意，但为了国家的利益，我还是接受了这项使命。同我商谈完成这项使命的人是接受了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命令的基什查克将军和波若加将军。因为雅鲁泽尔斯基本人担心党中央政治局内其他同志的反对，不敢公开同我直接接触。而他对上面两位将军却是充分信任的。
　　我轻而易举地同美国大使馆取得了联系，因为我同美国大使馆早就有着友好地接触。正是这个原因我才被挑选来代表官方同美国人联系。实际上，我的这种角色已经扮演近两年了，但都是背着党组织、外交部进行的。
　　我同美国大使馆的接触是友好的，不管当时的大使约翰·戴维斯，还是大使馆的首席参赞（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波兰的代表）。如果这位参赞不在场，大使是不会同我交谈的。我经常被美国大使馆邀请去参加宴请。经过几次接触后，到了1984年4月我被邀请到维也纳同美国副国务卿依里伯格（Eagleburger）会见。在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的宴会厅里吃晚饭时，在场的除了美国驻奥地利女大使外，还有副国务卿依里伯格。席间，他代表美国当局提出了改善对波兰关系的积极建议。当我拿出笔记本准备把他的谈话要点记录下来时，他说：“你不必记录，我可以把稿子交给你。”最后他把文件的刊头和刊尾撕下，把所有建议的正文稿子交给了我。他说，这个文件是里根总统签了字的，并在已经撕下的刊尾上指给我看里根的签名。他还邀请我同美国驻波兰大使戴维斯在4月底到美国去，以便我会见舒尔茨及其同事，并正式开始谈判。
　　当我一听他的建议，我就感到惊异。因为在我们波兰谁也不会想到美国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来。文件里说得很明白，只要我们释放几名反对派人物（我记得包括米赫尼克和库龙），我们在经济方面的要求，美国方面都可以答应。释放几名反对派人物，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事。很明显，里面一定还有蹊跷。当然，这也是美国方面向我们伸出了手。我本人感到很得意：这样困扰我们的经济制裁可以结束了，也没有要我们放弃社会主义，只是要使之自由化。
　　我像胜利者一样凯旋而归，回到华沙。文件转交给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三天以后，我得到的回答使我大为惊讶，而且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打击之一。他说：“让沙夫到美国大使馆去告诉他们，要他们遵守最近外交部有关我们双边关系的纪要（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纪要）”。我回答说：“我不去，我也不会向他们说这些，因为这是一个对波兰有害的做法，我为此感到羞愧。”结果，我还是去了美国大使馆，只是作为私人去的。我对美国大使戴维斯没有提到雅鲁泽尔斯基要我说的话，我只是说，我的官方使命已经结束，但我不想断绝私人关系，我感谢他在这场交涉中对波兰的友好态度。我对他说，我不会同他一起到美国去会见国务院大员，因为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对美国方面来说，是不会感兴趣的（华沙是同意我去的，但雅鲁泽尔斯基不同意在委托书上签字，这样我去就没有意思了。）对照伯恩斯坦文章揭露的事实，我工作得再积极，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美国的真正用意是削弱苏联。波兰问题只是一种被他们用来实现这个主要目标的手段。这对波兰这样一个充满民族自尊的国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令人沮丧的。然而难道在当年雅尔塔会议上波兰不就是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吗？美国人为了达到自己真正的目的，可以随时出卖自己的同盟者。为了削弱苏联和扩大自己帝国的利益，美国甚至可帮助波兰维持社会主义。波兰不过是祭台上的供品，不过是大游戏中的一颗小石子。在政治上，是不讲感情的。里根在这方面更非同寻常。我以为伯恩斯坦的文章的确很有参考价值。他揭示了一个事实：利用教会这张牌来征服人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自己又不留一点可以被人利用的痕迹。
　　由此，我们看清了现实社会主义在东欧和苏联垮台的过程中，美国领导人及其特务部门是如何积极开展工作的。

戈尔巴乔夫的作用

　　那一时期发生的事件，看来虽然令人惊异，但却都很简单明了。比如，柏林墙的倒塌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参加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庆节，第二天，德莱斯顿的街头就开始出现游行示威，很快它发展成为导致柏林墙倒塌的狂风暴雨。在庆祝大会上，昂纳克还保证说柏林墙要再存在几十年。我可以断定，假如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同意，柏林墙本来是不会倒的。当时苏联在民主德国的驻军很多，如果没有俄国人的同意，任何人不敢去碰一碰柏林墙。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能否定。戈尔巴乔夫在接受波兰《选举报》记者采访时说，1981年是否要对波兰进行军事干预的问题，当时根本没有列入政治局会议的日程。也许没有列入日程，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它能使波兰读者相信这是事实吗？因为波兰读者知道，当年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对阿富汗的干预也不是事先安排在日程上的，只是在事件发生以后，才被拿到政治局会议上。无论如何，没有苏联人的答应和帮助，柏林墙是绝对不会倒塌的。
　　1990年夏，西德总理科尔访问苏联，他拜会了戈尔巴乔夫夫妇。这次访问具有重大意义，两人达成了许多默契。一位参加采访的西德《明镜》周刊记者在该刊第30期上发表详细报道。他说，科尔在拜会戈尔巴乔夫夫妇时，德国客人只是张大嘴巴听戈尔巴乔夫的讲述，接受戈尔巴乔夫馈赠的大批礼品。就在这次访问中，双方确定要把两个德国合并。没有莫斯科的同意，要使德国合并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科尔总理在返回德国的飞机上，就开始喝香槟酒以示庆祝。人们应当理解，3万枚核弹头肯定比装出一付难堪表情相更能说明问题。
　　1994年6月，德国出版了一本书：《导致两个德国合并的阴谋》。作者引用的材料都是来自德国档案馆的绝密文件，旨在说明两个德国的合并是值得德国人自豪的壮举。这一胜利当然是戈尔巴乔夫妥协和让步的结果。这对波兰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好的预兆。正象哥穆尔卡直到临死还是一再重复的那样，俄罗斯人和德国人越过波兰人的头顶握手言好，倒霉的往往是波兰人（这句话也是波兰红衣主教维辛斯基对教皇说过的）。
　　实际上，我们对德国在1988年—1990年期间发生的事件并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发生这些重大事件，包括撤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内，苏联发挥了什么作用。
　　第一，克格勃对党和社会的渗透，使他们能够推翻“不听话”的昂纳克；克格勃的颠覆性活动，是受了戈尔巴乔夫的指使，因此昂纳克下台和民德在此时此刻的消失，戈尔巴乔夫是事件的元凶。
　　第二，克格勃同在匈牙利的特务一起，策划了几千名东德人以旅游者身份跑到西方去，然后受到西德大使馆的庇护，接着大坝决口，大批东德公民逃往西方。是苏联对它的“盟友”明目张胆的背叛。
　　那么，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他的动机是：
　　第一，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获得的东欧“卫星国”，原来在经济上不过是一发打不响的子弹，不但对苏联帝国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是一个经济上的沉重包袱，戈尔巴乔夫想把这个包袱卸掉，使本国经济从中解放出来；
　　第二，原来斯大林设想的战略防御带，到了原子时代，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第三，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是要同西方接近，首先是同美国接近，由于受到这些“卫星国”的指责而毫无作为。
　　从这三点出发，戈尔巴乔夫一心想卸掉东欧包袱，就对它们施加压力。这样，意识形态的分量，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德国统一，符合苏联的经济利益。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把赌注押在德国统一上的根本原因。德国人心里明白，德国的统一首先应当归功于谁。我曾有机会询问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既然两个德国的统一给西德带来了很大困难，那么你们当初如果不轻率地搞统一不是更好吗？“不，我们知道，我们掌握的时间只有10分钟，如果戈尔巴乔夫消失了，要搞统一就太晚了。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当然，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当时整个东欧阵营的形势不是那样，德国的手术也不会成功的。如果纵观当时苏联“卫星国”形势的进程，我们就能毫无困难地发现一方面是在推进，另一方面是在抵制。齐奥塞斯库是被枪决的，昂纳克和日夫科夫是被监禁的，雅鲁泽尔斯基躲过了这一厄运，毕竟波兰在这场现实社会主义“死亡之舞”中，扮演了带头作用，为完成苏联提出的这一国际任务提供了榜样。方式是波兰的，旨意是莫斯科的。
　　我了解波兰领导人的工作方式，我可以大胆地断言：有关制度方面和外交方面的所有行动，如果不同“老大哥”商量，波兰领导人是绝对不可能采取的。这不是出于习惯，而是出于必须。因为这是要掉脑袋的大事。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存在的40多年中，只有一名政治家敢于有越轨的行动，这就是哥穆尔卡。他为此付出了双份的代价（一次被监禁，一次被解职——译注）。其他领导人，包括雅鲁泽尔斯基是不可能这样做的。雅鲁泽尔斯基在战场上是一名骁勇的战士，但在政治上就“勇”不起来。象交出政权这样的大事，即把权力交给昔日的敌人，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命令，谁也不敢这样做。这一点，无论雅鲁泽尔斯基还是戈尔巴乔夫都不会承认，从当时政治局会议的文件中，也找不到证据。但是，当时要劝说反对派参加“圆桌会议”，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将军费了多大的力气，也实在难为他了。现在甚至连昔日的反对派也公开承认，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圆桌会议”是不可能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