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呼唤新左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波兰〕亚当·沙夫 -> 困惑者纪事（1995）

1．呼唤新左派

（1）新左派是什么概念？
（2）新使命要由新左派来完成
（3）新左派面临5大挑战

新左派是什么概念？

　　关于新左派，最近一段时间人们谈论得很多，而且一再呼唤它的出台，我承认，尽管不久前我也是新左派的积极信奉者之一，但与此同时我对新左派尚存模糊概念。因为迄今为止谁也没有真正见过“新”左派，那些对新左派高谈阔论的人，对新左派没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新”左派同老左派有什么区别，它如何取代老左派？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阐述。如果对新左派没有完整的思考，那么新左派是无法形成的。可以说，在这方面还有空白，为此让我们试图来填补这个空白。新左派问题的产生根源以及如何理解新左派这一概念。新左派的产生应当追溯到两种对立的社会思潮的发展。新的工业革命使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不可避免地向文明的大突变方向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在《该忏悔了！》一书中已有详细阐述。我的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是，新的工业革命不断深化，必然导致新型社会主义的胜利（或者有人愿意，也可称做“后共产主义”）。这听起来，特别是在反社会主义势力为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欣喜若狂之时，似乎令人震惊。应当说，它们只是想入非非，与实际情况根本不符。由于机器人化不断取得进展，传统意义的劳动势必消亡，接着就出现大量的结构性失业（这一现象，即使是外行也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它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社会制度的变革。因此，必须考虑社会财富的分配，实行某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但这只是说在社会化生产领域里会自发地积累社会主义的因素。我们必须同时加进按马克思的术语上层建筑的内容，在这个社会里上层建筑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平衡的发展，因为它取决于人们活动许多不同的因素。我们已经了解以往共产法西斯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因而人们如何活动不是一桩随便的事：在社会化生产自发发展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上层建筑是否符合这些活动的要求，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严肃问题。这就使人联想到能够承担这一重任的社会力量，即以前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世界左派力量的危机这种危机发生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发生在社会主义运动（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至于以现实社会主义瓦解为标志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崩溃，具有三重意义：在一个既缺乏客观条件也缺乏主观条件的国家里布尔什维克决定建设社会主义，这不但违背健康的理智，而且违背了马克思在上个世纪中叶提出的警告。现在发生的事件不能责怪马克思，而是应当责怪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尽管有少数持正统观点的人对此提出种种反驳，但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的注意他们。左派运动在遭受了沉痛的打击后，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正在世界各地重新崛起。这就进一步说明马克思原来的主张是何等正确。马克思提出的条件，后来葛兰西又向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们提出过忠告，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人们应当记取这个教训。事实告诉我们，基本理论遭到破坏，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这里只说西欧，把亚洲和第三世界先放在一边，因为那里情况特殊），由于它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如此名声扫地，不可能成为一个主导的运动。那么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与共产主义运动相竞争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运动情况又如何呢？这方面的情况更加复杂，这些政党陷入了更深刻的危机之中，这不仅因为国际共运从地平线上消失反对共运是它存在的重要根基之一，因竞争对手不复存在而使自己失去存在的必要。这看来有点荒唐，但却是事实。同时，由于资产阶级的让步，允许建立所谓福利国家，目的是说明没有共产主义甚至比有共产主义在社会福利方面可以做得更多；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这些党纷纷改变成自由主义政党。在它们的纲领里，甚至根本不提社会主义。我们还从社会党第二国际的现任主席那里听到：“我们不能离开资本主义”（《法国社会党钢领》前言），这就不能不提出问题：这样的政党同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左派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具体问题上，由于存在右派观点，才会有左派观点。而左派的社会主义特性及其价值观，是其他政党所没有的（只有少数是例外）。正因为如此，其他政党是不能解决左派面临的问题和完成左派面临的任务的。目前出现的新问题和左派面临的新任务，需要有新的社会势力按照新的活动纲领来完成。最近人们经常谈论说，政党时代已经结束，似乎各种政党的存在都没有什么意义。实际上，没有存在意义的是那些老党，包括老的左派政党。新的左派政党是有生命力的。那么新的左派政党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考虑两个问题：1。有些什么新的问题，左派要完成什么新的任务？2。要完成新的任务，需要有什么样的新社会势力？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总的概念，具有超越历史的内涵。这些内涵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在谈到社会主义原则时，其道德要求的出发点是“爱人”这一基本的最高原则，即自由、平等、社会公正原则。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社会主义就是要求消灭人剥削人的各种形式，或者用学术语言来表达：消灭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一切形式的（包括主观的和客观的）异化。因此，可以用等号来表示，即社会主义是特殊理解的人道主义，正如青年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或人道主义=社会主义。这是问题的核心，是一个不断深化但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终极的境界。与其他制度不同，社会主义始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抓住了实质就不会在千变万化的历史背景下迷失方向。

新使命要由新左派来完成

　　那么，哪些新问题和新任务迫使当代左派必须改变原来的特性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奴隶社会时代，原始基督教的主张是社会主义的（考茨基对此有论述）；在封建时代，农民战争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包含着某种社会主义的因素（恩格斯对此有论述）；在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是最高形式的社会主义，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里，由于新的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主义也在发生变化。同这种变化相联系的是，资本主义实际上已经处在没落阶段。对此，广义上理解的社会舆论还没有意识到，所以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列在首位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正在消亡，与此相联系的是无产阶级也在消亡已有大量事实表明了这一点，日益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就是例证。这使观察这一问题的人，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但对现代科技一窍不通的人，为之震惊。他们往往不能理解这样一个事实：高度发达的国家不仅在经历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而且还在经历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它深刻影响着各种社会关系，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18-19世纪那场人们已经熟悉的工业革命。在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领导国家的上层人士对由此产生一系列坏现象不但熟视无睹，而且束手无策。我这里所指的不仅有企业家和政治家，而且还包括有影响的工会组织。它们依然把结构性失业当成暂时现象，并一再承诺还会恢复到充分就业的时代去。真的，传统意义上的充分就业这一章已经翻过去了，人类至少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里，正处在充分就业时代向充分有事干的时代过渡。这是一个文明突变体的新时代。伴随这种突变体的出现，某种类型的集体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的某种性质）正在出现，任何人都无法扭转这一局面。毫无疑问，在这条道路上是会有困难和阻力的，不可避免地会有斗争。所以特别需要呼唤新的社会势力，即新的左派的出现，要它们来处理这些问题，以便对整个社会来讲，使这一转变不致带来痛苦。旧有的左派政党能够完成这项使命吗？理论上讲是能够的，但实际上它们不能。所以新的使命要由新的左派政党来完成。
　　那么新的任务具体来说是指什么呢？
　　首先就是要使从挣钱劳动的文明向大家有事干的文明转变成为一个没有痛苦的过程。老的左派政党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是因为不可能使这些政党改变传统的注意重点和组织形式：旧的社会主义运动首先注意的是同剥削劳动作斗争，而新的社会主义运动要把组织新型的劳动愉快地干活，作为自己的注意核心。当然这是社会的需要，因而是由社会支付酬金，同现在的学校老师、大学教授、行政官员一样。所以这并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这种愉快的劳动种类将比现在多得多，而且内容也不一样。这一工作的组织，不是靠现在意义的工会，而是新左派。围绕这些劳动将展开类似现在的政治斗争，而围绕社会财富的分配也将展开类似现在阶级斗争的政治斗争，只是斗争的双方并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没有新的分配方式，要使前面提到的突变体存在，是不可能的。持赞成态度的社会势力从性质上讲比现在多得多，广得多。同时，新的社会主义势力新左派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也将发生根本变化。对此，我们应当有思想准备。

新左派面临5大挑战

　　上面说的只是问题的开头，左派还必须面对至少5大挑战。除了全新的左派势力外，没有任何其他势力能够迎接这些挑战。挑战之一是结构性失业，它将改变目前的文明进程。如果人类不能把结构性失业这匹脱缰的野马制服，那么必将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和混乱。不过，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挑战。因为还有更加严重的其他挑战，它们像冰雹云一样在人类头顶上翻滚。这就是原子毁灭、全球性生态恶化、人口爆炸以及南北矛盾。这些危险要么是毁灭性的，要么会造成千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有关这些危险，人们谈论得很多很多，也做了不少表面文章，例如里约热内卢的世界生态会议，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迈出实质性的一步。社会舆论往往没有注意到，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让时间白白流逝本身就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危险。就原子毁灭而言，由于苏联的解体，比前不久更加危险了。
　　撇开其他问题不谈，我们只谈谈南北问题，这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是上面提到的几方面危险的集中反映，而且与前面几个危险互为因果关系。如果拖延南北问题的解决，它迟早会导致毁灭西方文明的大爆发。这不是故弄玄虚，也不是小看西方具有压倒南方国家的技术优势和拥有的原子杀人手段。须知，困兽犹斗，当南方人民被逼到墙角时，他们是不怕原子武器的。更不用说苏联的解体，使核走私和核扩散已经达到失控的地步。西方国家虽然不想因使用核武器而自杀，但拖延本身就孕育着更大的危险。
　　要解决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需要有强大的社会势力自觉地行动起来。为此，我们就回到了本文的正题：呼唤新左派的诞生。
　　新左派至少应具有三大特性：
　　第一，能够把每一种社会主义的价值结合起来，同上述5种挑战展开斗争；
　　第二，只有理解改变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使之成为具有某种社会主义特性的后资本主义制度，上述斗争才能有效展开；
　　第三，必须能够把准备同上述挑战展开斗争的社会势力（除了传统的左派运动和政党外，还有新的社会运动，如生态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团结起来。我认为，这不一定就是一个新的政党，可以是几个政党的联合体或联盟这在很大程度是取决于该国的历史和传统。
　　至于具体如何操作，这要看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没有一个万应药方。当然，在实现我们的目标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各种势力包括传统观念的抵制。也许只有当遭到了第一批灾祸临头之时才能唤起社会的重视。因此，提前意识到这一点本身，就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们提出需要呼唤新左派的出现，这是同我们在以前提到的困惑密切相关的，亦即需要集中探讨新左派的实质以及新左派的特性。很明显，新左派会遇到传统的抵制。但新左派是如此必要，我们就必须致力于它的诞生。由于新左派不可能是一个政党，左派的整体结构可能是松散的，这虽然有其消极方面，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这种分散，从某种意义上讲，左派的整体就难以具有明确的轮廓。现在可以下一个结论：要建立新左派，必须摒弃一切对过去的留恋，既包括对以往共产主义的留恋，也包括对以往民主社会主义的留恋，但应继承这些运动的积极因素。
　　就遇到的抵制而言，由于本人一直积极参与了过去的左派运动，我也常常感到感情上的抵触和不安。但是，为了事业本身，为了使这个运动出现新的、健康的形式，必须自觉地实现这个转折，必须为正在诞生的新左派切断与过去相连接的脐带。对于参加第二国际的、属于东欧地区左派的政党，情况比较明确，也比较好办。这首先是指要求复兴那些已经丧失了元气的、并企图一笔抹煞自己历史污点的政党。作为一项社会工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它致命的倒霉事情是冠以社会主义这个形容词的第二国际已经徒有虚名。在社会党国际中那些所谓的左派党已经变成了自由主义政党，只有少数是例外。这些政党的社会主张甚至比传统的自由主义政党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某些社会党也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一词今天在一部分选民中成了可耻的名词。虽然这些政党还在争取这部分选民的支持，但不得不放弃旧有的名称，取消社会主义一词。最好的例证是许多这样的政党，在自己的纲领中再也找不到“社会主义”这个词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新左派来讲，最大的危险是机会主义和丢弃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我深信，在目前状况下，特别是结构性失业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要扭转这个局面是不可能的。这样就会使目前处在危机中的社会民主党归于崩溃。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处境对新左派的诞生和发展不会产生意识形态的某种危险，相反还可能促进新左派加速形成，并变得越来越激进。
　　对共产主义的依恋，对新左派的形成来讲所产生的影响，情况完全不同。虽然共产主义运动在欧洲已经失败，但它的组织残余还依然存在，更不用说它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与此同时，不应当忘记在亚洲，首先是中国、越南、朝鲜，在所谓的“南部”国家里，共产主义依然强大，而且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它的力量还将越来越强。那么，这是社会主义吗？如果按照马克思的经典论述来讲，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下结论：不是社会主义。那么这是什么制度呢？我建议还是不要轻易下结论为好。让我们记取马克思当年说过的话。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作了5种划分后又被迫追加了一种：亚洲形态。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至今还有疑点，而且在马克思主义者中至今仍有争论。尽管我们欧洲人对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形态称作“亚洲式的社会主义”呢？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而它的存在恰恰使新左派的形成和发展更加复杂化。
　　无论如何，对共产主义的依恋是一个必须特别注意的问题。前共产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应当认真加以研究，这也是他们的道义责任。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困难的时代，也是一个旧的社会主义形式危机深重因而要求出现新的社会主义形式的有趣时代。传统的社会生活结构正在崩溃，一种全新的结构正在出现。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中孕育着各种矛盾和冲突，需要迅速提出解决的办法。因为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正在日新月异的改变着世界，向人类提出了绝对必须解决的任务，以适应这场革命的需要。它触及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结构，向传统的社会生活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无论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我们已经经历过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都不可能抵御正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的这场工业革命。世界上各种势力都在寻求出路。一部分人用比较隐蔽的、躲躲闪闪的办法来寻找，不敢承认目前危机；另一部分人则比较公开、自觉地寻求新的办法。后者当然更加有效，有可能达到目标。在这些探索者中间，也有许多人是主张修改社会主义思想的。
　　当然，在谈到新型社会主义时，我们必须对新的社会生活进行分析，也要对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的表现形式及其经验进行评价，从中借鉴我们以往所犯的错误，首先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以免以后重犯。同时也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总结正面的成果，得出有利于我们今后判断是非曲直的结论。在分析当前生活的实际时，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在对未来社会主义进行思考时，不仅要考虑到它的积极方面，而且也应冲破一切禁区看到它的消极方面，亦即社会主义不应当出现的东西。我早就同那些急于搞社会主义的想入非非的人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是有害的，我们不应当回避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由于某种历史原因，也可以出现例如在前苏联一种被歪曲的、被扭曲的社会主义，不管怎么说，它战胜了资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社会主义。这就是现实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在过去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建立新的制度。我们不能装作“纯洁而又纯洁”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并不是追求语义学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纯洁性。
　　新型社会主义不能再犯现实社会主义已经犯过的错误。现实社会主义尽管也叫社会主义，但它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事实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本没有出现过，有过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理想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不好的社会主义。大量事实已经说明，如果原来没有设计好，社会主义也可能比资本主义更坏。但是，我们大家都曾经是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并为之忘我工作，它产生的后果，我们也应该承担实实在在的一份责任。我们要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而且我坚信它一定能建设起来。只有政治虚无主义者才无法理解这一点。
　　至于“前”人，即使那些没有直接参与前制度的工作，为了在历史转变时期，不失去自己的尊严如果年龄允许的话，也有责任参加纠正以往错误的工作。毕竟我们都是这个群体的成员，我们有责任把今天所犯的错误告诉后代人，以便今后再也不要犯有可能危害未来社会主义的错误。